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当局举行新闻说明会，提出“参与联合国四大诉求”，并表示将联合“邦交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敦促联合国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错误解释”。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湘潭县农业农村局原党委委员、总农艺师扶利民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妻子违规从事经营活动提供帮助等问题。2014年至2021年，扶利民担任湘潭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总农艺师期间，分管与种子采购、管理有关的业务工作，纵容默许妻子左某某利用其职权或影响力违规在湘潭县经营种子生意，获利共计6万元；利用职权为妻子在获取奖补资金、迎接考核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默许妻子向其管理和服务对象借用钱款136万元（其中100万元未支付利息）。扶利民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21年12月，扶利民因年龄退出领导岗位。2023年6月，扶利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从涉案金额来看，2009年，谢亚龙和南勇的涉案金额最高是120万左右。随着国内的职业联赛在2011年后进入“金元时代”，各家俱乐部每个赛季豪掷上亿元购买球员，足协收到的引援调节费都高达数亿元，所以足协官员和国足主帅李铁可以用身份权力变现的能力也就更大了。涉案的金额比之前的“多个0”也不足为奇。2009年的足坛反腐风暴，最终有57名足协官员、球员和裁判锒铛入狱。这次，从目前的规模和力度来分析，应该不会少于上次的人数。

　　从涉案官员级别来看，2009年的足坛反腐更多强调的是反赌（球），当时处理的最高级别的足协官员是两名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和南勇。但本轮反腐，已落马的官员中，不仅有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还有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涉案官员级别明显高于前一轮反腐。

　　第一类是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在我国国家机构当中属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从事管理的副局长，他所利用的手段可能就包括其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职责，比如足球运动应当如何发展、经费的处理方式等。

　　胡晓东提到，相比于地级市领导班子其他成员，“80后”相对年轻，一些下属可能比他们年龄还大。从此角度看，“80后”干部应多调研实践，多倾听下属的意见和建议。

高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