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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013年9月18日,北京海淀区一派出所来了两个女孩,他们是来报案的。他们自称被人“潜规则”了。那些潜规则他们的人,还给他们拍摄了性爱小视频,以此要挟他们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由于他们感觉被骗了,所以,就过来报警了。民警通过了解得知,来报警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他们都是18岁,如花一般的年纪。两个人长得也都很漂亮,姐姐叫包包,妹妹叫依依。他们是怎么被潜规则的呢?又是怎么被拍摄了性爱视频的?18岁姐妹花遭潜规则双胞胎姐妹花说,他们在肯德基吃饭时,遇到了一个叫孟庆波的男子,这个男子说他是星探公司的负责人。他觉得包包和依依长相漂亮,身材高挑,有当明星的潜质。他相信,只要包包和依依进入他的影视公司,日后肯定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的。谁还不想当明星呢?包包和依依这一对姐妹花,就这样上了他的套。他们进入到孟庆波的公司,发现这个公司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而且公司的办公室还是在民宅中。这能是影视公司吗?他们刚开始有点怀疑,但是,当她们看到大量的年轻漂亮女孩,出现在该公司时,他们就打消了这个顾虑。图为包包和依依原来这个公司的大老板家叫胡卫东,他把自己包装成电影学院里的老师。他还说自己开的影视公司,就是为了培养明星的,靠他的人脉,想要培养出几个卖座的明星,还是不难的。不过,他培养人是有条件的。到底是什么条件呢?说来也简单,就是女孩可以接受就行了。那就是他要和这些女孩睡觉,只要签约他的公司,都要接受他的潜规则。然后,他动用自己的资源,花费重金来培养这些女孩子。结果有20多个女孩,都接受了他的潜规则。包括包包和依依这对姐妹花在内。胡卫东阐述作案经过聚众淫乱他们这些女孩,接受公司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他们如何社交,还要求他们把之前的社交账号密码全部上交。这些东西不让他们用了,让他们重新注册新号,扩展新的人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才有可能在众多影视从业人员中脱颖而出。白天他们上社交课,晚上他们被胡卫东“翻牌子”。只要是被翻到的,就要和胡卫东睡一个房间。殊不知在他们睡觉期间,胡卫东都拍摄了他们的小视频。为何要拍摄小视频呢?胡卫东还拍摄了小视频包包和依依,他们是在公司被培训了三个月,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的。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演戏,也不可能演戏。他们所在的这个公司,是没有自由的。一天24小时,都是有人监视他们的,他们不能自由出入公司。必须要有人陪同。他们还要拉投资,陪投资人睡觉。若是有谁敢不答应,胡卫东就拿出那些所谓的小视频,用这些小视频威胁他们。女孩们为了自己的名节,不得不去陪投资人了。这些投资人又是什么人呢?包包和依依还要陪投资人睡觉名义上这些投资人,都是投资电影电视剧的,至少胡卫东是这样给他们说的。只要他们伺候好投资人,被投资人看上了,那么投资人就会给他们花钱,让他们当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主角。可是,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花钱来嫖娼的。只不过这个钱,都进入到了胡卫东的钱包里。他们这些拥有电影梦想的女孩,全部都被骗了。若是继续在这个地方,只能是消耗自己的青春,不可能成为明星的。他们该怎么办呢?包包和依依,这一对姐妹花,他们打算举报胡卫东。一定要让这个骗子被绳之以法。双胞胎姐妹接受采访处罚结果他们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经纪人,由于他们是没有外出的机会的。就看经纪人能不能帮助他们了。其实这个经纪人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她就以为他们公司,是正经的影视公司。哪能想到公司还有这样的猫腻,确定姐妹花说的是实话后,她决定帮助姐妹花。趁着老板胡卫东不注意时,她将姐妹花带到了派出所。民警知道了他们的遭遇。胡卫东和孟庆波两个人都落网了,他们将接受怎样的惩罚呢?姐妹经纪人接受采访由于被他们骗的女孩多达20人,性质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所以,对他们的判处,也是相当严重。法院给出了如下的判决结果:胡卫东犯组织卖淫罪,聚众淫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5万元。孟庆波协助组织卖淫组,聚众淫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罚金2万元。两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被骗的20多个女孩,也都被成功解救。图为判处结果这个案件再次说明,不少的拥有明星梦的女孩,由于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仍然会被犯罪份子盯上,并且上当受骗。即便是明知道有潜规则,他们依然勇往直前。直到栽了跟头,才后悔不迭。真的是让人感觉痛心呀。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有道德底线,不要做违背道德,甚至违背法律的事情。再就是那些骗子了,怎么忍心对如此年轻的女孩下手的。这些犯罪犯罪,都应该枪毙。大家说对不对?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当地时间9月19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际机构必须制定措施,打击将电子设备用作爆炸装置的行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沃洛金表示,在黎巴嫩,传呼机、对讲机等电子设备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数十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到影响。