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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媛丹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其他部门摄制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近日在全网各大平台推出,片中公布了中外航母编队首次大规模高强度对抗等多个“首次”,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纪录片《淬火》中出现的歼-20隐形战斗机画面罕见展示福建舰电磁弹射器中国国防部官网的消息显示,《淬火》共6集,分别为《军旗下的誓言》《向战为战练精兵》《荣光照耀新征程》《步调一致向前进》《中流击水勇担当》《同心奋进创一流》。这部纪录片公布了包括航母在内的大批重量级装备的新进展和新成就。13日,《淬火》第三集首次公开中国首艘配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福建舰的舱内画面。影片中,身穿“弹射”字样制服的舰勤人员正在进行模拟弹射试验前的准备工作,随着“最后准备”口令的下达,画面罕见地展现了福建舰电磁弹射器的特写镜头。福建舰今年5月1日刚开始海试,如今就在纪录片中公开了弹射试验的进展。“通过活动的细节,特别是一些内部的细节来观察电磁弹射,那说明已经技术成熟。”军事专家杜文龙在社交媒体表示,“通过这种公开展示,说明福建舰进展顺利,各种基础设施、关键武器测试都是满分。我们期待着福建舰穿上军装,早日加入海军作战序列”。此外,这部纪录片还披露了新型舰载机已在辽宁舰放飞。辽宁舰张乃刚曾操作歼-15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如今在军旅生涯的最后阶段,又放飞了新型战机。“新型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天气基本上差不多…”西方媒体猜测,上舰的“新型战机”可能就是指外界传闻的歼-35隐形舰载战斗机。军事专家张军社1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纪录片的相关报道重点体现了中国在航母使用方面更为成熟,航母战斗力不断提升。“新型战机上辽宁舰显示,辽宁舰不仅担负了训练和试验任务,为山东舰、福建舰积累经验,其自身战斗力也在逐步提升。”张军社表示,“新型战机的加入使得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作战半径有极大提高,其防空和对地、对海突击能力不断增强,而且有效扩大了航母编队作战范围,而且随着新型战机的加盟,辽宁舰体系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张军社评价说,在辽宁舰、山东舰的基础上,中国拥有了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纪录片的内容表明凭借丰富的经验积累,福建舰的海试周期大为缩减,进展很顺利。“作为福建舰上最关键的电磁弹射系统,按照惯例,前期在陆地上已经进行了多次演练,但鉴于电磁弹射器的复杂性,在现阶段,福建舰正在开展的是模拟电磁弹射,模拟测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瞬间电量的增大,因此要检测航母供电系统稳定性;其次,要对电磁弹射系统与指挥、操作人员等各方面进行磨合试验,我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需要自己试验探索,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这是一个值得等待的过程。”张军社表示,随着电磁弹射系统投入使用,舰载预警机上舰,航母编队侦察预警范围会扩大,空战能力会增强,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得到质的飞跃。无人机模拟攻击目标画面中外航母对峙画面首次公开15日,专题片第五集《中流击水勇担当》披露了一段辽宁舰航母编队的“往事”,事件发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航母编队响起战斗警报,“外方战斗机一批4架,持续向编队抵近!”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侯海鹏表示,“我们升空是带实弹的,对方升空肯定也是带实弹的。”“当我们到达指定空域后,外机不断向我们逼近。”“我们也会做出相应动作,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对方没想到我们能做出如此动作,外机看到阵仗不太对的时候,采取了脱离。”“几十年来只有他们在这片海域(西太平洋)上空活动,今天我们也能和他们同场较量。”纪录片同时还罕见公布了另一次中外舰艇对峙。海军长沙舰郭周杰回忆,一次长沙舰返航途中,接到处置突发敌情的命令,立即赶往西沙海域。外军三艘舰艇从三个方向逼近,企图硬闯中国12海里领海线。经过47个小时的紧张对峙,对方始终找不到中方破绽,只能选择离开。郭周杰说,“在海上,与外舰面对面较量早已是‘家常便饭’,规则之内,有时拼技术,更多拼意志”。张军社认为,纪录片中的中外舰艇编队对峙对目前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而言已经是常态化,这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海军装备的日益发展,航迹越来越远,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外军越来越多,尤其是常态化抵达此前只有世界海军强国才可以驻留的海域。“中国海军的这种变化导致西方国家的一些不适应,尤其是这些国家打着所谓‘自由航行’的旗号来对我实施抵近侦察时会遭到中国军队舰机应对,这让他们感到越来越不‘自由’,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他们会故意实施挑衅行动。”张军社说,在公海无论是航母编队还是水面舰艇都曾遇到个别国家的舰机骚扰,但随着解放军指挥员及战斗员近些年远海行动能力的增强,斗争能力不断提升,在遇到外方带有敌意挑衅行动时,我们依据国际法进行斗争,采取专业、有效的应对措施进行毫不留情的回击,有效保护了舰艇编队的安全。