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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汽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人力成本优化和产能缩减最为激进的汽车企业。在5月广汽本田裁员2000余人后，本田在华另一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同样启动了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东风本田将裁员2000人一位在东风本田工作了两年的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证实，此次东风本田提供了近2000个离职通道，赔偿能够给到“N+3”。被裁退的员工主要为生产线工人。这是该员工进入东风本田后，首次经历较大范围的裁员。9月10日，东风本田对外回应表示，此次优化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加快战略转型。优化将主要针对生产领域，并采用员工自愿离职的形式，给予员工妥善合理的补偿方案。界面新闻从东风本田贴吧注意到，从7月开始陆续有相关帖子称，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离职的统计。在8月底，员工开始批量离职，且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东风本田离职员工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由于此次赔偿方案不菲，一些东风本田的员工积极争取被裁名额。东风本田采用的是“N+2+1”的补偿方案，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2”指代2个月工资，“1”表示额外再发放1个月的奖金。东风本田方面表示，从实施反馈来看，很多离职员工对补偿方案表示满意。东风本田此次大规模裁员早有预兆。由于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本田计划通过关闭工厂等举措，在华削减三成的燃油车产能，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此次减产在日本汽车公司中创下最大规模。其中，东风本田在今年7月26日发文称，东风本田在湖北武汉的第二工厂生产线将于2024年11月暂停生产。这座工厂的年产能为24万辆。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第二工厂并未关厂，还保留了研发及实验室。目前暂未传出将在生产领域外的进行裁员。界面新闻从多家合资品牌人士处了解到，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和短期内难见好转，不少合资品牌人士选择跳槽去新势力或国内自主品牌。自然流失人数不在少数。本田计划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内通过广汽本田的裁员和自然减员，对中国业务共削减3000人左右。但东风本田的人员削减并不包括在内，削减幅度可能会扩大。去年12月广汽本田已经开始裁员。据日媒报道，彼时广本裁员约900人，这是广汽本田25年来首次裁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流选择，缺少新能源车型的合资汽车厂商很难止住持续下滑的销量趋势。本田汽车8月中国新车销量同比下降44%，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东风集团产销报告显示，东风本田1至8月累计销量同比下跌19%；广汽本田前8月累计销量只有27万辆，同比下滑26.81%。尽管在华销量出现大跌，但本田汽车4至6月合并营业利润却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在美国市场，受益于混动车型的销量猛增，本田汽车4至6月财季销量增长3%，实现连续16个月增长。合资汽车品牌曾经是汽车人士争抢进入的好公司，能够提供行业内领先于自主品牌更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年终奖金，但随着业绩的持续萎靡，其过往的光环已经不再。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8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48万辆，同比下降27%；前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超过1000万辆，市占率达到63.2%。合资汽车品牌的燃油车产能已经普遍出现过剩，且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让它们对生产更为谨慎。不仅是本田汽车，今年5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同样出现人员优化，对部分第一次劳动合同到期员工不续约，并提供“N+1”或“N”个月的补偿。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菁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合资品牌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期。它们拥有资金和技术储备，但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过程的周期较长，车型推出速度难以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品牌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这将格外考验合资品牌中外双方的步调能否一致。延伸阅读IBM中国裁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 员工冒雨到办公室讨说法步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计算机巨头IBM以一个极为“魔幻”的方式，宣布结束IBM在中国的研发业务，1000多名中国员工被波及。据港媒《南华早报》、美媒《华尔街日报》等27日报道，本周一，IBM高层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在仅持续3分钟宣布裁员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空间，让特地冒着大雨赶到IBM北京办公室参会寻求说法和解决方案的中国员工大为失望，更有不少人感到愤怒乃至羞辱感。与此同时，又有不和谐声音借机鼓噪所谓“外资撤出中国”。不过，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此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壁垒优势，是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最主要原因。“裁撤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他表示。IBM确认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资料图有关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传得沸沸扬扬。据《南华早报》等报道，早在上周五，就已经有一些员工发现了“苗头”：当晚，IBM中国毫无预兆地关闭了内网访问权限，有些正在加班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公司的内网系统。到了周一，IBM中国关闭下属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CDL）和中国系统中心（CSL）的消息尘埃落定，涉及IBM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中国员工。而这场将改变1000多人命运的会议，却是以一种让受影响员工觉得极其敷衍了事的态度结束的。报道称，当天参加虚拟会议的有IBM的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赫根罗瑟（Jack Hergenrother）、Z大型机总经理毛里（Ross Mauri）和存储软件工程副总裁梅斯（Danny Mace）。赫根罗瑟表示，受到市场动态和激烈竞争的影响，IBM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正在“衰退”，因此决定将开发业务从中国转移到IBM其他海外基地。《华尔街日报》补充称，部分业务可能将转至印度。一份文字记录显示，在赫根罗瑟敦促受影响员工与各自所属管理人员就遣散安排组织私下讨论，另两名高管感谢员工贡献后，这场仅持续了3分钟的会议被直接掐断，根本没有留出任何与中国员工进行问答沟通的时间。综合北京商报、第一财经等报道，大多数员工对突然裁员感到惊愕，更对如此简短的会议大失所望。在IBM工作13年的研发员小李（化名）告诉媒体，一早冒雨来开会，全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受到了侮辱。”和小李的说法一样，另一名北京IBM员工对《南华早报》透露，他已经和自己的一线经理谈过相关安排，后者也被解雇了。IBM方面目前的说辞是不按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日之前签署解聘协议，将得到N+3的补偿。据小李补充，9月20日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是N+1，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后再签字将得不到任何补偿。IBM此番大动作引发科技领域“地震”。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经有中国科技公司的猎头，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职位，与这些受影响的中国员工进行了接洽。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IBM强调，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将是利用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经验，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IBM在亚太地区虽有复苏之势，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始终处于下滑中。IBM年度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而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了1.6%。“就像把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业务卖给联想一样，IBM现在不得不关闭CDL和CSL，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利润并不理想。”一名前员工告诉《金融时报》。