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主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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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某珍和鲜大爷居住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王家镇乡下,两女一子都已成家,在外居住生活。儿女们曾经接了二老到城里方便照顾,但他们待不了几天就坚持要回去——他们在村里种了四亩田地,养了鸡鸭,生活自给自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踏实。这片稻田,就是夫妻俩一起播种的,今年收成不错,预计能收一千多斤。但这一次,罗某珍再也无法享受丰收的喜悦……1割稻葬礼已过去好几天,鲜大爷仍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这位86岁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头发花白,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握手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关节处的硬茧,这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妻子罗某珍比他小3岁,勤劳本分,比他心细,家里大小事都是妻子拿主意。但在几天前,这个家拿主意的人走了。“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她都是为了我啊……”9月9日,坐在凳子上的鲜大爷突然低下头,用手捂住双眼,屋里随后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9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凌晨5时,鲜大爷和妻子罗某珍起床煮了稀饭,这是当地常见的早餐。吃饭时,妻子说自己有些头疼,他不放心,让妻子等会儿去看医生,不要跟其下田割稻。但妻子觉得只是小毛病,吃过饭就拿上镰刀背着背篓跟他一起下田。这块稻田,鲜大爷和妻子已连续收割了两天,再劳作一上午,就可以收完了。他后来想,妻子那天肯定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割稻太累太慢,才坚持要一起下田的。▲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今年鲜大爷家的稻子收成不错,预计有一千多斤。鲜大爷说,春耕时没下雨,稻田距河远抽水不便,错过了插秧时节,好在后来落了一场雨,他跟妻子拿上钉耙花了两天平整稻田,赶着撒下3斤多稻种。这样直接将谷种随意撒进稻田,对于种庄稼几十年的鲜大爷夫妇来说,也是第一次。好在,这些种子努力地发芽、生长,终于变成黄澄澄的稻穗。鲜大爷和妻子只需割下稻穗,背回家用机器脱粒就好了。9月2日上午,年过八旬的夫妻俩一直在稻田忙碌。上午9时,南部县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提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今年以来,当地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从来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热。”鲜大爷说,割稻这几天,他和妻子每日凌晨5时起床,吃完早饭就下田,一般劳作到上午11时才回家。那天上午割稻时,罗某珍又嘀咕说自己头有些疼,鲜大爷催她去看医生,但她并没停下手里的镰刀。11时许,鲜大爷让妻子先回家,剩下的稻子自己一个人割就行了。罗某珍看了看自家田里所剩不多的稻子,同意先回家。随后,她走上田埂,背上背篓,离开了稻田……2死亡妻子走后半小时,鲜大爷也回家了,只剩最后一点稻谷没收割。然而,回到家,他却没看到妻子。妻子左眼早年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平时不用手机。他呼喊妻子的名字没回应,又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人。鲜大爷慌了,给远在成都的儿子鲜伟(化名)打电话,儿子闻讯往家里赶。鲜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家的监控能确定母亲当天没回家,邻居家的监控显示母亲离开稻田后,走向了跟回家相反的方向。在回家路上,鲜伟报了警。当天下午,村干部通过广播号召村民帮忙寻人,但一直找到晚上毫无进展。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村民们心中闪现出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溺水了?村外就是西河……9月3日,接到求助的南部县红十字会救援大队带着装备进村,除了在岸上寻找,还重点沿河搜救,但一无所获。▲救援人员在河里搜救 救援队供图直到9月4日早晨,家属和搜救人员在村里一处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罗某珍,她倒在荒草丛中已经去世,现场还遗留着她的背篓。这里,距她的家有三四百米远。鲜伟说,这里本来有条小路,但很多年没人走了,现在杂草齐腰,不走近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搜救人员和村民分析,罗某珍失踪那天应该是中暑了,而且情况严重,加上她视力不好,迷迷糊糊中走错了方向,最后晕倒在山林里不幸去世。鲜大爷至今后悔不已,那天如果自己不继续割稻,而是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妻子就不会出事。3留守鲜大爷的家,位于村庄的一个山弯里,周围还有几户人家。平时只有三对夫妇留在这里生活,最年轻的是鲜大爷的侄媳,但她今年也已70岁,三户人家都种着庄稼。土地,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有了土地才能种出更多粮食,养活一家人。鲜大爷和妻子从未外出务工,就靠着土地养育了两女一子,供他们读书、长大,然后各自成家。鲜伟说,母亲虽患眼疾,但热爱劳动,心思细密,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此前,他们曾尝试将父母接到成都生活方便照顾,但父母待了几天就坚持要回老家。作为子女,他们只能顺从老人心愿。他们带父母去做过体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连常见的“三高”也没有,这让他们对父母回老家生活也多了一份安心。“我想我妈心细,两个人在老家互相照应,种点蔬菜就当锻炼身体。”鲜伟说,没想到父母回到老家还是坚持种了很多庄稼。提到母亲的意外离世,鲜伟感到很内疚,“他们(父母)总想着给儿女减轻负担,作为子女,我们是不孝的。”但鲜大爷说,儿子、儿媳和女儿,对他和妻子都很孝顺,几个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和妻子平时身体情况都还可以,打理着家里的四亩田地,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也种稻谷、油菜。此外,家里还养了鸡鸭。“每天都有活儿等着干。”鲜大爷说,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也要时不时去地里看看庄稼,锄草施肥,忙完回家还要给鸡鸭添食喂水。