文/汪俐辰

　　近年来，基层工作者“忙”和“累”成为一种常规现象，许多基层工作者在表格、打卡、应对检查中疲于应付。

　　一个多月前，全国政协委员、编剧蒋胜男在微博公开向中小学老师、乡镇工作人员征集为基层减负内容。截至目前，她在微博发布信息有收到1000多条留言，各渠道征集邮件、信件等已达几千份。

　　不要“困在表格里”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蒋胜男发现，基层工作者面对“千条线”时，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各种报表、汇报材料、迎检资料等事务性工作中，用于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时间被严重压缩。

　　蒋胜男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时坦言，一些地方基层减负，甚至还要为此多填一张“基层减负整改工作进度表”。

　　某城区基层接诉即办专员正面临这样的问题。该专员介绍，按照目前接诉即办结件要求，对于电话联系不上的市民，要求提供打不通电话的视频记录作为结件材料之一，还需附属其他结件材料。部分材料还会出现重复提供、反复修改的情况，“这使得办事人员分出了很多精力在材料准备上，而不是放在实际解决市民诉求上”。

　　近几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各种政策，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推出大数据工程，依托互联网技术，让数 据多“跑腿”，希望能为基层减负增能。

　　不过，对一些基层工作者来说，有的“数据系统”让基层负担不减反增。蒋胜男举例说，各种“群指令”使基层工作者24小时要接受各种“忽然发下”的指令，更加不胜负荷。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也关注到这一现象。吕国泉表示，数字信息技术让隐形加班日益常态化，成为“无偿加班”，另外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进工作群，下班时间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等方式安排工作，劳动者“休而不息”“人在曹营心在汉”，休息权、隐私权得不到保障。

　　困于非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

　　除了基层工作者，中小学教师也忙于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

　　蒋胜男发现，许多中小学教师每天需要完成各种保险、防诈、安全头盔、防溺水、美育、竞赛、活动、突击检查、APP下载、打卡、拍照、公开课等任务。有些教师每周参加会议及学习十次以上，每学期数十本台账。

　　北京某小学教师对国是直通车说，现在不仅要承担教育教学工作，还要完成很多非教学性事务。有时还要到校门口去劝阻接送孩子的家长规范行驶，“专心教学生反而成了一种奢求”。

　　民进中央同样关注到这一现象。今年民进中央拟提交《关于减轻教师负担让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的提案》，指出中小学教师减负“不到位、不彻底”问题仍比较普遍，负担过重现象依然存在。

　　提案指出，行政任务转嫁给学校，给教师带来负担。中小学校在教育经费、人事任免等方面依赖行政部门的调配，办学相关的各种资源掌握在不同行政部门手中，学校不得不承担临时性增量任务，如帮扶走访、反诈宣传等事务，对微信公众号文章的转发点赞投票等任务。

　　全国人大代表、沧州市第十六中学校长唐景丽直言，教育是一项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业，经不起打扰。减轻非教育教学负担，是中小学教师群体普遍的心声与诉求。“如果非教学任务太多，学校就只能被迫走过场、干虚活，不仅这些任务本身的完成质量堪忧，教师们也将苦不堪言。”

　　如何真正减负？

　　蒋胜男表示，在区块链时代，数据的输入、修改和传输等操作均可被精确记录和追溯，完全可以减少纸质文件报表必须手工填写的所谓“留痕”，提倡“数据网上走”“报数不报表”，既能解决瞒报、漏报、虚报、误报、重报、迟报等问题，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又能真正减轻基层多头报送的压力。

　　至于隐性加班，吕国泉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指导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列入界定、补偿离线休息权的条款，约定线上加班补偿标准。此外，对用人单位隐性加班行为，执法部门要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针对中小学教师所面临的行政压力，民进中央建议完善学校非教学任务准入机制，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经批准的督查检查、考核评比、创先争优等活动，与教育教学无关的调查测评、网络投票、普查统计、信息填报等活动一律不能“进校园”。充分发挥书记校长把关作用，对学校非教学任务进行横向分类与纵向分层管理，可以由学校领导班子、中层层面进行有效处理的，不再转移给一线教师。

　　“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转嫁压力行为，确保教育部门的工作不受外界干扰。”蒋胜男认为，分管教育的领导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的行政压力，应负起为教育部门抵制压力的作用，而不能变成转嫁压力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