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郭婧婷 北京报道

　　证券从业人士利用内幕消息炒股稳赚不亏吗？答案是否定的。

　　近日，证监会官网披露两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一则处罚书震惊金融圈，“投行老总”“内幕交易”“亏损50%本金”“反被监管巨额罚款”“禁入市场”这几个关键词组成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故事。

　　另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一名券商工作人员曹某，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两年半亏损77万元，被证监会处以20万元罚款，合计“损失”近百万元。

　　近年来，证券行业中出现了一些违规行为，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规等，除了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等，资本市场“守门人”亦沦陷其中，包括中介机构人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等也卷入内幕交易。

　　“券商投行参与内幕交易案的特点是信息优势明显、专业性强和影响范围广。券商投行人员在工作中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未公开信息，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而且，券商投行人员通常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能够更加巧妙地运用各种交易策略和手段进行内幕交易。”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券商投行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其参与内幕交易可能会对多个市场主体产生重大影响，如上市公司、投资者、市场信誉等。

　　“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即使是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仍有人试图通过非法手段牟取私利，但最终难逃法网。对于投资者而言，应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盲目跟风，选择正规渠道投资。”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投行员工违规炒股反巨亏

　　2020年2月17日，光大证券康某结合星星科技情况和融资规则，设计了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两天后，康某向赵某汇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赵某指示康某进行重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2月22日，赵某参与了与该项目的视频会晤。3月15日，星星科技发布相关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某决定铤而走险，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企图通过内幕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

　　2020年2月25日、28日，赵某使用“赵某江”证券账户合计买入星星科技160.16万股，成交金额1141.2万元。

　　然而，事与愿违，市场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期。2021年8月18日、19日，赵某累计卖出所持有星星科技全部160.16万股，成交金额609.6万元。经计算，上述交易亏损532.6万元。赵某的内幕交易行为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证监会最终认定，星星科技发布的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信息公开前属于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20年2月22日，公开于2020年3月15日。赵某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时间不晚于2020年2月22日。

　　因此，证监会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对赵某处以400万元罚款。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对赵某处以60万元罚款。

　　根据相关法律，证监会对赵某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对于该事件，光大证券向媒体回应称，坚决支持证监会对公司前员工行政处罚的决定，将严格按照公司问责制度规定，对责任人严肃责任追究，并举一反三，进一步开展全面自查整改。

　　田利辉表示，这些案例提醒市场参与者，在经营主体的制度背景下，即使有信息优势，也不能保证交易一定成功；同时，任何企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利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9月14日 ，因作为证券从业人员，曾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北京证监局发布关于对20人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近年来，证券从业人员利用他人账户违规炒股的案例频出，证券从业人员炒股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田利辉看来，证券从业人员炒股，特别是违规操作，会对市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扰乱市场价格机制、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投资者利益等。此外，此类行为还会对金融机构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客户信任度下降，进而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

　　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案处罚同比增长10%

　　2024年以来，证监会对涉嫌内幕交易的监管持续加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和预防内幕交易行为。

　　所谓内幕交易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 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违法行为。

　　证监会官网发布的信息显示，上半年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类案件共作出处罚45件，同比增长约10%，处罚责任主体85人（家）次，同比增长约37%，罚没金额约23亿余元，同比增长约9%。

　　不过，从近年来的监管处罚案例来看，内幕交易的惩罚对象多为上市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券商中介机构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案例较少。

　　今年5月1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通报该院10年来依法审理的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情况显示，近10年，该院及辖区法院审结证券期货犯罪案件209件，其中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22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41件。上海一中院副院长徐世亮表示，实施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部交易等，离不开资金、技术等黑灰产业的配合帮助，极易形成产业链。

　　2024年以来证监会处理的内幕交易案件呈现哪些特点？对此，余丰慧分析，2024年以来，证监会处理的内幕交易案件数量显著增加，特点表现为涉及面广、涉案金额大、手法隐蔽多样。特别是券商投行人员参与的内幕交易案，往往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公开重要信息，进行非法交易。这类案件的特点在于信息获取渠道特殊，且通常涉及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结构，给调查和取证带来较大难度。

　　今年年初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首席检查官、稽查局局长李明表示，证监会将通过全方位监控、大数据碰撞、多渠道收集、智能化分析等多维技术手段构建“穿透式”线索筛查体系，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进行精准识别、严厉打击。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证监会正在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识别和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例如，他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监控和分析市场的交易数据，以发现异常交易行为和模式。同时，他们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训练和开发更准确和高效的算法，以识别潜在的内幕交易行为。在实际案件中，这些技术已经被用于检测和追踪交易活动，以帮助监管机构确定违规行为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有哪些影响？余丰慧关注到，内幕交易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降低了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使得中小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近期，有关方面正考虑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保护投资者权益。比如，探讨引入集体诉讼机制，允许受害投资者联合起诉，共同追讨损失。

　　“内幕交易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投资者利益，降低了市场效率。它会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失衡，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至于法律改革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复杂化，监管规则也会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田利辉表示。