晚上,罗某珍因视力不好,夫妻俩很少出门散步,也不看电视,早早就上床休息,等待新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重复,但鲜大爷和妻子都觉得踏实。4这一代人罗某珍的离世,在村里没有引起太大讨论。村里人不多,留下来的也基本是老人,死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一名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村民会根据自身情况种些粮食庄稼,对于那些无人耕种的撂荒地,村委会便统一耕种管理。走在村里,房屋“关门闭户”很常见,一些屋前院落甚至长满荒草。但撂荒地很少,成片稻田在收割后留下或高或低的谷桩。61岁的老杜花了5天终于收割完父母种的一亩多稻谷。老杜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在新疆做生意30多年。因年近9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83岁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兄弟几人商量后决定轮流回家照顾父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送父母就医。老杜说,去年有一次父亲突发疾病,自己远在新疆,只能打电话托老家一个朋友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他的母亲在一旁抱怨,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她每年都要种些水稻、花生和玉米,现在每到庄稼收割就发愁,不知该怎么收回家。好在今年老杜在家,帮忙将粮食收回了家。他算了笔账,今年收割一千多斤谷子,按每斤1.4元计算,除开成本就1000多元,这也就是自己两三天的收入。他的母亲觉得账不能这么算,自己在家种点粮食喂些鸡鸭,总能给孩子减轻些负担。她和老伴曾被儿子接到新疆生活,但待了两个月就坚持要回家,“不习惯,我就想回老家喝点红薯稀饭。”同在一个村生活,老杜的母亲也为勤劳本分的罗某珍意外离世感到惋惜,“她怎么就没走回家呢?”母亲就这样走了,鲜伟有些伤感地说,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这代人总想着为儿女减轻负担,平时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小病小痛总想着忍一忍就好了。比起来,他们对地里庄稼的长势这些农事更关心,也更心中有数。儿女们担心父亲鲜大爷接受不了这突来的打击,商量后决定接他进城生活。鲜大爷这次同意了儿女的建议,进城前,他卖掉了家里的鸡鸭,还跟儿子一起,去把地里已成熟的花生收了回来。▲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坐在屋里,他抬头就能看到百米开外的那块稻田,走路就三四分钟,他想不通妻子那天怎么就没走回来。他多想重回那一天,他会搁下手里的镰刀,跟妻子一道回家。他又重复着说:“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

▲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中新社记者:据报道,李强总理已结束对沙特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相关情况?毛宁:应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于9月10日至11日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强总理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共同主持召开中国—沙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沙特工商界代表进行座谈。李强总理表示,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特别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坚定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坚定把彼此发展看作重要机遇,进一步发挥高委会机制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双方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鼓励本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要办好“2025中沙文化年”活动,推进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李强总理鼓励两国企业家把握大势,展现作为,希望沙特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更加坚定地在中国投资兴业。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做好外资企业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扎根中国、赢在中国。在沙特期间,李强总理还会见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中方愿同海合会通过中海战略对话等机制加强政策协调,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持久睦邻友好。海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等地区问题上坚持公正立场,支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多位非洲领导人将中非合作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中非伙伴关系是全球南南合作的主要支柱。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如何看待南南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毛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峰会上就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提出了六大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认同,这对引领“全球南方”加快实现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实施了150多个项目。在南南合作中,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始终真心诚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我们将继续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繁荣。图为媒体记者提问韩联社记者:9月8日至9日,中国驻朝鲜使馆冯春台临时代办出席了朝鲜国庆76周年庆祝活动。请问王亚军大使是已离任还是目前不在朝鲜?毛宁:据我了解,王亚军大使正在国内休假。