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9月20日电 (记者 陈静) “未来的学习者将不仅限于校园内的年轻人，社会各个年龄段的成人群体也将在终身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20日指出，人工智能与各类科学 技术的突破，为推动终身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消除了许多过去面临的障碍

　　第十二届终身教育上海论坛当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教育部职成教司副司长李英利介绍，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数字技术为终身学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据统计，至2023年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注册用户数量超过1亿人(次)，极大扩展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依托国家开放大学和社区学习中心，终身教育的基础设施已覆盖全国，特别是在老年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李英利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深化终身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推动数字化学习的普及，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有终身学习的权利与机会。

　　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处长闫鹏涛指出，上海的学习型城市建设与终身教育研究紧密相连，具有“科研引领、实践创新”的特点，依托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多领域的探索，并结合终身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形成了从基层社区到高校助力，从线下实践到数字化平台的全方位终身教育体系。据悉，上海还积极开展终身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牵头开展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教育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院长孟钟捷指出，近年来，学校以更大的力度投身国家和上海的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取得了新的进展。据悉，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同日发布了《上海可持续发展教育社区行动计划(2024-2026)》，分享了上海的创新经验。

　　当日，来自美国、新西兰、日本、韩国、德国、泰国、法国等海外资深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分别围绕终身教育情况等进行分享。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知名学者万帼芳教授认为，全球老龄化的不可逆趋势将对未来几十年内的社会发展带来广泛影响。来自韩国首尔大学教育系的姜大仲教授提出，教育不应仅限于传统的时间和空间，而应是一个涵盖所有可能性与潜力的整体系统。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久保田治助为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日本正面临着全球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他分享了“有意义的就业”的概念，并指出，这一独特的日本模式鼓励老年人在适合其年龄的工作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既能减轻社会保障的负担，又能推动主动学习与经济发展。(完)