　　受访人士称，此案提醒广大投资者：投资须谨慎，不应轻信所谓的“内部消息”，而应基于公开透明的信息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稳健前行。

责任编辑：李桐

吴雅柏（记者 黄添圣）09月21日,（原标题：张汉晖大使接受《新闻世界》书面采访）

吴雅柏（记者 张泓木）09月21日,近日，重庆一女子离婚后净身出户，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出去上班只能把一岁多儿子锁在家里一事引起广泛关注。该女子发布视频时配文称，“儿子饿了就捡地上薯片吃，困了就躺地上睡觉，眼睛哭肿还要自己坚强。”视频内容显示，该女子孩子枕着枕头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瓶很像AD钙奶的饮品。9月13日，一位账号名为“屹立不倒的屹”发文称她是孩子妈妈，并解释了她净身出户以及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的原因，“一切都是生活所迫，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9月14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正在积极推进解决此事，目前仍在协调中。14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杨翠告诉九派新闻，一岁七个月的孩子大多能独立行走，活动范围较自由，孩子若不在大人视线内，风险比较大。“将孩子放在地板上容易使孩子腹部受凉，从而导致消化不良。”另外，孩子若用接触地面的手吃东西，容易使地板上的细菌病原体通过手进入嘴巴。独自躺在地上的小孩 图/社交媒体截图【1】当事人：最初曾带着孩子摆摊，导致他中暑、受伤13日，一位账号名为“屹立不倒的屹”发文称她是孩子妈妈，并解释了讨论度较高的两个问题。针对“净身出户”一事，她解释因与丈夫是和平离婚，没有法院判决以及争吵，离婚是家庭原因。“因为是裸婚，也没有需要分割的财产，孩子爸爸也有自己在乎的人，所以我选择独自抚养小孩并不需要他支付抚养费。”孩子妈妈发文解释为何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图/社交媒体截图谈及为何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中，孩子妈妈解释，她之前出去摆摊时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因为重庆夏天的室外温度较高，孩子还中过暑。另外，孩子曾在摊位上乱跑蹭到单车后受伤。出于这些原因，她决定购买监控设备，白天给孩子喂好饭后，尝试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我把家里危险的地方都规避了，想着他在家还能吹空调，不用那么遭罪。”她补充，网传的视频是她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中第一天所拍摄，看着监控画面的她当时十分心碎，便将这一段生活日常发布在网上，“一切都是生活所迫，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同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已和孩子妈妈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在养老院的工作岗位，可以带着小孩上班，另一个是求助托育机构，可以在白天帮忙看顾小孩，但她都拒绝了。“她想找从下午五六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托育机构，但市面上的托育机构没有能开到这么晚的。”该工作人员补充，当地妇联一直在跟进此事，目前正在联系小孩父亲所在地以及母亲户籍地的妇联，尽其所能地帮助。14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正在积极推进解决此事，目前仍在协调中。【2】医生：孩子躺在地上易受凉、存在分离焦虑9月14日，杨翠向九派新闻表示，3岁以内的孩子需要家长陪同照护，尽量不要把孩子独自一人留在家。“若家长实在没时间，建议将孩子放置于较小的空间中，同时将桌椅用防撞条包裹好，抽屉、衣柜用锁关好，插座孔、电器用保护性装置封好，以避免孩子受伤。”此事件中一岁七个月的孩子大多能独立行走，活动范围较自由，孩子若不在大人视线内，风险比较大。谈及孩子躺在地板上身体贴着地面的情况，杨翠指出，将孩子放在地板上容易使孩子腹部受凉，从而导致消化不良。另外，孩子若用接触地面的手吃东西，容易使地板上的细菌病原体通过手进入嘴巴。另外，杨翠指出，孩子在下午五六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段很难进入深度睡眠，一般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睡醒后第一反应会恐慌，会想找妈妈。“一岁多的小孩开始对自己的情绪有反应，存在一定的分离焦虑，睡醒后找不到妈妈容易哭闹，哭闹超过半小时容易感冒受凉，长期哭闹对孩子心脏也不太好。”杨翠指出一岁多的小孩开始对自己的情绪有反应，存在一定的分离焦虑，图为哭泣的孩子（资料图/图文无关）“电子屏幕，比如说电视、电脑、手机，2岁以内的孩子尽量少玩，2到5岁的孩子可以接触电子屏幕，但最好每天不要超过1小时。”她建议，一岁多的孩子视力发育并不完善，看电视频繁有近视、散光的风险。至于喂养问题，杨翠向九派新闻表示，孩子现在可以用吸管喝牛奶，但在无家长看顾的情况下，孩子可能会不小心将管子放入鼻子里，吸管的塑料纸也有可能被孩子吸入鼻子内，有误吸风险。“3岁以内的孩子要少吃膨化食品和饮料，若长期吃高盐、高糖的食品，孩子肾脏功能的代谢负担较大，也容易产生挑食等问题。”杨翠补充，孩子每日食盐量的标准为0.5克到1克，偶尔吃薯片可以，但建议尽量吃一些添加剂成分较少的零食。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