歼-20驾驶员“看到宝岛”爆火预警机+歼击机+无人机+轰炸机+加油机……2024年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罕见画面也在这部纪录片中首次公开。片中提到:“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从生存率、战损比、效费比上讲,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在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中,无侦-7无人机前推搜索,轰-6K收到坐标信息后发射反舰导弹。纪录片《淬火》中出现的无侦-7无人机画面纪录片中还描述了歼-20首批飞行员董珺的故事,他表示:“我始终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这句话一下子爆红了,因为外界由此推测,歼-20参与了台海巡航。截至目前台湾地区相关方面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表示,曾经发现歼-20抵近台湾。一名军事专家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一般来说,当解放军军机在抵近台湾地区巡航时,台湾方面一定不会错过大肆炒作的机会,“我们通常会看到台湾相关部门对解放军战机型号、抵达空域等内容的通报,以此吸引国际舆论,但在此前的台军通报中从未发现对歼-20战机的相关描述。因此外界更倾向于认为台湾方面根本没有发现歼-20的航迹。”此外,纪录片在描述歼-20的时候还提到,“长航时后再实施夜间空中加油,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也是对飞行技能、心理承受能力、编队协作极限的考验”。董珺带队完成歼-20夜间空中加油验证,试验数据为歼-20全时全域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撑。上述军事专家也表示,这里提及的“全时全域作战”可以表明歼-20目前作战空域覆盖台湾是完全没问题的。▲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辛齐亚·德尔皮诺辛齐亚·德尔皮诺 (Cinzia Del Pino),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沿海城市维亚雷焦的女商人,同时也是该地区颇有名气的社交名媛。现年65岁的德尔皮诺一直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到几天前,她被逮捕了,虽然现在已经被释放,但还是处于软禁状态,而且当地的很多民众对她非常不满。据当地时间9月16日的消息称,德尔皮诺因驾驶SUV故意碾轧一名男子并致其身亡,而被捕,但她拒绝认错,并且还声称:“我只想阻止犯罪。”事发时监控画面截图据报道称,事发前德尔皮诺放在车座上的包,被一名摩洛哥籍的男子诺尔丁·纳齐基 (Nourdine Naziki)给抢走了,当时车窗没有关。愤怒的德尔皮诺在随后开车行驶时,发现纳齐基正走在一家商店前,于是她踩下了油门撞向了他。据称,汽车在将纳齐基撞倒后,先后倒了四次车,据称每次都压到了纳齐基。之后穿着高跟鞋的德尔皮诺平静地走下车,拿起她的包,重新回到车上离开了。而纳齐基虽然在急救车赶来后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了。德尔皮诺对着镜头微笑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监控找到了德尔皮诺,并将其逮捕。社交名媛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称:“他曾威胁要用刀杀了我。我很害怕。我不是故意要杀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包里有重要文件,但我无法报警,因为我的手机也在里面。”据悉,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家门钥匙、个人证件等。尽管德尔皮诺提到了刀,但警方透露称,在纳齐基身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另一边,虽然德尔皮诺最初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关押在监狱,但后来被改为了软禁,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回家了。律师恩里科·马尔扎杜里 (Enrico Marzaduri)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称:“我从尸检结果中了解到,最初的撞击确实是致命的,而且尸体上没有轮胎痕迹。她只是想阻止他,并瞄准了他的腿。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而这样的解释不但没有为德尔皮诺赢得任何的同情,相反还激起了当地人更大的愤怒,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抗议队伍穿越维亚雷焦的街道,希望能够为纳齐基伸张正义, “无论他有什么错,他都不应该这样离去,”很多人喊出了这样的话语。当地大主教保罗·朱利埃蒂 (Paolo Giulietti) 表示:“你如何能多次驾车碾压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位安静而受人尊敬的女士、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尽管谴责德尔皮诺的声音很多,但还是有人为她做了辩护,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起闹剧是犯罪的后果。如果失去生命的男子不是罪犯,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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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多名中国游客在莫斯科一家中餐馆用餐后出现腹泻症状,这些游客来自同一旅行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警方提供给游客的文件显示,这起事件导致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莫斯科当地医院。