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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欧洲汽车销量已经降到了三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8月，欧盟注册量同比下降18%，约64.36万辆。所有欧洲主流汽车制造商的注册量均出现下降，无一例外。欧洲前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Stellantis和雷诺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分别下降了14.8%、29.5%和13.9%。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核心市场的销量降幅都超过两位数，分别为27.8%、24.3% 和13.4%。纯电市场更是几近腰斩，8月欧洲纯电市场注册量暴跌44%，降至约9.26万辆，市场份额从2023年的21%下滑到了14%。这已经是欧洲纯电市场连续第四个月下滑。特斯拉8月在欧洲的销量下降了43.2%。此外，德国和法国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下降幅度达到68.8%和33.1%。再加上正在酝酿中的大众汽车关厂裁员的消息，阴云正笼罩在欧洲汽车的上空。“一个非常不幸的决定”从欧盟8月的销量看，德国市场下滑幅度最大。原因之一，是德国提前结束了新能源补贴。2023年9月，德国政府提前结束了对B端纯电车型的补贴，这导致了去年8月的集中购买，也因此出现了今年8月几乎70%的同比下滑。购买力下降之外，专家将德国和欧盟市场的下滑主因归于政策。慕尼黑伊福研究所前所长汉斯-沃纳·辛恩（Hans-Werner Sinn）就指出，德国政府在2023年底突然取消电动汽车补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决定”。作为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辛恩认为，欧洲绿色协议、欧盟自2035年起禁止使用内燃机以及日益严格的车辆排放标准等，在相对短时间内彻底扰乱了市场，迫使汽车行业走上了一条由政治驱动的转型道路，那些未能迅速调整的公司被排除在外。此外，大众的柴油排放丑闻让整个行业都陷入了守势。从欧盟8月的销量看，德国市场下滑幅度最大 资料图他还驳斥了外界对于欧洲品牌管理层的批评，他告诉德国之声：“不能说有人在市场中睡着了。”荷兰银行ING的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认为，欧洲汽车“正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电动车转型导致全球竞争愈发激烈。”他认为，欧洲汽车业目前正同时面临许多问题，且多重问题汇聚。卡斯滕·布热斯同样将当前欧洲汽车市场的主要问题归咎于政策的“反复”，诸如“内燃机怎么办？它要保留还是不保留？什么时候淘汰？会延长还是不延长？”这些问题，始终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沃尔夫斯堡，下一个弗林特？在沃尔夫斯堡最古老的酒吧，一位顾客正在忧心忡忡地思考大众汽车的故乡是否会走上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路——弗林特是通用汽车的诞生地，曾被称为“汽车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宣布，由于销量下滑和低成本亚洲竞争对手的崛起，无法再在弗林特生产汽车。在那之后，弗林特就像美国其他工业衰退的城市一样，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金融危机，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这位男士一边喝着加了朗姆酒的茶，一边郁闷地指出，德国“汽车城”沃尔夫斯堡是否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取决于大众汽车在面对需求放缓、竞争加剧和高成本时下一步的行动。9月2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考虑关闭“至少”一家较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厂和一家本土零部件厂 资料图随着欧洲汽车市场萎缩，9月2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考虑关闭“至少”一家较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厂和一家本土零部件厂，并将被迫终止自1994年以来实施的就业保护协议，以进一步削减成本。之后，就有传闻称大众集团或将在德国削减多达3万个工作岗位，以增强其竞争力。对此，大众集团劳资委员会表示，裁减3万个工作岗位“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无论大众如何否认，外界已经风声鹤唳了，劳工保护组织竖起了汗毛，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汉斯-沃纳·辛恩对汽车行业能否度过眼下的危机并不确定，但他认为，大众汽车只是早期受害者，未来还会有更多受害者出现。现实也确实是如此，根据彭博社商业数据和研究公司研究显示，宝马、奔驰、Stellantis、雷诺和大众等汽车巨头的欧洲工厂中，三分之一产能利用率不足，一些工厂里，实际生产的汽车不到理论上产能的一半。位于意大利米拉菲奥里的Stellantis工厂情况尤其糟糕，2024年上半年，该工厂的产量下降了60%以上，从9月13日起已经暂停在这里生产菲亚特500e纯电动汽车。与此同时，生产豪华产品奥迪Q8 e-tron的比利时工厂也面临关闭的风险。不只是德国，法国汽车供应商协会负责人菲耶夫（Fiev）警告称，由于汽车销量下降以及电动汽车市场的放缓，法国汽车供应商未来几年将面临失去一半工作岗位的风险。法国汽车装备工业联合会（FIEV）主席让-路易·佩什（Jean-Louis Pech）表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未来五年内，汽车行业将再次失去一半的工作岗位，但这似乎并不夸张，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非常快地发生。”“这是大众自己的事情”“没有大众，就没有沃尔夫斯堡。”20多年前以实习生身份加入大众的安克·延茨施 (Anke Jentzsch) 强调了德国大众裁员后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他指出，失业的不只是汽车从业者，还包括街角的面包师和理发师。ING首席经济学家布热斯基表示，毫无疑问，德国和欧洲汽车行业的衰落将威胁该地区的繁荣。仅在德国，汽车行业（包括供应商、销售商和其他依赖该行业的公司）就占该国年经济产出的7%至8%。2024年9月4日，德国北部沃尔夫斯堡，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的员工在公司股东大会开始时举着横幅“大众汽车对德国至关重要。”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表示，政府希望帮助大众汽车在不关闭工厂的情况下削减成本。但他同时指出，政府能做的事是有限度的，“大部分事情必须由大众自己处理，这是公司的事情。”辛恩也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太多，他警告称，任何“中央经济都是没有前途的，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立足之地”，将欧洲经济体（包括其汽车制造商）与气候目标结合起来可能是善意的，但会“毁掉我们的繁荣”，任何凌驾于市场原则之上的企图都将最终摧毁欧洲经济。在一片忧心忡忡中，还有另一种声音。德国汉诺威中小企业应用技术大学 (FHM) 汽车行业专家弗兰克·施沃普 (Frank Schwope) 坚信大众汽车能够渡过难关，认为目前的销售低迷只是假象。“事实是，大众汽车的利润非常可观，”他告诉德国地区广播电台NDR，大众汽车2023年的营业利润仍高达226亿欧元，今年的营业利润预计为200亿欧元。在他看来，大众管理层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末日场景”，旨在压制当前的越来越高的工资需求，并推动国家对电动汽车的新补贴。（原文标题为《暴跌、关厂、裁员，欧洲汽车末日降临》）

莫迪表示他将于明年在印度主办QUAD峰会 图/资料图

