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鼓励各国为打击跨国犯罪，缔结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公约或协议，或者作出制度性安排。支持联合国三项禁毒公约，维护国际禁毒体制，倡导国际社会协调一致、责任共担、真诚合作，共同应对毒品问题带来的挑战，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积极开展执法合作，共同提升执法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支持建立全球培训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更多适应维护自身安全需要的执法人员。

　　“我们在此向所有国家发出呼吁，积极加入到全球安全倡议中来，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平安的钟声响彻人间！”来自北京的声音，俄乌确实都该思考一番。

　　1977年12月6日早上8点半左右，邓小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国防工办主任和三位即将履新的部长。听完汇报后，他对刚从外贸部副部长调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用工荒”背后是代工模式下日益逼仄的劳动环境。“现在永康租房至少要六七百元一间，但工资只有五千元左右，在中西部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完年就不愿意来了。”袁永华说。

　　船舶行业被政府列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对“中国造船产能严重过剩”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当时中国主要以附加值较低的散货船船型为主，世界占比高达70%。而韩国新船订单中，“油船、散货船、集装箱船”这三大船型分布比较均衡，且LNG/LPG、大型钻井装置等高端船型的份额较大。

　　在云南省纪委监委2021年6月发布的专题片《杞麓湖的呐喊》中，罗应光也曾出镜忏悔：“我自己的弟弟，自己的小舅子，去参与了抚仙湖周边的有关工程，我的驾驶员去参与了抚仙湖周边的有关工程。在星云湖的保护治理中，我为一个老板去站台说话，让老板得到星云湖的有关工程。自己在杞麓湖保护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玉溪的广大干部，特别是三湖沿线的干部，带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这个表率作用没有带好头，就导致了我们的干部有样学样。”

柯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