日前,涉事地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家餐厅已开业多年,长期与中国旅行社合作,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旅行社已经协调旅客就医,也会与游客商谈赔偿事宜。多位游客表示,事情发生后旅行社一直没有给个明确说法,仅仅补偿两个景点不足以弥补带来的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赔偿。在莫斯科就餐后多人腹泻有人身体虚弱磕伤头部9月15日,多名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时,在导游安排下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就餐后,多人出现腹泻症状。游客表示,他们是9月11日从成都出发去俄罗斯的旅行团,大家签合同的旅行社各不相同。行程首站为莫斯科,团队有25人,其中有多位老年人。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在导游带领下他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中餐馆就餐,当晚就有人出现腹泻、发烧的症状,第二天集合时得知团队共有9人晚上出现腹泻症状、4人出现发烧症状。游客被送医 受访者供图据游客回忆,就餐的中餐馆人很多,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当天食物中有鱼、猪蹄、红烧肉、西葫芦、番茄汤等食物。他们起初怀疑是肉有问题,但后来沟通时发现团内部分只吃了素菜的人也存在症状。游客发来的照片显示,有老人因为晚上腹泻头晕,走动中撞到墙,头部红肿,还有人无法自控腹泻弄脏床单。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游客告诉记者,9月13日中午救护车将几个病情较重的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效率问题,直到晚上才就诊完离开。期间只是验血、验便,给的结果是不明原因的细菌感染,开药让其自行购买。该游客还表示,13日晚,俄罗斯警察找他们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询,并让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期间只有几名留学生做翻译,沟通并不顺畅,她也不清楚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警察录口供时曾向部分旅客展示了后厨录像,显示后厨很凌乱,鱼是死的,鱼池里面的水也是污黄的。之后,团内病情较轻及没有症状的14名旅客继续出发去往圣彼得堡,几位病情较重的旅客留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期间陆续有游客好转后离开莫斯科继续行程。旅行社称与饭店合作多年未出事正联系各方救治生病游客9月15日晚,记者通过该旅行团领队联系到旅行社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自己是俄罗斯的地接旅行社员工,旅客与国内多家旅行社签订合同,这些国内旅行社属于组团社,自己所在旅行社则属于地接社,这一模式在旅游行业很常见,符合法律规定。该负责人称,客人出现健康问题后,旅行社一直在积极联系就医,现在部分游客还在医院住院,症状较轻和没有症状的游客已经按照行程去往圣彼得堡,还有部分游客在接受治疗后继续行程。就医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医院和中国医院存在差异,医院效率不高,并且部分生病旅客要求打针、输液被当地医生拒绝,导致部分游客存在不满情绪,但旅行社后续持续沟通,安排部分旅客接受了住院、输液等治疗。对于事件的原因,该负责人称调查组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这家餐厅在俄罗斯开了很多年,来自中国的旅行社都会来这家餐厅就餐,此前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她还提到,团餐都是一次性出很多餐,出现症状的游客也不在同一桌。当天餐厅接待了15个旅行团,只有他们团和另一个团有人出现症状,但另一旅行团症状都很轻。对于相关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游客治疗的费用有保险承担,但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如酒店、火车票、用车费用等都由旅行社垫付,旅行社还给可以继续行程的游客赠送了两个原本自费的景点。有些旅客对旅行社的处理表示理解,不会进行索赔,还有游客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完成治疗和行程后与游客协商赔偿事宜。当地报道称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游客表示旅行社应赔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梅什琴斯基地区法院宣布,莫斯科一家中国餐馆的负责人因致4名中国人食物中毒,被判拘留至11月13日。报道中提到,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对年长夫妇在莫斯科一家名为VanDi的中餐厅用餐,并点了蒸鲤鱼和米饭。不久,他们就因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而被送医并住院。旅行团游客告诉记者,报道里提到的食物中毒的4人就是该旅行团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成员,后来团队中还有其他人出现了症状。旅客提供的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中提到,2024年9月12日,“VanDi”餐厅的雇员以及产品供应商的员工,提供了不符合消费者生命安全或健康要求的服务,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医院。