▲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 图据彝良警方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两男子周某、袁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违法应该处罚。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二人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应该处罚。对此，9月22日，云南昭通警方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反向诈骗”：假装答应去国外工作需要路费两男子诈骗“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拘9月19日，云南昭通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发布消息，近日，彝良县公安局奎香派出所民警在开展涉诈工作研判时，发现辖区居民周某、袁某存在涉诈嫌疑。为避免有人遭受到周某、袁某的诈骗，民警将二人传唤至奎香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调查，周某因长期待业在家无经济收入来源，便邀约好友袁某一同前往昭阳区办理护照，然后下载名为“x机”的聊天软件，在该软件上搜索“xx交流群”等群聊。两人进群后发现有人在群里发布高薪招聘人员的信息，周某便主动联系对方了解招聘的具体内容，对方也开出了让周某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的诱人条件，想诱骗周某去国外某地的“公司”。警方称，一看到对方说“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时，周某就明白了，“这不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中常见的诈骗套路吗？”于是周某顿时就产生了想跟对方“玩一玩”的心理，双方便开始“极限拉扯”。周某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以要住宿、吃饭等为理由向对方骗取出国的路费。▲嫌疑人与对方聊天截图 图据彝良警方在聊天中，周某告诉对方：“从昆明到广州机票一张616元，加机场建设费是700元，两个人1400元。我们这里到昆明两个人最少也要一千多元，还要买行李箱，差不多要2000元才能到昆明。”最终，周某、袁某以此方式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奎香派出所迅速立案调查，快速收集证据材料，目前周某、袁某已分别被行政拘留七日、五日，并收缴违法所得。警方回应：两人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且实施了既遂诈骗行为，依法应予处罚案件办理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公布了相关案情信息，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确实违法，应该处罚。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周某、袁某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仅不应该处罚，还应当鼓励”。随后，“彝良警方”删除了上述消息。对此，云南昭通警方相关人士回应红星新闻记者称，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律师观点：二人反向诈骗行为违法但有别于普通诈骗，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理对于此事件，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表示，根据公开报道的信息，周某、袁某两人具有诈骗的故意，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在这一点上应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点在于：两人实施诈骗的对象，或为电信诈骗分子，即两人所实施的诈骗，可能属反向诈骗行为。对于这种反向诈骗行为，法律上应当如何评价，这才是引发公众关注的地方。▲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图据彝良警方张柄尧表示，诈骗行为通常面临行政、刑事责任。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明确：“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者区别，主要在于涉案金额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即属数额较大，就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均未对公私财物是否合法予以区分。这意味着，即使所诈骗的财产属非法财产，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更何况，货币属于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即使对方是电诈违法嫌疑人，其合法占有的货币也不能受到侵害。但与此同时，反向诈骗和普通诈骗还是有一定区别。“从法益保护角度，反向诈骗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普通诈骗。因此，在对反向诈骗进行处理时，应有别于普通诈骗，酌情予以从轻、减轻处理。”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表示，从违法行为或犯罪构成而言，周某和袁某或涉嫌诈骗，若涉案金额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予以处罚。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 杨珒 责编 冯玲玲

（原标题：山东齐河县财政局办公楼起火系人为纵火？县公安局：仍在调查中，勿信谣传谣） 令外界感到震惊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三只羊公司开启了复播。据九派新闻，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在正常直播中。从与辛巴的大闸蟹之争到美诚月饼事件，近期的三只羊可谓风波不断，处在漩涡之中。9月1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一片平静，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员工都在正常上班。同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为进一步了解该公司情况，9月20日，上游新闻记者向三只羊企业邮箱发送了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获回复。“这次事件的核心，在于三只羊带货主播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9月20日，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如果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后确认虚假宣传成立，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带货主播和三只羊可能会面临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具体来说，如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可能会被处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只羊集团公司大楼。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实探三只羊当外界围绕三只羊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时，处于风暴核心的三只羊却显得格外平静。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三只羊公司园区，看到公司门口马路上和园区内停放了不少汽车，公司大门旁的停车库内也停放了不少电动车，还有外卖小哥不时进出配送，展现出一种平和有序的氛围。而园区内部，也是一片平静。上游新闻记者看到，有员工在办公楼走廊上抽烟、休息，也有员工在园区内走动，还有员工和车辆不时从大门进出。