傅玉玟（记者 陈雅茹）09月22日,“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傅玉玟（记者 詹家玮）09月22日,“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9月12日“廉洁四川”发布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原四级调研员赵桂香的贪腐案例赵桂香女，汉族，1964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5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社区发展办负责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2023年4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纪委纪律审查。2023年7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监委监察调查。2023年10月，赵桂香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4年4月，赵桂香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征地拆迁，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事关城市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征地拆迁资金密集、资源集中，一个项目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成了少数投机者眼中的“香饽饽”“唐僧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禁而未绝。赵桂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原本再等几个月，我就要正式退休了，可以全身心回归到家庭中，可以给家人准备丰盛的饭菜，可以帮女儿带带孩子，可以和朋友们出去旅游，这些最平常的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我愧对培养和信任我的组织，愧对自己的家人……”今年4月，站在审判席上的赵桂香几度哽咽、泪流不止，令现场旁听庭审的数十名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深感触动。人未退休，心已脱缰“每次走到街上，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区、热闹的商场、整齐的园区，我都感觉特别自豪，这些都有我的努力在里面。”自1995年起，赵桂香就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从事拆迁工作，是该地旧貌换新颜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者。上个世纪，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金花桥街道，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低矮杂乱的民房中，夹杂着众多“小、散、乱、污”的作坊式小工厂，机器轰鸣、汽车喧嚣、人声嘈杂，充满了乡村“重金属”风格。1998年，武侯区政府下定决心让城中村“改头换面”，斥巨资将老厂拆迁、外移或集中管理，修路架桥、改电通水、兴建民居……经过20多年不断努力，曾经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如今已经成为热闹繁华的产业园、美丽宜居的幸福地。征地拆迁是金花桥街道高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居民有故土情结，抵触情绪很大。我都是拿着征迁方案和档案资料‘笑脸上门’，还吃了不少‘闭门羹’。”赵桂香干拆迁不怕苦、不怕累，可谓尽心尽力、干劲十足。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赵桂香也面临过不少考验。“有的拆迁户找到我，提出给我‘好处费’，让我在测量房屋尺寸上‘松一点’，帮他们多填些拆迁面积；有的并不符合拆迁要求，也想将他们自己的房屋纳入拆迁范围。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人廉洁一次、两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到清正廉洁。2019年，时年55岁的赵桂香被提拔为副处级调研员，对其本人来讲，本是一件好事，但她却滋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原本的工作热情逐渐消退，纪律意识随之放松。“再往上升迁机会不大，很快就要退休了，也就没必要那么拼、那么紧。”人未退休，心已脱缰。2020年2月，罗某等人主动拉拢赵桂香，提出共同购买一个废旧厂房（属于赵桂香负责拆迁的区域），谋划着“赚取”拆迁补偿款。赵桂香深知，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别人找到我时，我就想过几年等我退休，这事便无人察觉了，何不趁此机会捞点‘退休金’。”由于该废旧厂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购买下来。赵桂香将东拼西凑的购房款200万元倾囊而出，与罗某等人共同买下了这个废旧厂房。手握百万“资产”却过着“低配”生活“她知道政策，手里又有实权，拉她入伙肯定有好处！”在罗某等人眼中，找赵桂香合伙购买废旧厂房，主要目的就在于赵桂香能提前了解拆迁政策，可以在违规搭建、征地拆迁中帮他们“便宜行事”，以获取丰厚“利润”。为让废旧厂房顺利获得拆迁，赵桂香一不做二不休，将尚未公布的拆迁政策文件提前转发给罗某等人。紧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桂香和罗某等人花费80万元，便新增搭建了7300平米违规建筑。很快，赵桂香等人投资的厂房面临拆迁，她暗自窃喜，又开始密谋下一步计划。拆迁工作中，入户调查是一个重要环节，拆迁房屋面积有多少，性质及附属物是什么，都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予以确认，这也是核定最终补偿资金的关键。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赵桂香。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桂香明目张胆利用手中职权，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测绘人员在认定厂房拆迁面积、结构、补偿标准等方面大开尺度。随后，赵桂香在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顺利将抢建的违规建筑物面积全部纳入拆迁补偿范围。赵桂香自建自拆一笔“赚得”210万 资料图2021年6月，该笔拆迁补偿款发放到位，扣除购买、维护成本后，赵桂香“赚得”210万元。“拿到钱后，心里还是很慌张，每天都感到特别不安，担心自己的问题被发现。”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赵桂香还精心伪装自己，故意立起了低调的人设。“平时不追求大鱼大肉，也不爱奢侈品、不去国外旅游，过着‘低配’生活，但这样子‘伪装’心太累！”贪欲膨胀，难以自拔然而，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并未维持多久。一段时间后，赵桂香察觉此事无人过问，胆子渐渐变大，手越伸越长。她盘算着，“要抓住一切机会，赶在退休前多捞点养老钱。”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2021年7月，黄某找到了赵桂香，希望能帮忙提高自家房屋拆迁赔付标准，并许诺事后给予感谢费。面对送上门的“好事”，赵桂香立刻答应下来。在她的操作下，黄某很快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并将10万元送给了赵桂香。有了这次“成功”经验，赵桂香如法炮制，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加快拆迁进度、审核拆迁资料、提高拆迁赔付标准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事后获得相应“好处费”。野蛮生长的贪念，让赵桂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23年4月，武侯区纪委监委收到关于赵桂香的问题线索，随即成立调查组，对此问题线索展开深入调查。经查，赵桂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816万余元，非法收受“好处费”20万元。“仅仅3年时间，前面30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因为自己的贪心，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如今，苦果只能我自己吃，可我又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面对自己的朋友。”赵桂香大梦初醒，但悔之晚矣。来源丨四川观察、廉洁四川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中新社记者：据报道，李强总理已结束对沙特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相关情况？毛宁：应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于9月10日至11日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强总理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共同主持召开中国—沙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沙特工商界代表进行座谈。李强总理表示，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特别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坚定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坚定把彼此发展看作重要机遇，进一步发挥高委会机制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双方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鼓励本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要办好“2025中沙文化年”活动，推进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李强总理鼓励两国企业家把握大势，展现作为，希望沙特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更加坚定地在中国投资兴业。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做好外资企业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扎根中国、赢在中国。在沙特期间，李强总理还会见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中方愿同海合会通过中海战略对话等机制加强政策协调，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持久睦邻友好。海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等地区问题上坚持公正立场，支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多位非洲领导人将中非合作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中非伙伴关系是全球南南合作的主要支柱。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如何看待南南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毛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峰会上就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提出了六大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认同，这对引领“全球南方”加快实现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实施了150多个项目。在南南合作中，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始终真心诚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我们将继续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繁荣。图为媒体记者提问韩联社记者：9月8日至9日，中国驻朝鲜使馆冯春台临时代办出席了朝鲜国庆76周年庆祝活动。请问王亚军大使是已离任还是目前不在朝鲜？毛宁：据我了解，王亚军大使正在国内休假。韩联社记者：朝鲜今天向韩国东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发射是否与中国和俄罗斯在东海海域和鄂霍次克海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朝鲜此前连续五天向南发射“垃圾气球”，随后又发射了弹道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关于第二个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持有关方面通过对话改善关系。法新社记者：据报道，韩国足球运动员孙准浩本周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赛。但他否认了任何不当行为，称他的供述是被迫的，并且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了中国警方的威胁。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是否已通知国际足联关于孙准浩禁赛的事宜？毛宁：今年3月，中国司法机关对韩国公民孙准浩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作出公开宣判。孙准浩认罪认罚，当庭悔过，表示不上诉。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关于你提到的禁赛等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澎湃新闻记者：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2024世界贸易报告》，重申贸易对于减少贫困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性，指出保护主义加剧可能会让缩小贫富差距的进程倒退30年。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保护主义既不高效，也不划算，更多更好的贸易才能让更多民众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也注意到世贸组织这份报告。报告还指出，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将损害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贫困和经济边缘化的国家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中国是开放贸易的重要贡献者。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通过贸易促进全球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包括贸易繁荣伙伴行动在内的十大伙伴行动，宣布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没有前途。世界的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务实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交通和物流条件，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水平和能力。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昨天中国与菲律宾就南海问题举行了坦诚的高级别会谈，中方能否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哪些共识，讨论了哪些问题？毛宁：昨天中菲在北京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我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结束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正在重新考虑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税问题上的立场，并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都重新考虑立场，强调欧中之间不应发生贸易战，而应该达成妥协，寻求解决方案。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欧盟方面更多倾听理性客观意见，充分认识中欧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合作潜力，展现灵活与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妥处经贸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法新社记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今天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叙述了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网络遭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渗透后，澳大利亚政府派遣专家组赴斐济向论坛提供协助的情况。中方是否了解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同时也注意到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并没有将此次黑客攻击与中国相关联。类似出于政治目的炮制的虚假信息已经出现了多次，旨在挑拨地区国家与中方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南太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希望有关方面充分尊重南太国家平衡发展与各方关系的权利。彭博社记者：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商务部通知国内电动汽车企业，不应向他国出口中国电动汽车技术或在印度投资，在土耳其投资设厂前应通报中国工信部和驻土使馆。一直以来，中方批评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技术销往中国，那么中方为何阻碍或控制电动汽车技术出口至印度、土耳其等地？毛宁：这个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王毅外长正在出席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会议。与会期间，王毅外长与他国一些外长、代表举行会见。王毅外长是否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见？毛宁：关于王毅主任出席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见，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请你保持关注。图为女记者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