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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晚,女演员李纯在微博发文怒斥小区物业,称电梯长时间停电无人管理,自己的母亲被困电梯,打电话求助才有维修人员将其母亲救出。

自3月公告恒大地产财务造假至9月13日两部门顶格处罚落地,普华永道至少已被60家公司“解约”。普华永道遭遇顶格处罚,截图自财政部官网据同花顺ifind数据和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60家公司结束与普华永道的合作。其中,A股上市公司有36家,港股上市公司7家,基金公司16家,非上市公司1家。值得一提的是,普华永道在基金行业的解聘风波有愈演愈烈之势。9月14日,华安、宝盈、汇安、易米和浦银安盛等5家基金公司与普华永道“分手”。而在今年8月底和9月初,包括易方达、天弘、华泰柏瑞和南方等基金公司,已与普华永道进行过解约。红土创新基金更是6月份便已与普华永道分道扬镳。“此前普华永道的处罚传闻并未落地,有些基金公司可能在观望。随着普华永道业务被暂停,接下来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改聘动作或也越来越多。”有市场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称。9月13日,证监会和财政部发布对普华永道的处罚公告。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兼撤销广州分所,合计被罚没4.41亿元。基金“换所潮”或将来临解聘普华永道的基金公司集中涌现。9月14日,华安基金、宝盈基金、汇安基金、易米基金、浦银安盛等5家基金公司,集中发布了关于旗下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具体而言,华安基金公告称,9月13日起,将旗下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联接、华安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ETF发起式联接、华安景气回报混合发起式等7只产品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更换为毕马威华振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宝盈基金公告显示,旗下数十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已于9月12日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改聘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值得一提的是,早在8月7日,宝盈基金已将旗下的1只产品从普华永道改聘,改聘后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容城。汇安基金公告称,自9月13日起,将旗下60多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更换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容诚),涉及公司全部产品。易米基金也公告指出,公司旗下10只基金自9月13日起全部将律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容诚。浦银安盛基金公告显示,旗下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容诚,改聘日期为9月13日。值得关注的是,3月18日至今,普华永道至少已被16家基金公司解约。具体而言,9月以来,除了上述5家基金公司,普华永道还被中庚基金、华宝基金、易方达基金、天弘基金、恒越基金、银华基金等改聘。8月份,普华永道与华泰柏基金、南方基金、景顺长城基金、创金合信基金“分道扬镳”。此外,6月29日,红土创新基金公告称,自6月25日起,旗下22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市场人士表示:“此前普华永道的处罚传闻并未落地,有些基金公司可能在观望。随着普华永道业务被暂停,接下来基金公司的改聘动作或也越来越多。”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全市场共有1.21万只基金(只含主代码),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的共有5089只,占比高达41.92%,仍占基金市场的近半壁江山。截至9月14日,全市场共有1.21万只基金(只含主代码),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的共有5089只,占比仍高达41.92%43家上市公司解约除了基金公司,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的情况更为集中。自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43家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其中,A股上市公司有36家,港股上市公司有7家。此外,招商局集团在6月变更与普华永道原定的合作。具体来看,据同花顺ifind数据和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15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安永承接,分别为苏州银行(002966)、宁波银行(002142)、永顺泰(001338)、中国银行(601988)、神马电力(603530)、福耀玻璃(600660)、信达地产(600657)、杭州银行(600926)、中国人寿(601628)、中国信达(01359.HK)、中国人保(601319)、迈瑞医疗(300760)、都市丽人(02298.HK)、同仁堂科技(01666.HK)、同仁堂国药(03613.HK)。9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毕马威承接,分别为中国电信(601728)、招商南油(601975)、招商轮船(601872)、招商蛇口(001979)、招商积余(001914)、招商局集团、中国太平(00966.HK)、中集集团(000039)、中集车辆(301039)。7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德勤承接,分别为东鹏饮料(605499)、宁波港(601018)、宁波远洋(601022)、中国中铁(601390)、广深铁路(601333)、北京首都机场股份(00694.HK)、青岛啤酒(600600)。除了三大会计师事务所,内资所合计承接了10家原普华永道客户。其中,立信排名内资所第一,合计承接了4家原普华永道客户,分别为迪哲医药(688192)、丽人丽妆(605136)、海通证券(600837)、沪硅产业(688126)。天健、致同、中兴华、信永中和、大信、中汇安达分别承接了1家,依次为中铁工业(600528)、粤电力A(000539)、北辰实业(601588)、青岛港(601298)、创业环保(600874)、碧桂园(02007.HK)。此外,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虽然也有上市公司2024年选择继续与普华永道合作,但调整了普华永道负责的业务,并导致服务费用的大幅下降。例如,中国银行公告称,结合市场信息,基于审慎原则,并考虑本行业务需要,同意将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相关安排,调整为聘请其提供2024年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等专业服务,相关专业服务费用为3500万元。同时,同意启动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的招标选聘工作。而在3月28日中国银行的公告中,续聘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担任其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2024年度母公司及集团整体审计费用为1.01亿元。自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43家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图为变更前后图表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9月13日,证监会和财政部发布对普华永道的处罚公告。