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 受访者供图旅客提供的出团通知书显示,这次旅游产品为“乐游俄罗斯8日游”,行程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在“当地用餐情况”中提到,“境外团餐大多在中餐馆,十人一桌。团餐以吃饱为主,对于口味讲究的客人请多多包涵。在俄罗斯大部分中餐馆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南方的客人如觉得不习惯,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类带过去,敬请多理解。”双方签订的旅行合同中还提到,“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出境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但合同中也有一条免责条款,“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安排的餐厅出现问题,造成大家出现腹泻等症状,影响了这次行程,应该承担责任。还有游客表示,旅行社想通过赠送旅游项目的方式解决并不合理。9月16日下午,一名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游客告诉记者,领队称旅行社领导会在17日与他们商谈相关事宜。律师说法:旅行社未尽到保障义务应担责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图为莫斯科景色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在此事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作为旅游服务的组织者,他们有义务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旅行社能够证明腹泻是由于饭店的过失导致的,并且他们与饭店的合作关系中明确规定了饭店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第三方责任。但旅行社仍需承担因选择不当给游客带来的损失。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如果旅行社与饭店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协议,那么旅行社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些协议向饭店追偿。对于合同中约定的1-3倍赔偿,付建认为,按照常理来讲,该项赔偿目的保护的是旅行社直接对旅游者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对饭店有选择和一定的支配力,但不能等同于旅行社本身,因此可能会不支持一到三倍赔偿。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认为,这类事件中,要求旅客向海外餐厅追责并不现实。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尽到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既符合公益原则,也有利于督促旅行社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服务。但在实际裁量中,法院可能不会支持旅行社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实习生 叶颖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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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0 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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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 广州报道中秋节前夕,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只羊公司”)旗下直播间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因产地不在香港引发争议。随后,“美诚月饼”广州工厂疑似“跑路”的信息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9月17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美诚月饼”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办公地点,实地看到该公司仍在经营。现场负责人黄先生向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已就网络舆情接受属地市场监管局的核查,更多问题不便回应。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该局对“美诚月饼”的核查工作仍在进行。9月17日,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广州美诚公司。摄影:杨峰9月17日中午,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内地产“香港月饼”被指虚假宣传实地探访:工厂并未跑路“美诚的月饼,高端月饼,上面有字啊,‘香港美诚’。”2024年中秋节前夕,三只羊公司创始人“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直播间推销“香港美诚”月饼,三只羊香港分公司负责人、港星曾志伟和儿媳王敏奕也在直播间中为“香港美诚”站台。