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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排名第一大坂直美宣布，她与大满贯冠军教练费赛特的第二次合作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在去年“背刺”郑钦文、单方面宣布解约加入大阪直美团队的费赛特，如今再次失业。9月14日，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今日更新Instagram。大阪直美晒出了自己和教练费赛特的合照并写道：“4年、2次大满贯，和数不清的回忆。谢谢威姆，你是一名优秀的教练，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人，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大坂直美官宣与费赛特结束合作大坂直美与费赛特的合作关系分为两段，其中第二段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大坂直美为产后复出进行训练。在费赛特的执教下，大坂直美赢得2020美网和2021澳网两座大满贯冠军。今年大坂直美在布里斯班重返赛场，赛季迄今最好成绩是两次打进八强，目前的世界排名第75。她复出后也战胜了六位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包括在美网击败奥斯塔彭科，四年多以来首次战胜世界前10的球员。不过，总体而言，大坂直美今年整体成绩较为平淡。比利时教练费赛特是WTA名气最大的教练之一，2009年开始执教，曾帮助克里斯特尔斯连夺二个大满贯冠军并登上世界第一。其后，科贝尔、哈勒普、大坂直美等球员也在他的执教下拿到大满贯冠军。2023年中，郑钦文放弃与启蒙时期合作的西班牙教练里巴合作，签约有大满贯冠军教练称号的比利时教头费赛特。在以八强成绩打完2023美网后，郑钦文突然收到费赛特的通知，称将转投大坂直美团队。在美网后的杭州亚运会期间，郑钦文在采访中透露遭教练“抛弃”时，一度情绪激动：“我再说一遍，我很能理解他的选择，虽然他违反了约定，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件。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必须要尊重，虽然这带给我和我的家人一些伤害，所以我现在并不想提起那个人。 ”图为赛场上的郑钦文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可以看出，在郑钦文眼中，这件事情已经逐渐淡去，她已经将注意力放在球场上面，正变得更加成熟。在去年美网被冠军教练“抛弃”后，郑钦文决定不再请大牌。“如果我成为了大牌球员，我的团队也是大牌了。”从找大牌到自己成为大牌，郑钦文给出自己的答案。上游新闻综合@北青体育、北京晚报等延伸阅读郑钦文被指培养费2000万 有女孩学球花掉深圳一套房子“就像郑钦文这一代网球运动员是看着李娜成长起来的，现在郑钦文也成了更年轻一代球员追随的目标。”郑钦文的启蒙教练、十堰市业余体校前教练陈宏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退休多年，仍有家长慕名前来，让陈宏鸣看看孩子“是不是打网球的好苗子”。从发现女儿郑钦文的运动天赋，到对照李娜训练路径来找教练、全力托举女儿的郑建坪也成为被追问的对象：在网球这项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运动上，如何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培养郑钦文的费用高达2000万元。针对职业化赛训的投入，郑建坪并未正面回应，他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想出名，只想安静地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夺得网球混双银牌的中国男选手张之臻，其父亲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培养一名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要投入约2000万元。“职业网球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运动。想成为职业选手，高额的费用投入是最基本的。能否转型成为好的职业选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现在职业选手出好成绩的年龄比以前要推迟了，这意味着，可能需要持续、更多的投入。”亚太区知名职业网球培训机构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的王继宏说。“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12岁，转职业的一道坎儿”每次在场边陪孩子练球，尤知都在心里吐槽“真贵”，但回想女儿练球半年多从厌倦训练到主动打球，又觉得“值了”。女儿五岁，练球快一年，还在启蒙阶段，她已经换了六七家机构，才找到一位满意的教练。