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兼撤销广州分所,合计被罚没4.41亿。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近日,依法对普华永道恒大地产年报及债券发行审计工作未勤勉尽责案作出行政处罚,没收普华永道案涉期间全部业务收入2774万元,并处以顶格罚款2.97亿元,合计罚没3.25亿元。同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对普华永道及相关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方面,财政部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2018年审计项目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1.16亿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财政部给予普华永道警告、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撤销普华永道广州分所的行政处罚。注册会计师方面,此案中,财政部共对11名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罚。具体而言,财政部对恒大地产2018年至2020年相关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4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汤振峰、魏泽、朱立为、蔡秀娟,给予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对陈耘涛、吴德恩、潘国威、陈智杰、陈君瑜、卢玉捷、金莹等7名参与编制恒大地产合并财务报表的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罚款的行政处罚。官网资料显示,普华永道全球各成员机构组成的网络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36.4万名员工,业务范围包括在审计、咨询及税务领域提供服务。普华永道中国是指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经营的加入普华永道全球网络机构的统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加入普华永道全球网络的中国审计机构。本次监管机构发布的行政处罚仅适用于普华永道中天,不适用于其他在中国内地提供非审计业务的普华永道法律实体,亦不适用于任何普华永道在中国香港地区的法律实体。

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近日,重庆一女子离婚后净身出户,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出去上班只能把一岁多儿子锁在家里一事引起广泛关注。该女子发布视频时配文称,“儿子饿了就捡地上薯片吃,困了就躺地上睡觉,眼睛哭肿还要自己坚强。”视频内容显示,该女子孩子枕着枕头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瓶很像AD钙奶的饮品。9月13日,一位账号名为“屹立不倒的屹”发文称她是孩子妈妈,并解释了她净身出户以及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的原因,“一切都是生活所迫,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9月14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正在积极推进解决此事,目前仍在协调中。14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杨翠告诉九派新闻,一岁七个月的孩子大多能独立行走,活动范围较自由,孩子若不在大人视线内,风险比较大。“将孩子放在地板上容易使孩子腹部受凉,从而导致消化不良。”另外,孩子若用接触地面的手吃东西,容易使地板上的细菌病原体通过手进入嘴巴。独自躺在地上的小孩 图/社交媒体截图【1】当事人:最初曾带着孩子摆摊,导致他中暑、受伤13日,一位账号名为“屹立不倒的屹”发文称她是孩子妈妈,并解释了讨论度较高的两个问题。针对“净身出户”一事,她解释因与丈夫是和平离婚,没有法院判决以及争吵,离婚是家庭原因。“因为是裸婚,也没有需要分割的财产,孩子爸爸也有自己在乎的人,所以我选择独自抚养小孩并不需要他支付抚养费。”孩子妈妈发文解释为何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图/社交媒体截图谈及为何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中,孩子妈妈解释,她之前出去摆摊时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因为重庆夏天的室外温度较高,孩子还中过暑。另外,孩子曾在摊位上乱跑蹭到单车后受伤。出于这些原因,她决定购买监控设备,白天给孩子喂好饭后,尝试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我把家里危险的地方都规避了,想着他在家还能吹空调,不用那么遭罪。”她补充,网传的视频是她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中第一天所拍摄,看着监控画面的她当时十分心碎,便将这一段生活日常发布在网上,“一切都是生活所迫,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同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已和孩子妈妈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在养老院的工作岗位,可以带着小孩上班,另一个是求助托育机构,可以在白天帮忙看顾小孩,但她都拒绝了。“她想找从下午五六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托育机构,但市面上的托育机构没有能开到这么晚的。”该工作人员补充,当地妇联一直在跟进此事,目前正在联系小孩父亲所在地以及母亲户籍地的妇联,尽其所能地帮助。14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正在积极推进解决此事,目前仍在协调中。【2】医生:孩子躺在地上易受凉、存在分离焦虑9月14日,杨翠向九派新闻表示,3岁以内的孩子需要家长陪同照护,尽量不要把孩子独自一人留在家。“若家长实在没时间,建议将孩子放置于较小的空间中,同时将桌椅用防撞条包裹好,抽屉、衣柜用锁关好,插座孔、电器用保护性装置封好,以避免孩子受伤。”此事件中一岁七个月的孩子大多能独立行走,活动范围较自由,孩子若不在大人视线内,风险比较大。谈及孩子躺在地板上身体贴着地面的情况,杨翠指出,将孩子放在地板上容易使孩子腹部受凉,从而导致消化不良。另外,孩子若用接触地面的手吃东西,容易使地板上的细菌病原体通过手进入嘴巴。另外,杨翠指出,孩子在下午五六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段很难进入深度睡眠,一般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睡醒后第一反应会恐慌,会想找妈妈。“一岁多的小孩开始对自己的情绪有反应,存在一定的分离焦虑,睡醒后找不到妈妈容易哭闹,哭闹超过半小时容易感冒受凉,长期哭闹对孩子心脏也不太好。”杨翠指出一岁多的小孩开始对自己的情绪有反应,存在一定的分离焦虑,图为哭泣的孩子(资料图/图文无关)“电子屏幕,比如说电视、电脑、手机,2岁以内的孩子尽量少玩,2到5岁的孩子可以接触电子屏幕,但最好每天不要超过1小时。”她建议,一岁多的孩子视力发育并不完善,看电视频繁有近视、散光的风险。至于喂养问题,杨翠向九派新闻表示,孩子现在可以用吸管喝牛奶,但在无家长看顾的情况下,孩子可能会不小心将管子放入鼻子里,吸管的塑料纸也有可能被孩子吸入鼻子内,有误吸风险。“3岁以内的孩子要少吃膨化食品和饮料,若长期吃高盐、高糖的食品,孩子肾脏功能的代谢负担较大,也容易产生挑食等问题。”杨翠补充,孩子每日食盐量的标准为0.5克到1克,偶尔吃薯片可以,但建议尽量吃一些添加剂成分较少的零食。来源:九派新闻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来源:“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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