有此助力,和香港知名品牌美心月饼外形、名称和主打产品相似的“香港美诚”月饼,一度在月饼“卖不动”的行情中,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然而,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中心为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商为广州美诚科技公司以及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产地并不在香港。“住香港十多年没听过一个叫‘美诚’的月饼”“香港都没有的玩意儿能叫‘香港月饼’”等质疑,很快将“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这一话题推上热搜。天眼查信息显示,广州美诚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2019年,美诚集团正式在香港成立。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的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在2022年申请的“香港美诚”商标被驳回复审中,2023年申请的商标“美诚月饼”仍在注册申请中,等待实质审查。在舆论的风波中,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停止销售美诚月饼,“疯狂小杨弟”等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9月15日,广州美诚公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拥有“香港品牌”身份的美诚月饼,确实是在内地生产。“(网上质疑)我们为什么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我相信,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在香港注册品牌,不能够到内地生产的,对不对?如果说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话,也可以拿出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9月16日,香港美诚旗下“美诚礼淘宝旗舰店”也已下架所有月饼产品,短视频平台账号大量视频被删除,只留下一条2023年7月的发布会宣传视频。同日,“香港美诚月饼在广州的厂子跑路了”的信息也在社交渠道流传,相关图片中,“广州美诚公司所在园区的门口疑撤掉了该公司的招牌,原位置放上了某服装配件有限公司的招牌。”9月17日,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广州美诚公司。摄影:杨峰9月17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美诚公司,见到该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内共有6个公司,美诚公司所在的主体办公楼顶部立有“香港美诚食品”的标牌,写有“美诚,缔造中国高端时尚伴手礼”的标语。一楼有近10位电商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场值班,标牌为“香港美诚研发中心”的办公区也在同一工业园内,美诚公司未撤走其在工业园门口的招牌。美诚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向记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厂区就是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中心。黄先生表示网络舆情发酵后,该公司已于9月13日接受了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的现场核查,并向官方提供相关的资料,“现在官方还未出具调查结果,我们暂不便就网络质疑发声。官方发布后,公司会就消费者的质疑发布声明。”记者走访了广州美诚公司附近的3公里以内的4家商超,未发现有美诚月饼在现场销售。涉嫌“误导消费者”“三只羊”被立案调查合肥市人民政府官网信息显示,三只羊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创作者服务平台,国内头部互联网平台内容提供商。企业2022年直播带货产值超过100亿元,经营服务收入8.6亿元,纳税2.5亿元。2023年直播带货产值将超过300亿元,经营服务收入可达15亿元,纳税预计超过4.5亿元。2023年,三只羊公司入选合肥市年度总部企业名单。图为直播画面截图。9月17日,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两次通报了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三只羊公司的立案调查情况。9月17日12时21分,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引发关注。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感谢广大媒体和网民的关心和监督。同日11时45分,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微博账号“合肥高新发布”曾发布一则与上述内容相似的通报,但发布后很快被删除,引发广泛质疑。通报称,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已多次约谈督促企业规范经营行为,对企业直播带货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查处。9月17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在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关注到公众质疑后,9月13日,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即对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目前核查工作仍在进行。