毕竟网球上手难，练一年还无法对打的情况很常见。“重复训练本身是枯燥的，教练自己得对网球充满激情和热爱，才能激发出孩子的兴趣。”她最终物色的这位热爱网球的外教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上课，家长还要额外支付每小时两三百元的场地费。“不只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品格方面的影响。”尤知举例，比如输赢观，训练过程中，教练会鼓励孩子“永远不要说我不行”，但也会告诉她“一次的输赢不代表什么”。尤知还不是“最下血本”的家长。这位教练带的另一个小球员，同样在启蒙阶段，已经加练到每周五次课，仅训练这一项支出，就是尤知付出的5倍。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样的收费标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从整个青少年网球培训周期来看，启蒙阶段的投入是最少的。”陈宏鸣说，这个阶段主要培养孩子兴趣，以玩为主，训练支出主要是教练费和场地费，不同城市收费差异较大，有家庭每年投入两三万元，也有的投入四五万元，没有统一标准。业内的共识是，从教练水平、价位选择等各个角度衡量，启蒙阶段的培训市场最为成熟。陈宏鸣介绍，由于家长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孩子接触网球的年龄普遍更小，有的四五岁就开始“玩球”。这样坚持到八九岁，通常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逐步增加网球训练时间、难度，将训练正规化，从而将兴趣转化为运动技能。这时，家庭投入也会随之翻倍，如果更换水平更高的教练，费用自然水涨船高。“省队一般会在12-14岁年龄段的比赛中选苗子，如果继续走网球这条路，基本就要进入专业培训的更高阶段了。”陈宏鸣说，目前国家、省、地市或社会俱乐部都有针对青少年举办的不同等级的网球赛事，形成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一般最小8岁报名，可以打到18岁，每两岁一个年龄组，可“以小打大”，不能“以大打小”。球员通过比赛积累经验、提升球商球技，被高水平教练和机构发掘，甚至签约经纪公司。可以说，实战是检验小球员是否具备继续走职业运动道路能力的最佳方法。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之所以在12岁左右球员中进行选拔，是因为这时青少年身体基本发育完全，“到了可以看出成年时期身体状态的拐点。”陈宏鸣介绍，孩子能否走职业运动道路，通常还受到“家庭”影响，比如父母身高、家族体育史、是否有家族遗传病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大多数职业选手基本是全年无休地辗转于世界各地赛场，网球运动对身体消耗极大，要结合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中国孩子确实普遍面临12岁退役的坎儿。”尤知在为女儿做运动规划时了解到，12岁孩子进入初中，学业压力变大，加上自身比赛成绩不佳、家庭经济条件无力支撑等各种原因，很多小球员到这时会选择放弃训练。“打球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对继续坚定职业赛训的家庭来说，“以一年打20周左右比赛计算，只是差旅食宿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如果再加上训练费，这个数字只会更高。”王继宏说。一位青少年体育培训领域工作三十多年的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育竞技就是靠成绩说话，国内赛事打到一定程度，要想办法送孩子去欧美网球学校集训，参加国际青少年网球比赛，男子拿到前3，女子拿到前6，基本就算踏上了职业这条路，否则还要花更多时间、资金来试错。郑钦文早在11岁时就在其父亲建议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的IMG学院，在一项面向全球青少年网球选手的公开赛中展示出惊人天赋，从而赢得了网球界头部经纪公司IMG青睐并签约。“网球是非常个性化的运动，一个成功运动员的路径未必能顺利复制到其他球员身上。”王继宏举例，有的球员启蒙晚，十多岁才开始接触网球，也有的孩子可能身体发育较晚，没有那么早开始参赛，因此没能早早展现出能力。而对青少年来说，成绩是可以靠加训练量堆出来的，很多一度被看好的苗子最后在职业赛场上销声匿迹，在该出成绩的年纪已经“打疲了”。因此，就青少年网球培训而言，阶段性出成绩固然重要，但各个阶段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年龄划分，更要注意的是在转职业前保护好他们对网球的长久热爱。当网球选手踏上国际比赛征程，资金投入注定将成倍上涨。男单名将吴易昺的母亲吴芳曾坦言，吴易昺幼时学球花费不菲，15岁之前的花费就已经超过100万元，而此后历年的训练和比赛花费，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万元。据IMG学院官网显示，根据报名年龄和课程不同，2024-2025全年网球学费从6.94万美元到9.39万美元不等，折合人民币约49万~67万元。