韩联社记者:朝鲜今天向韩国东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发射是否与中国和俄罗斯在东海海域和鄂霍次克海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朝鲜此前连续五天向南发射“垃圾气球”,随后又发射了弹道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关于第二个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持有关方面通过对话改善关系。法新社记者:据报道,韩国足球运动员孙准浩本周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赛。但他否认了任何不当行为,称他的供述是被迫的,并且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了中国警方的威胁。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是否已通知国际足联关于孙准浩禁赛的事宜?毛宁:今年3月,中国司法机关对韩国公民孙准浩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作出公开宣判。孙准浩认罪认罚,当庭悔过,表示不上诉。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关于你提到的禁赛等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澎湃新闻记者: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2024世界贸易报告》,重申贸易对于减少贫困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性,指出保护主义加剧可能会让缩小贫富差距的进程倒退30年。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保护主义既不高效,也不划算,更多更好的贸易才能让更多民众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也注意到世贸组织这份报告。报告还指出,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将损害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贫困和经济边缘化的国家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中国是开放贸易的重要贡献者。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通过贸易促进全球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包括贸易繁荣伙伴行动在内的十大伙伴行动,宣布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没有前途。世界的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务实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交通和物流条件,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水平和能力。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昨天中国与菲律宾就南海问题举行了坦诚的高级别会谈,中方能否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哪些共识,讨论了哪些问题?毛宁:昨天中菲在北京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我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结束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正在重新考虑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税问题上的立场,并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都重新考虑立场,强调欧中之间不应发生贸易战,而应该达成妥协,寻求解决方案。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欧盟方面更多倾听理性客观意见,充分认识中欧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合作潜力,展现灵活与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妥处经贸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法新社记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今天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叙述了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网络遭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渗透后,澳大利亚政府派遣专家组赴斐济向论坛提供协助的情况。中方是否了解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同时也注意到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并没有将此次黑客攻击与中国相关联。类似出于政治目的炮制的虚假信息已经出现了多次,旨在挑拨地区国家与中方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南太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希望有关方面充分尊重南太国家平衡发展与各方关系的权利。彭博社记者: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商务部通知国内电动汽车企业,不应向他国出口中国电动汽车技术或在印度投资,在土耳其投资设厂前应通报中国工信部和驻土使馆。一直以来,中方批评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技术销往中国,那么中方为何阻碍或控制电动汽车技术出口至印度、土耳其等地?毛宁:这个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王毅外长正在出席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会议。与会期间,王毅外长与他国一些外长、代表举行会见。王毅外长是否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见?毛宁:关于王毅主任出席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见,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请你保持关注。图为女记者提问