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称,针对公众关注的“是否在香港注册”“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提供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具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MEISUN”“美诚”“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针对是否涉及“虚假宣传”问题,因涉及面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监管部门,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将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关注。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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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又是一年中秋节,罗女士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这一天是否能想起,他们还有个名叫“马春花”的女儿。罗女士是一名弃婴,1990年出生,尚不满月时被亲生父母放在街头“希望被好心人收养”。9月17日,罗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岳父当年从四川南充阆中市柏垭镇公社门口将妻子抱回家时的两张随身信笺纸信息显示,妻子原名叫“马春花”,亲生父母应该是南充市南部县人,地址为“苑城、南部、马家”。当年留下的信笺纸 受访者供图根据两张信笺纸的信息,王先生推测妻子的亲生父母是有文化的人。去年,王先生曾陪妻子回南部县、阆中市当地寻亲,但目前尚无消息。养父讲述当年抱女婴回家时曾有人跟随多年后曾为养女寻亲未果前不久,王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寻亲信息,希望能帮妻子找到亲生父母。9月17日,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妻子姓罗,老家是四川南充阆中市天宫乡人,不过妻子原本是一名弃婴,关于这一点,妻子早年上学的时候就隐约知道,但她从来没跟养父母求证这一点,因为养父母对她很好。王先生是四川南部县人,结婚后听妻子讲述了关于其身世的秘密。之后,他在岳父家闲聊时提起此事,岳父便详细讲述了关于妻子的身世。根据王先生岳父的讲述,1990年4月里的一天,一位亲戚跑来告诉岳父,说有人放了一个婴儿在阆中市柏垭镇公社门口,希望有人收养,问他们愿不愿把这个孩子抱回家抚养。当时,岳父母家已养有一个孩子,但孩子身体不好,岳父听闻后,便匆匆赶到柏垭镇公社门口,准备将婴儿抱回家。这是一名女婴,尚不满月,用一个小被子包裹着。据王先生岳父回忆,当时抱着婴儿回家途中,后面有个陌生人一路跟了他很久才离开,但他没有停下来跟对方打招呼。这也让王先生的岳父后悔了好久,他想“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婴儿的父亲或其他亲人”。后来,这个捡回来的婴儿就在这个罗姓人家逐渐长大。王先生说,很多年后,岳父曾在当年的镇上贴寻人启事打听妻子亲生父母的信息,但一无所获。两张信笺留言叮嘱“有病看医生,不信迷信”“小孩将能成为你家善良的接班人”当年,王先生的岳父抱回婴儿时,抱被里还有两张信笺纸。几年前,王先生的岳父将这两张信笺纸交给他,希望他能助力妻子寻亲。当年留下的信笺纸 受访者供图信笺纸信息显示,王先生的妻子原名叫马春花,生于庚午年(1990年)三月初四,“生后四周已为小孩注射破伤风针并乳哺至今,为略表父女母女之情,除穿用旧衣外,又备四套小人衣料,奶瓶一个,奶粉1包,白糖2斤,人民币20元”。信笺纸中还写道:“养身父母大如天地,而生身父母只能暗中祝福。”另一张信笺纸上专门写了照顾孩子的“注意事项”,其中提到“不能相信迷信,病从口入,小孩最怕肺炎,如发现高烧时立即找医生治疗……吃奶粉按说明用,注意卫生,经常换洗衣服,经常晒被子,太阳光有很多好处。”信笺纸的最后还特别感谢收养人,称“小孩将能成为你家善良的接班人”。再寻亲人关键词“苑城、南部、马家”希望找到亲生父母,看一看他们从当年的这两张信笺纸上的内容来看,王先生推测妻子的亲生父母应该是很有文化的人,还很可能是公职人员或医生。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妻子早年也没有寻找亲生父母,不愿意打扰他们,但自从妻子也当了母亲后,这个寻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王先生现在和妻子定居重庆,经济条件不错。他说,妻子闲暇时便想找到亲生父母,也只是希望看一看他们,知道自己的其他兄弟姐妹情况。根据前述信笺中提供的信息,罗女士亲生父母的地址有这样几个关键词“苑城、南部、马家”。王先生分析,这个地方应该是南充市南部县的某个地方,当地可能很多人姓马。去年,王先生曾陪妻子回南部县、阆中市当地寻亲,并特别去找到当地一些马姓人家聚居的地方打听,但一直没有结果。罗女士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逢年过节时是否能想起,他们还有个名叫“马春花”的女儿。延伸阅读荷兰姐弟来杭州寻亲 姐姐:我原谅亲生父母所做的一切‍‍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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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卢子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报道,上周六,美国首艘“性别中立”、可容纳男女水兵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新泽西”号投入使用,开始服役。当天,大约4000人参加了在新泽西州米德尔敦举行的入役仪式。