“加上比赛、食宿、装备、穿线、治疗、请私教等开销，每年实际支出费用轻松达过百万人民币。”王继宏提醒，其中很大一笔支出是用于“开小灶”的，在常规训练之后，通常还要请一对一私教。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承担的。去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网球女子单打金牌的小将张瑞恩，年仅15岁，据其父亲张義磊在媒体上介绍，女儿从3岁半开始练球，已经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图为网球小将张瑞恩 资料图“世界排名前100才能养活自己”既然投入如此之多，为什么在青少年培训阶段就要去国外打比赛？“和乒羽相比，网球的国际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更高，要在职业赛场上与欧美选手抗衡，提前去海外训练、比赛是必经之路，而且越早越好。”前述从业三十多年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者说，与其他球类相比，网球受场地限制、上手难等影响，在国内普及率并不高，有国际大赛经验的教练更是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教练只带本国学生，缺少指导国际球员和顶级赛事的经验。王继宏进一步介绍，国际大牌教练提供的帮助不局限在提升技能方面，更能帮助球员匹配各方面资源。例如，比赛当地哪里有好的俱乐部，快速对接理疗师、康复师，帮运动员找到合适的比赛搭档，甚至拿到顶级赛事的外卡。“有一个在职业网坛多年的专业团队，更大的优势在于帮运动员做出最科学的赛训规划。”王继宏说，如何在复杂的赛事体系中做出最合理安排，让球员锻炼技术能力的同时，拿到赛事积分与奖金，这门学问靠运动员自己研究要花费大量精力，最好有团队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做出决策。而整个团队是靠选手打比赛来供养的。例如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登顶WTA世界排名的网球运动员斯瓦泰克，长期跟随她满世界飞的不止有教练、体能教练，还有理疗师、心理顾问。想要在巡回赛取得突破，聘用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已变成一种趋势。但团队成员越多，意味着球员的开销越大，排名50开外的选手要复制同样“奢侈”的团队已经非常吃力。“如果把门槛降低到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起码稳定在世界排名前100。”王继宏说，排名前百与百名开外就是两个世界，前者很多赛事基本不用打预选赛就能进入正赛，积分高、奖金高，而后者想进正赛必须从预选赛打起，赛训投入需要精打细算，甚至入不敷出。很多欧美球员没有官方支持，盈亏自负，比赛失利意味着没有进项，后续交通食宿都可能受到影响。以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例，2023年，郑钦文打进8强，即便没拿到奖杯，依旧收获了430积分，以及45.5万美元的奖金，约等于330万人民币。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网公开赛，年度总奖金再次提高到7500万美元，相较去年上涨了15%，继续稳居四大满贯奖金之首。然而，现实对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是残酷的。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在官网发布了《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目前在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来自113个国家。其中273名运动员曾经排进世界前100，包括男职业选手137名与女职业选手136名，分别占有排名男女职业选手的6.41%和9.18%。也就是说，在职业赛场上，运动员要打进前百分之十，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收入覆盖赛训成本。“职业体育同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王继宏坦言。在国内网球运动比以往更普及的当下，更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出理性判断，是否要坚定选择职业网球之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尤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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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佳楠‍‍编辑/ 石爱华‍‍‍乐高富和行动不便的妻子胡金花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4日，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排名第一大坂直美宣布，她与大满贯冠军教练费赛特的第二次合作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在去年“背刺”郑钦文、单方面宣布解约加入大阪直美团队的费赛特，如今再次失业。