“已经9天9夜了……”9月12日,四川资中的刘双艳仍在四处寻找失联的66岁父亲。她告诉红星新闻,父亲刘继元是9月3日晚在老家离家后失联的。失联前,父亲和她的最后通话中还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图为刘继元照片事发后,家人找遍方圆几十里都没发现刘继元的身影。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帮忙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刘双艳说,她和家人希望尽快找到父亲。夫妻俩在县城摆摊卖菜男子回老家后失联刘继元的老家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7组。刘双艳介绍,最近一两年,父母都在资中县城摆摊卖菜。9月3日临近中午,因为天热,母亲表示不用收摊,但父亲担心菜被晒蔫了,坚持收了摊,母亲为此将菜搬进了库房。收摊后,母亲回县城的住处做饭,父亲则装好衣服,骑三轮车回了老家,母亲追出去也没追上。“妈妈那天也没吃(午)饭,就回了老家。”刘双艳说,回老家后,母亲发现爸爸在睡觉。想到平时卖菜很辛苦,凌晨两三点便起床进货,母亲并未在意。母亲上山转了一圈后,还和父亲一起打了核桃并去皮。父亲将打碎的一个核桃给母亲吃,但母亲因口干没吃。打完核桃后,父亲提出到资中县城,母亲觉得天热,次日卖菜也不需进货,便说第二天一早再进城。刘双艳还记得,当天晚上,她和父亲的通话中,除了提及这些情况,还说到自己的小儿子几天后过生日,让父亲来吃饭。“当时,我手机老是没信号。”她说,电话断了后,她又给父亲打过去,但父亲说的话让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电话中,父亲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还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嫁给他“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当时,我就回了他一句‘你说的啥子哦’。”刘双艳想不通父亲为何这样说。事后,她看到这通电话是19时36分打的。由于手机信号不好,电话挂断后,她赶紧给丈夫和妹妹说了情况,让丈夫给父亲打电话。几分钟后,她打通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父亲在房间里,于是她和母亲还聊了10多分钟。当时,刘双艳的丈夫拨通了岳父电话,但岳父并未说话,随后挂断了电话。刘双艳称,当母亲和她通完电话后,发现父亲不在家里了。母亲还以为他和平时一样出去耍了,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其回家。随后,母亲和邻居开始寻找,当晚9点过给她打电话告知情况。“我们赶回去,到处找也找不到,喊也喊不应。”警方介入帮助寻找9天9夜过去仍无消息在刘双艳看来,父母当天因为收摊意见有所不一也很正常,而且回老家后两人还一起打了核桃。但父亲失联前将钥匙、社保卡、驾驶证,退伍证和银行卡,还有所有钱放在床边柜的鞋盒上有些反常,这与他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听妈妈说,最近这段时间爸爸很‘小气’,早上妈妈给他买两块钱的稀饭,他都要骂妈妈,说妈妈破费了。但妈妈觉得,他很节约,习惯了。”刘双艳说,父亲离家时只带了一部手机和一包烟,还有一个打火机。刘双艳称,几天来,家人在方圆几十里都找了,还贴了寻人启事,她和朋友在社交平台发消息寻人,邻居也在帮忙。家人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没有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如今,9天9夜过去,刘继元仍没有任何消息。刘双艳表示,她和家人都希望尽快找到父亲,“什么结果都接受,就想找到他,哪怕是最坏的(结果)”。9月12日,归德镇玉皇村一村干部向红星新闻证实了刘继元失联的事,其表示村委会也组织了村民帮忙寻找,但目前仍无消息。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95后放线员在大兴安岭工作地失踪多日,或落入"塔头地形"截至8月2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工作的29岁放线员董磊已失踪12天,他的母亲和未婚妻从老家赶至林场,苦等他的消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当地森林公安处获悉,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不排除迷失方向或陷落入当地特殊的“塔头”地形的可能。家人发布的公开求助信失踪12天动用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未果董先生的未婚妻妹蒋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姐夫承揽内蒙古元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担任放线员。“8月14日,他们一行3人一起上山,测量是分固定点和移动点,他留在移动点,其他两个人手持机器前往移动点,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就一个人在山上。”“因为山里没有信号,手机一直联系不上,甚至都没有对讲机。他们说是在集合地集合,最后是在下午05:55,他所在的固定点的机器关闭,从这之后就再没有信号了。”蒋女士告诉记者,“8月14号失踪,8月20号联系的亲属。8月15号他们公司报警,当地的森林公安去现场查看,制定了搜救方案,从8月16号开始,动用了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至今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现在主要是他们公司在组织人力搜救。”蒋女士解释称:“装甲车主要是载人,我们亲属上山坐的就是装甲车。”搜救现场山高林密大兴安岭林区望不到头,有野生动物出没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12天,他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目前一无所获。“具体失踪的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他工作地点,已经去查看过,那一片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大兴安岭的林区,全是白桦树,长得很高,现场什么痕迹什么物品都没有发现。”蒋女士介绍,“从免渡河镇里到山上得有五六十公里,那里是林区,基本没有住户。这片林场方圆估计有10到20公里,正在修公路,路途不好走。护林员休息的地方得走十多公里,包括能躲避的山洞也去找了,也没发现他的身影,他有可能是在林区迷失方向。”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的林场已经去查看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区全是白桦树,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蒋女士表示,姐夫的手机平常就没有信号,这次上山工作都没带充电器。“8月14号早上6点,他借工友手机给家属打过电话。事发第二天当地下过一场雨。据当地人介绍,那里是有野生动物,但是没有狼、熊等大型的野生动物。”“他老家在甘肃,不存在私自返家的可能,我们就是从甘肃天水过来的,现在什么都没发现,他是工作时失踪的,他携带的工作仪器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都没有,相当于他是带着仪器凭空消失了一样的感觉。”