“新泽西”号指挥官史蒂夫·哈雷称该潜艇投入使用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新泽西”号 图源:美国海军自潜艇出现以来,通常只部署男性艇员。直到2010年,五角大楼开始允许女性到潜艇上服役,这就需要对潜艇进行适当的改造。“新泽西”号潜艇大约有135名艇员,它是第一艘从设计上就完全适合男女水兵共用的潜艇。这艘潜艇长377英尺(约115米),为核动力,航速超过25节。报道称,这艘潜艇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名称——“新泽西女孩”。延伸阅读欧盟才回过神:耗巨资采购的武器装备 大都从美国进口话说俄乌冲突都持续了两年多,紧赶慢赶加紧重新武装的欧盟突然回过神来——耗费巨资采购的武器装备,怎么大都是进口货?欧洲曾引以为豪的国防工业去哪里了?图为媒体相关报道截图美国《防务新闻》10日称,由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提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盟竞争力报告》警告称,欧盟国家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海外购买了太多武器装备,其中2/3来自美国。美国“政治”网站欧洲版9日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许多欧盟国家在迅速重新武装,根据该报告的数据,在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欧盟价值750亿欧元的国防采购大单中,有78%都给了欧盟以外的军火商,63%指向美国——简而言之,美国在其中赚大发了。该报告出台后,欧盟方面似乎这才如梦初醒。老司机这就感觉很奇怪了。今年早些时候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至2023年欧洲国家的主要武器进口数量比2014年至2018年增长94%。该所武器转让项目高级研究员彼得·韦泽曼说,增长原因是“订购了许多高价值武器”,包括近800架战斗机和战斗直升机,其中大都来自美国——例如荷兰、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捷克等国相继决定或计划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隐形战斗机,波兰还耗费上百亿美元采购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相关统计显示,从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美国获得的800亿美元军火订单中,来自欧洲的订单就高达500亿美元,是历史正常水平的5倍。波兰采购的F-35战斗机《欧盟竞争力报告》批评说,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未能在欧洲进行适当的投资以创建更强大的国防企业。“我们仍未在国防工业领域联合起来,帮助我们的公司实现整合并实现规模化。我们也不重视具有竞争力的欧洲国防公司。”报告强调了欧盟各国投资本国国防工业而非联合采购的弊端。例如当乌克兰请求欧洲国家提供火炮时,欧盟提供了多达10种不同的榴弹炮,包括法国“恺撒”车载榴弹炮、英国AS-90自行榴弹炮、德国PzH 2000自行榴弹炮、波兰“蟹”式自行榴弹炮等,但即便它们都是155毫米口径,但仍需要使用不同的炮弹,增加了额外的后勤负担。报告批评说,“欧盟正在浪费其共同资源。我们拥有强大的集体国防工业能力,但却将其分散到多个不同的国家和组织中。”在老司机看来,如今欧盟这种“花钱买美国保护”,其实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虽然《欧盟竞争力报告》把“采购欧洲装备”说得很轻松,但实际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欧洲制造业的衰落和长期的国防投入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哪可能是欧盟突然开始砸钱就能搞定的?当前欧洲军工企业连制造大口径炮弹的发射药原料都出现严重短缺,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何况不是这些欧洲国家非得买美国的F-35,但问题是欧洲就没有自己的第五代战斗机啊——虽然从2017年开始,法国、德国、西班牙就决定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但现在该机连基本设计指标都没有确定。欧洲国家联合研制武器时的相互拖后腿,简直堪称地狱笑话。之所以韩国和土耳其武器得以快速占领部分欧洲市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部分欧洲国家发现需要紧急采购现代化武器时,欧洲防务企业的生产能力低下,被迫将市场拱手让给能够快速交货的海外军火商们……欧洲被迫将市场拱手让给海外军火商们 资料图再加上北约长期主导欧洲安全,美制武器在欧洲各国军队中传统上就占据很大比重。出于政治关系、安全机制、装备维护等多个方面的考虑,欧洲很多国家对美国形成国防依赖,列装的美制武器持续增加。如今欧盟发布报告承认现在面临的困境,也算是正视现实了。不过到底欧盟能不能下定决心改变局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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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Text .video-list .overlay{text-align: left; padding: 0px 6px; background-color: #313131; font-size: 12px; width: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0px; left: 0px; height: 26px; line-height: 26px; overflow: hidden;color: #f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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