9月14日，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今日更新Instagram。大阪直美晒出了自己和教练费赛特的合照并写道：“4年、2次大满贯，和数不清的回忆。谢谢威姆，你是一名优秀的教练，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人，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大坂直美官宣与费赛特结束合作大坂直美与费赛特的合作关系分为两段，其中第二段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大坂直美为产后复出进行训练。在费赛特的执教下，大坂直美赢得2020美网和2021澳网两座大满贯冠军。今年大坂直美在布里斯班重返赛场，赛季迄今最好成绩是两次打进八强，目前的世界排名第75。她复出后也战胜了六位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包括在美网击败奥斯塔彭科，四年多以来首次战胜世界前10的球员。不过，总体而言，大坂直美今年整体成绩较为平淡。比利时教练费赛特是WTA名气最大的教练之一，2009年开始执教，曾帮助克里斯特尔斯连夺二个大满贯冠军并登上世界第一。其后，科贝尔、哈勒普、大坂直美等球员也在他的执教下拿到大满贯冠军。2023年中，郑钦文放弃与启蒙时期合作的西班牙教练里巴合作，签约有大满贯冠军教练称号的比利时教头费赛特。在以八强成绩打完2023美网后，郑钦文突然收到费赛特的通知，称将转投大坂直美团队。在美网后的杭州亚运会期间，郑钦文在采访中透露遭教练“抛弃”时，一度情绪激动：“我再说一遍，我很能理解他的选择，虽然他违反了约定，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件。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必须要尊重，虽然这带给我和我的家人一些伤害，所以我现在并不想提起那个人。 ”图为赛场上的郑钦文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可以看出，在郑钦文眼中，这件事情已经逐渐淡去，她已经将注意力放在球场上面，正变得更加成熟。在去年美网被冠军教练“抛弃”后，郑钦文决定不再请大牌。“如果我成为了大牌球员，我的团队也是大牌了。”从找大牌到自己成为大牌，郑钦文给出自己的答案。上游新闻综合@北青体育、北京晚报等延伸阅读郑钦文被指培养费2000万 有女孩学球花掉深圳一套房子“就像郑钦文这一代网球运动员是看着李娜成长起来的，现在郑钦文也成了更年轻一代球员追随的目标。”郑钦文的启蒙教练、十堰市业余体校前教练陈宏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退休多年，仍有家长慕名前来，让陈宏鸣看看孩子“是不是打网球的好苗子”。从发现女儿郑钦文的运动天赋，到对照李娜训练路径来找教练、全力托举女儿的郑建坪也成为被追问的对象：在网球这项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运动上，如何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培养郑钦文的费用高达2000万元。针对职业化赛训的投入，郑建坪并未正面回应，他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想出名，只想安静地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夺得网球混双银牌的中国男选手张之臻，其父亲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培养一名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要投入约2000万元。“职业网球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运动。想成为职业选手，高额的费用投入是最基本的。能否转型成为好的职业选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现在职业选手出好成绩的年龄比以前要推迟了，这意味着，可能需要持续、更多的投入。”亚太区知名职业网球培训机构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的王继宏说。“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12岁，转职业的一道坎儿”每次在场边陪孩子练球，尤知都在心里吐槽“真贵”，但回想女儿练球半年多从厌倦训练到主动打球，又觉得“值了”。女儿五岁，练球快一年，还在启蒙阶段，她已经换了六七家机构，才找到一位满意的教练。毕竟网球上手难，练一年还无法对打的情况很常见。“重复训练本身是枯燥的，教练自己得对网球充满激情和热爱，才能激发出孩子的兴趣。”