天气多变在镇里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晚上会更冷记者看到,元发公司出具书面的搜救行动计划中,特别提醒,考虑到当地地形地貌复杂,野生动物较多,行动中可能遇到各种风险,加之天气的变化,要时刻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保障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沟通搜救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蒋女士告诉记者,“当地有一种特有地形,看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但猝不及防就掉下去。我姐姐和他母亲去实地看过,当地的森林公安很有经验,在搜救时想到这方面,但去现场查看也没发现。”“当地到了晚上以后天气比较冷,昨天(8月25日)晚上我们在免渡河镇上,还没在山上,就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了晚上会更冷。”辞职单干家中独生子,夫妻俩原来商定年底举行婚礼蒋女士表示,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找到董磊。“我算是他的小姨子,我姐和他订婚,他们属于未婚夫妻,原定是年底举行婚礼,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蒋女士介绍,董磊原先在中建工作,“他的职称是放线员,学历是大专。因为没项目的话,只能拿基础工资,所以很难坚持,他就辞职,单独联系项目。”蒋女士表示,董磊属于元发公司的临时工,还没结算工资,“这种是自己联系项目,一个项目结一次工资,不是长期和这个公司合作。”森林公安搜救有可能迷路,也有可能落入“塔头地形”8月2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免渡河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未发现失踪者的踪迹。“他们公司标段的工作人员,还有林区的工作人员还在山上寻找,山上没有什么猎户,山里也没有监控,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没找到,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告诉记者,山高林密,搜救有难度,“他有可能迷路,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标段的工程点,整个林子的辖区那就大了。”民警向记者解释当地特有的“塔头地形”,“就是山区里的草丛,跟沼泽差不多,它就是一个个草堆组成的,它底下是湿地,有水,我们当地俗称叫‘塔头’,他有可能不留意就掉进去,但是我们都去找过,没发现。民警表示:“他们标段的搜救人员现在还一直在山上寻找,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现在都在寻找,这些可能都会有,现在都排除不了。”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在中秋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多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人违纪违法细节被披露。其中,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被指曾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乡卫生院院长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开会200多次。边祥慧被指曾多次收受金条 资料图/图据天下泉城客户端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通报中称,于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不到位,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于斌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斌被批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图为文件材料(资料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通报的问题是当前作风顽疾,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事业,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聚焦作决策、定政策、审批监管等关键环节,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享乐奢靡歪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出重拳、下狠手,一体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让违规违纪者知痛知止。同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正厅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边祥慧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边祥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今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1963年出生的边祥慧,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等职。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湖南、安徽等多地纪委监委也都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延伸阅读案件细节披露,突然被查的市委原书记,“明招暗定”敛财两千万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图为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