IBM中国回应裁员传闻不过IBM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级AI论坛上，IBM亚太区总经理德克斯（Hans Dekkers）表示：“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于企业级AI领域。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IBM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他对封面新闻表示，虽然IBM宣称关闭相关业务是用AI取代人力，提高企业效率，但从今年二季度数据来看，IBM营收仅仅增长2%，固定汇率算仅仅为4%，“在科技企业中，你很少见到如此没有火气的业绩表现。所以，有可能研发机构裁撤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对于有杂音借机唱衰中国外资投资，盘和林在一篇评论文中反驳道，所谓“IBM全面撤离中国”是一种危言耸听，IBM此次裁员只是其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自2020年新CEO上任后，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轮裁员，此次裁员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行动。IBM在中国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分公司和业务，在华员工总数超过1.2万人。《华夏时报》也援引专家说法分析称，近些年，IBM在中国市场的能力和服务优势其实已经被本土IT企业逐步取代，其先发优势到了一定瓶颈期，这是目前这家公司遇到的最大问题。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指出，在中国过去这40多年的发展中，外企先进的IT技术的确占到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近十几年，中国IT领域的发展尤为迅速，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不少外企却固守在过去的逻辑思维和技术水平上缓慢前行，无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企业的需求，只能选择收缩业务或者退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北京商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对于IBM这种习惯于服务政府、银行等大型机构的龙头，“放低身段”挖掘细分群体“赚辛苦钱”，并非易事。产业观察家洪仕宾也提到，在现今各家技术差距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市场整体的打法、逻辑早已改变，所谓“得客户者得天下”，关键在于竞争谁的生态覆盖面更广。一些外媒则猜测，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也给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研究的美国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了阴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国设立大型研究团队可能会使IBM获得美国政府合同变得困难，美国政府是IBM的主要客户。《华尔街日报》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为了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接连发起“去IOE”（在IT架构中去除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棱镜门”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通信和企业网络，更加速了这一转变。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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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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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和美国的两位地区军事高层领导今天举行了视频通话。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次通话的具体内容？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国国防部了解。新华社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列对非合作倡议。一些西方媒体称，中方承诺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和减债呼声保持沉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峰会期间，很多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的“债务陷阱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王毅外长在北京峰会后共见记者时，总结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几个特点：一是不干涉非洲内政，真心诚意提供帮助；二是紧贴非洲发展需要，聚焦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不搞地缘政治博弈，反对在非洲制造阵营对立，反对利用非洲谋取私利。事实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为促进非洲发展、改善非洲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非洲新建升级了近10万公里公路、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仅过去3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创造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都有助于非洲突破发展瓶颈，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属于互利合作，不会将非洲推向“债务陷阱”。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是非洲的主要债权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主权外债中，多边和私人债权人占八成，双边债务仅占少数。即便如此，中方始终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非洲减缓偿债压力，是G20缓债倡议的最大贡献方。在本届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中方也提出了具体免债举措。正如王毅外长强调，国际对非合作要坚持公正，做到平等，倡导务实。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承担起自身责任，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图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国日报》记者：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8日在巴黎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六届位居金牌和奖牌双榜第一。观众们为残奥健儿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动，也为他们顽强拼搏的英姿喝彩。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残奥会上再创佳绩。中国健儿以出色的竞技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诠释了“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是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残疾人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近年来，中国实现了7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整体脱贫，建立了惠及2000多万残疾人的各类专项保障制度。中国残疾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平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拥有了更多人生出彩机会。巴黎残奥会已经结束，但它带给世界的鼓舞和感动还将延续。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推动全球残疾人事业实现更大发展，让更多残疾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迸发潜能，勇敢追梦。路透社记者：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一通过“生物安全法”草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会限制多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生意。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看法？毛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正在俄罗斯召开。普京总统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充当调解人，中方是否对此持开放态度？此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中印应促成谈判协议以解决乌克兰危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否会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王毅外长与会时，是否可能与俄罗斯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毛宁：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王毅主任将同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图为外媒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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