公司内部有食堂，而公司附近没有餐饮店、便利店，即便中午时分也鲜有员工外出就餐。一间架设有直播灯具的房间内，几台大灯长亮，疑有主播正在直播。天色渐晚，可以明显看到三只羊集团大楼内不少办公室亮起灯光。下午6时30分一过，不少员工陆续从公司大门走出，在路边等待网约车。9月19日晚6时39分，三只羊公司门口下班等待网约车的员工。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上游新闻记者以求职为由上前询问公司情况，多位三只羊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仍在正常办公。“肯定正常上班呀。”“目前在正常上班。”“我现在不是在正常上班吗？”部分员工向记者表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员工对于记者的询问表现出明显的警惕：“别问我，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而三只羊的直播电商业务，似乎也并未受到影响。9月20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以“三只羊网络”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进行搜索，看到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等在内的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疯狂小杨哥”抖音账号显示，自9月7日直播以来，该账号再未开启新直播。灰豚数据显示，近7天，该账号掉粉超146万，近30日掉粉超300万，截至发稿该账号粉丝数1.2亿。“疯狂小杨哥”账号数据。 图片来源/灰豚数据截图小杨哥“栽”在月饼上围绕三只羊和小杨哥的争论，近段时间以来一直霸占着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事情的起因，源于小杨哥和另一头部主播辛巴之间的大闸蟹之争。8月底，辛巴在直播间带货“蟹太太”蟹卡，却被品牌方告知价格机制被举报，导致无法继续售卖，随后辛巴开始“炮轰”小杨哥。“质检你们没有，售后你们没有，赔偿态度你们没有，担责的态度你们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就剩炒作了。”辛巴对小杨哥的商业模式也提出质疑，还表示要拿出1亿元，对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买到使用槽头肉的梅菜扣肉、三无吹风机等问题产品的消费者，替小杨哥进行赔付。而小杨哥在直播中红了眼眶。“兄弟们，骂可以骂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事们。”小杨哥说。对于产品问题，三只羊始终没有进行正面回复。真正将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块小小的月饼。在网络上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大小杨哥在直播间奋力叫卖，称“美诚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诚”“它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而出现在直播间的香港演员曾志伟，仿佛成了月饼的背景板。然而不久就有网友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似乎和“香港”关系不大。据红星新闻，多名代理商和网友表示，美诚月饼在香港没有门店，而月饼的产地信息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随着事件愈演愈烈，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对三只羊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并授权给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生产方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暂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判定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主要在于主播是否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购买产品。”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此次事件中，三只羊带货主播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在于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和受欺骗。”9月20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付建表示，如果经调查认定虚假宣传成立，带货主播和销售方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具体处罚力度会根据虚假宣传的程度和情节轻重而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虚假宣传行为一经查实，经营者可能会被处以相应罚款，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三只羊团队直播带货美诚月饼的画面。直播电商需加强监管事实上，除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之外，直播带货界还有不少问题。此次“炮轰”小杨哥的辛巴，2020年也发生过假燕窝事件。据北京商报，事后主播辛巴道歉，表示召回相关产品，承担退一赔三责任，金额超6000万元；将追究品牌方的法律责任，团队也将进行整改。其他中小主播的售假事件也不罕见。据新京报，今年8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潞派出所接到王女士报警称，7月25日—27日，王女士先后在某直播间花费3万余元购买名家名画10张，均带有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但鉴定均为仿品。经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在直播带货平台建立账号，通过租赁豪车拍摄视频、PS修图等方式，虚构人设，包装主播身份，后将临摹仿品冒充名家字画，通过直播间进行销售骗取暴利。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在直播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踩雷”，切实保护好个人权利，值得关注。“在直播带货领域，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并要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此外，电子商务法也针对网络交易的特点，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包括要求其提供清晰的商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退换货权利等。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保护消费者直播间购物权益的法律体系。同时，顾准也坦言，头部主播拥有超强的带货能力，而目前行业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监管力度可能不够严格，导致一些主播在带货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监管手段也可能不够先进，难以有效应对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业态带来的挑战。”顾准说。顾准认为，应该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对头部主播的监管要求，确保他们在带货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加强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另外，还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