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罗某珍和鲜大爷居住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王家镇乡下,两女一子都已成家,在外居住生活。儿女们曾经接了二老到城里方便照顾,但他们待不了几天就坚持要回去——他们在村里种了四亩田地,养了鸡鸭,生活自给自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踏实。这片稻田,就是夫妻俩一起播种的,今年收成不错,预计能收一千多斤。但这一次,罗某珍再也无法享受丰收的喜悦……1割稻葬礼已过去好几天,鲜大爷仍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这位86岁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头发花白,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握手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关节处的硬茧,这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妻子罗某珍比他小3岁,勤劳本分,比他心细,家里大小事都是妻子拿主意。但在几天前,这个家拿主意的人走了。“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她都是为了我啊……”9月9日,坐在凳子上的鲜大爷突然低下头,用手捂住双眼,屋里随后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9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凌晨5时,鲜大爷和妻子罗某珍起床煮了稀饭,这是当地常见的早餐。吃饭时,妻子说自己有些头疼,他不放心,让妻子等会儿去看医生,不要跟其下田割稻。但妻子觉得只是小毛病,吃过饭就拿上镰刀背着背篓跟他一起下田。这块稻田,鲜大爷和妻子已连续收割了两天,再劳作一上午,就可以收完了。他后来想,妻子那天肯定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割稻太累太慢,才坚持要一起下田的。▲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今年鲜大爷家的稻子收成不错,预计有一千多斤。鲜大爷说,春耕时没下雨,稻田距河远抽水不便,错过了插秧时节,好在后来落了一场雨,他跟妻子拿上钉耙花了两天平整稻田,赶着撒下3斤多稻种。这样直接将谷种随意撒进稻田,对于种庄稼几十年的鲜大爷夫妇来说,也是第一次。好在,这些种子努力地发芽、生长,终于变成黄澄澄的稻穗。鲜大爷和妻子只需割下稻穗,背回家用机器脱粒就好了。9月2日上午,年过八旬的夫妻俩一直在稻田忙碌。上午9时,南部县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提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今年以来,当地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从来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热。”鲜大爷说,割稻这几天,他和妻子每日凌晨5时起床,吃完早饭就下田,一般劳作到上午11时才回家。那天上午割稻时,罗某珍又嘀咕说自己头有些疼,鲜大爷催她去看医生,但她并没停下手里的镰刀。11时许,鲜大爷让妻子先回家,剩下的稻子自己一个人割就行了。罗某珍看了看自家田里所剩不多的稻子,同意先回家。随后,她走上田埂,背上背篓,离开了稻田……2死亡妻子走后半小时,鲜大爷也回家了,只剩最后一点稻谷没收割。然而,回到家,他却没看到妻子。妻子左眼早年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平时不用手机。他呼喊妻子的名字没回应,又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人。鲜大爷慌了,给远在成都的儿子鲜伟(化名)打电话,儿子闻讯往家里赶。鲜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家的监控能确定母亲当天没回家,邻居家的监控显示母亲离开稻田后,走向了跟回家相反的方向。在回家路上,鲜伟报了警。当天下午,村干部通过广播号召村民帮忙寻人,但一直找到晚上毫无进展。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村民们心中闪现出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溺水了?村外就是西河……9月3日,接到求助的南部县红十字会救援大队带着装备进村,除了在岸上寻找,还重点沿河搜救,但一无所获。▲救援人员在河里搜救 救援队供图直到9月4日早晨,家属和搜救人员在村里一处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罗某珍,她倒在荒草丛中已经去世,现场还遗留着她的背篓。这里,距她的家有三四百米远。鲜伟说,这里本来有条小路,但很多年没人走了,现在杂草齐腰,不走近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搜救人员和村民分析,罗某珍失踪那天应该是中暑了,而且情况严重,加上她视力不好,迷迷糊糊中走错了方向,最后晕倒在山林里不幸去世。鲜大爷至今后悔不已,那天如果自己不继续割稻,而是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妻子就不会出事。3留守鲜大爷的家,位于村庄的一个山弯里,周围还有几户人家。平时只有三对夫妇留在这里生活,最年轻的是鲜大爷的侄媳,但她今年也已70岁,三户人家都种着庄稼。土地,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有了土地才能种出更多粮食,养活一家人。鲜大爷和妻子从未外出务工,就靠着土地养育了两女一子,供他们读书、长大,然后各自成家。鲜伟说,母亲虽患眼疾,但热爱劳动,心思细密,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此前,他们曾尝试将父母接到成都生活方便照顾,但父母待了几天就坚持要回老家。作为子女,他们只能顺从老人心愿。他们带父母去做过体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连常见的“三高”也没有,这让他们对父母回老家生活也多了一份安心。“我想我妈心细,两个人在老家互相照应,种点蔬菜就当锻炼身体。”鲜伟说,没想到父母回到老家还是坚持种了很多庄稼。提到母亲的意外离世,鲜伟感到很内疚,“他们(父母)总想着给儿女减轻负担,作为子女,我们是不孝的。”但鲜大爷说,儿子、儿媳和女儿,对他和妻子都很孝顺,几个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和妻子平时身体情况都还可以,打理着家里的四亩田地,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也种稻谷、油菜。此外,家里还养了鸡鸭。“每天都有活儿等着干。”鲜大爷说,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也要时不时去地里看看庄稼,锄草施肥,忙完回家还要给鸡鸭添食喂水。晚上,罗某珍因视力不好,夫妻俩很少出门散步,也不看电视,早早就上床休息,等待新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重复,但鲜大爷和妻子都觉得踏实。4这一代人罗某珍的离世,在村里没有引起太大讨论。村里人不多,留下来的也基本是老人,死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一名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村民会根据自身情况种些粮食庄稼,对于那些无人耕种的撂荒地,村委会便统一耕种管理。走在村里,房屋“关门闭户”很常见,一些屋前院落甚至长满荒草。但撂荒地很少,成片稻田在收割后留下或高或低的谷桩。61岁的老杜花了5天终于收割完父母种的一亩多稻谷。老杜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在新疆做生意30多年。因年近9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83岁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兄弟几人商量后决定轮流回家照顾父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送父母就医。