沃洛金说,必须彻底调查在黎巴嫩发生的事件,家用电子设备被用作爆炸装置这一事实本身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查。有计划的高科技袭击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大规模生产此类“武器”的可能性将恐怖主义推向一个新高度。沃洛金指出,这是对所有国家的全球性威胁。国际机构必须制定措施打击此类罪行。(央视新闻)延伸阅读黎巴嫩传呼机爆炸事件:可能是收到代码后被远程引爆据新华社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菲拉斯·阿卜亚德1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下午黎巴嫩多地发生的传呼设备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该组织成员携带的大量手持寻呼机几乎同时发生爆炸。有媒体称,这是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出现的“最大安全漏洞”。黎巴嫩真主党一名官员称,有人在发生爆炸前感到寻呼机发烫,随即将寻呼机丢开。报道称,目前无法确认手持寻呼机大规模爆炸的原因,但多名专家和知情人士均表示,爆炸很有可能与寻呼机供应链被渗透有关。据此前报道,有消息称爆炸事件涉及的手持寻呼机出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金阿波罗公司。不过该公司创始人回应称,这批设备实际由欧洲公司制造。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这家欧洲公司为“BAC”,但并未透露其具体地址以及完整名称。美国官员:寻呼机突然被引爆或因以色列秘密行动被识破一名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和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爆炸发生前几个月,往黎巴嫩真主党订购的大批手持寻呼机内放入了少量炸药。消息人士称,寻呼机内放入了3克炸药,于今年春季进入黎巴嫩,而真主党几个月来都未发现其中有问题。截至目前,以色列尚未对此次爆炸事件发表评论。不过三名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之所以引爆寻呼机,是因为其认为真主党可能发现了他们的一项秘密行动。发生爆炸后的寻呼机 央视新闻截图一名以色列前官员则称,以色列原本计划在可能全面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引爆寻呼机。还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被报告可能有两名真主党成员对这些寻呼机生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高级官员决定引爆这些寻呼机。寻呼机是如何被引爆的?或在运输中被截并装入炸药收到代码后被远程引爆关于炸药放置的位置,此前有报道称,炸药被放置在了电池旁边。不过信息安全咨询公司TrustedSec的安全情报主管卡洛斯·佩雷斯分析称,爆炸发生时,电池中可能有一半是炸药,另一半才是真的电池。英国陆军前拆弹人员解释称,爆炸装置一般有五个组成部分:放置的容器、电池、触发装置、引爆装置和炸药。“寻呼机本身已经具备了前三个部分。只需要再加上引爆装置和(放入的)炸药,就可以被引爆。”在黎巴嫩,人们登记为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新华社发黎巴嫩高级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装有炸药的寻呼机在收到一条代码信息后爆炸,“(以色列)摩萨德在寻呼机里装了一块装有炸药的小装置,该装置可以接收代码。类似的装置还很难被扫描仪发现。”美国网络安全公司Errata Security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格雷厄姆提出了“黑客攻击”的猜想,其认为黑客有可能通过含有恶意代码的页面让寻呼机的电池爆炸。不过其同时指出,首先这对黑客具有挑战性,因为黑客需要提前知道设备的型号等信息,且根据视频来看,此次爆炸的威力远大于普通电池爆炸的威力。“我倾向于认为,这批寻呼机可能在运输过程中被截,并被植入了恶意代码和炸药,远程就可引发爆炸。”格雷厄姆说道。专家分析:策划此类袭击或需要数月至2年之久有报道指出,要策划此等规模的袭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虽然具体情况不详,但多名专家估计,这样的袭击,至少需要筹划数月至2年之久。此次袭击的复杂程度也说明,背后策划者一直在搜集相关情报。报道称,这场袭击需要策划者在寻呼机散发出去之前,就保证能获得该种设备的某种访问权限,还要想办法确认攻击目标是否携带了寻呼机。英国前陆军军官、爆炸物处理专家肖恩·穆尔豪斯称,此次爆炸的规模表明这背后有“国家级别的参与者”,“摩萨德就是最明显的嫌疑人,他们有能力实施此类袭击。”有着28年美国情报工作从业经验的保罗·皮拉尔称,这也说明以色列有能力以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渗透入对方内部。据报道,以色列过去也曾利用通讯设备实施爆炸袭击。1996年,负责给哈马斯制造炸弹的叶哈亚·阿亚什在加沙城与父母通话时被炸死,有报道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策划了那次爆炸袭击。2001年,一名被以色列通缉的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阿克萨烈士旅组织成员奥萨马·贾瓦布里在前往公用电话站打电话时被炸死亡,巴勒斯坦人指责以色列该对此负责。

(原标题:2024年9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 ▲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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