老杜说,去年有一次父亲突发疾病,自己远在新疆,只能打电话托老家一个朋友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他的母亲在一旁抱怨,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她每年都要种些水稻、花生和玉米,现在每到庄稼收割就发愁,不知该怎么收回家。好在今年老杜在家,帮忙将粮食收回了家。他算了笔账,今年收割一千多斤谷子,按每斤1.4元计算,除开成本就1000多元,这也就是自己两三天的收入。他的母亲觉得账不能这么算,自己在家种点粮食喂些鸡鸭,总能给孩子减轻些负担。她和老伴曾被儿子接到新疆生活,但待了两个月就坚持要回家,“不习惯,我就想回老家喝点红薯稀饭。”同在一个村生活,老杜的母亲也为勤劳本分的罗某珍意外离世感到惋惜,“她怎么就没走回家呢?”母亲就这样走了,鲜伟有些伤感地说,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这代人总想着为儿女减轻负担,平时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小病小痛总想着忍一忍就好了。比起来,他们对地里庄稼的长势这些农事更关心,也更心中有数。儿女们担心父亲鲜大爷接受不了这突来的打击,商量后决定接他进城生活。鲜大爷这次同意了儿女的建议,进城前,他卖掉了家里的鸡鸭,还跟儿子一起,去把地里已成熟的花生收了回来。▲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坐在屋里,他抬头就能看到百米开外的那块稻田,走路就三四分钟,他想不通妻子那天怎么就没走回来。他多想重回那一天,他会搁下手里的镰刀,跟妻子一道回家。他又重复着说:“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9月11日在被媒体问及欧盟对华关税问题时,表示欧洲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这一“罕见”表态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西班牙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重大转变”,“令欧洲各国和欧盟总部的一些官员感到意外”。但我们要说,桑切斯通过访华深入了解了中国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了中国发展理念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图为在记者会上发言的桑切斯(视频截图)桑切斯是在参观江苏昆山西班牙工业园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是基于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看得出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谈到自己短暂的试驾经历时表示感到“确实非常先进”,认为欧洲一些著名车企应该向中国企业学习技术,“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他还多次提及对华合作,强调“不仅限于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延伸到欧盟”。而与中国在汽车领域有着大量合作交往的德国,则在桑切斯做出这一表态后迅速表示支持,称“这是我们共同的行动方向”。这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发展的契机往往是在大量的交往、而非隔断中产生。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都能试一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带偏见地听一听中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介绍,看一看中国乐于开放合作、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决心,那么他们将大概率不再会对桑切斯的转变“感到意外”。桑切斯的观点代表了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欧洲国家的普遍心声。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声音,理应更多地被世界所聆听。就在桑切斯访华期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持的欧盟经济竞争力报告于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布。这份名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报告与其说是“聚焦于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如说它反映了欧洲对科技竞争力落后于中美的深深焦虑。德拉吉报告提议大刀阔斧地改革,以重振欧洲经济,我们认为,改掉在保护主义中发展技术的错误想法,应当是其改革的底层逻辑之一。现在中欧都有能源转型的需要,同时全球产业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欧洲有欧洲的优势,双方本应携手走出一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对此一直抱有诚意和期望。9月10日,中国商务部再次表达希望与欧方磋商解决贸易纠纷的意愿。尽管中欧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中方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与桑切斯访华几乎是前后脚,挪威首相也刚刚结束对华访问,他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而在这之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爱尔兰代表团近期都到访中国,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盟成员国政要频繁访华,清晰说明他们并不希望同中国展开贸易战。图为挪威首相资料图,他此前也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这样的态度在欧盟内部并非少数派。实际上,欧委会已经修改了部分关税或降低了最终拟议关税,表明这一政策在欧洲内部遭遇了强大的抵抗。最近,美国对华征收301关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因遭遇大量行业内反对而不得不一再推迟决定,这与欧盟对华加征关税一事虽有不同,但大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在外部难以得到认同,在内部同样会遭遇强大阻力而最终难以持续。我们希望欧洲方面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着眼于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探讨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中国始终未曾改变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立场,西班牙和德国的理性呼声,理应成为欧盟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延伸阅读外媒: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计划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反对行列。“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西班牙《机密报》12日报道称,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收关税的投票中,作为占欧盟总人口10.67%的国家,西班牙的立场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也一直反对向中国产电动汽车加收关税。除西班牙和德国外,匈牙利、瑞典等国此前也对欧盟立场持反对或怀疑态度。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表明欧盟内部在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上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目前找到中方和欧盟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如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最高36.3%的关税。27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就最终关税进行投票,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欧盟成员国投反对票,否则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将得到实施。据业内人士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不过,据西班牙《世界报》11日报道,11日正式结束为期4天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确表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必须“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立场。“我们不需要贸易战,我们需要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桥梁。”桑切斯表示,“我们主张寻求解决方案,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桑切斯称赞中国电动汽车“坦率地说是先进的”,值得“荣誉奖学金(西班牙学校设立的特别奖学金,可用于下一年学费减免——编者注)”,并认为“欧洲(汽车)品牌需要向中国品牌的技术和进步学习”。他还说,他此行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吸引中国对西班牙(的电动汽车)投资,使后者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桑切斯的表态让德国联邦政府嗅到新的机会。”德国《商报》11日报道称,德国联邦政府当天表示,对欧委会计划对华电动汽车加税持保留意见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增加。彭博社11日称,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天通过其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对西班牙的举动表示欢迎,称“这是我们共同的前进方向”。彭博社称,去年欧盟的关税计划宣布后,朔尔茨就曾对将中国电动汽车排斥在欧盟市场外表示反对。报道提到,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曾警告不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另据匈牙利媒体报道,匈牙利方面也曾多次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对于桑切斯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重新考虑立场”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回应称,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德国等国家表态明确反对,说明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但欧盟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多数成员国采取的同一立场,目前的局势对妥善解决问题、找到中欧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图为欧盟旗帜资料图另据中国商务部12日的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将访问欧洲,本月19日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对于上述会谈磋商,屠新泉认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即便是11月初欧盟终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双方仍然可以秉持合作宗旨,面对贸易分歧。他表示,一是根据欧盟规定,每年的复审审议仍有调整空间,二是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方面能够开拓更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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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1 11: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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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尝口你的甜》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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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今夜不回宫》

    (原标题:前美驻华大使尚慕杰去世,任上发生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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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仙若妖》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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