她最终物色的这位热爱网球的外教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上课，家长还要额外支付每小时两三百元的场地费。“不只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品格方面的影响。”尤知举例，比如输赢观，训练过程中，教练会鼓励孩子“永远不要说我不行”，但也会告诉她“一次的输赢不代表什么”。尤知还不是“最下血本”的家长。这位教练带的另一个小球员，同样在启蒙阶段，已经加练到每周五次课，仅训练这一项支出，就是尤知付出的5倍。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样的收费标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从整个青少年网球培训周期来看，启蒙阶段的投入是最少的。”陈宏鸣说，这个阶段主要培养孩子兴趣，以玩为主，训练支出主要是教练费和场地费，不同城市收费差异较大，有家庭每年投入两三万元，也有的投入四五万元，没有统一标准。业内的共识是，从教练水平、价位选择等各个角度衡量，启蒙阶段的培训市场最为成熟。陈宏鸣介绍，由于家长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孩子接触网球的年龄普遍更小，有的四五岁就开始“玩球”。这样坚持到八九岁，通常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逐步增加网球训练时间、难度，将训练正规化，从而将兴趣转化为运动技能。这时，家庭投入也会随之翻倍，如果更换水平更高的教练，费用自然水涨船高。“省队一般会在12-14岁年龄段的比赛中选苗子，如果继续走网球这条路，基本就要进入专业培训的更高阶段了。”陈宏鸣说，目前国家、省、地市或社会俱乐部都有针对青少年举办的不同等级的网球赛事，形成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一般最小8岁报名，可以打到18岁，每两岁一个年龄组，可“以小打大”，不能“以大打小”。球员通过比赛积累经验、提升球商球技，被高水平教练和机构发掘，甚至签约经纪公司。可以说，实战是检验小球员是否具备继续走职业运动道路能力的最佳方法。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之所以在12岁左右球员中进行选拔，是因为这时青少年身体基本发育完全，“到了可以看出成年时期身体状态的拐点。”陈宏鸣介绍，孩子能否走职业运动道路，通常还受到“家庭”影响，比如父母身高、家族体育史、是否有家族遗传病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大多数职业选手基本是全年无休地辗转于世界各地赛场，网球运动对身体消耗极大，要结合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中国孩子确实普遍面临12岁退役的坎儿。”尤知在为女儿做运动规划时了解到，12岁孩子进入初中，学业压力变大，加上自身比赛成绩不佳、家庭经济条件无力支撑等各种原因，很多小球员到这时会选择放弃训练。“打球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对继续坚定职业赛训的家庭来说，“以一年打20周左右比赛计算，只是差旅食宿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如果再加上训练费，这个数字只会更高。”王继宏说。一位青少年体育培训领域工作三十多年的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育竞技就是靠成绩说话，国内赛事打到一定程度，要想办法送孩子去欧美网球学校集训，参加国际青少年网球比赛，男子拿到前3，女子拿到前6，基本就算踏上了职业这条路，否则还要花更多时间、资金来试错。郑钦文早在11岁时就在其父亲建议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的IMG学院，在一项面向全球青少年网球选手的公开赛中展示出惊人天赋，从而赢得了网球界头部经纪公司IMG青睐并签约。“网球是非常个性化的运动，一个成功运动员的路径未必能顺利复制到其他球员身上。”王继宏举例，有的球员启蒙晚，十多岁才开始接触网球，也有的孩子可能身体发育较晚，没有那么早开始参赛，因此没能早早展现出能力。而对青少年来说，成绩是可以靠加训练量堆出来的，很多一度被看好的苗子最后在职业赛场上销声匿迹，在该出成绩的年纪已经“打疲了”。因此，就青少年网球培训而言，阶段性出成绩固然重要，但各个阶段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年龄划分，更要注意的是在转职业前保护好他们对网球的长久热爱。当网球选手踏上国际比赛征程，资金投入注定将成倍上涨。男单名将吴易昺的母亲吴芳曾坦言，吴易昺幼时学球花费不菲，15岁之前的花费就已经超过100万元，而此后历年的训练和比赛花费，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万元。据IMG学院官网显示，根据报名年龄和课程不同，2024-2025全年网球学费从6.94万美元到9.39万美元不等，折合人民币约49万~67万元。“加上比赛、食宿、装备、穿线、治疗、请私教等开销，每年实际支出费用轻松达过百万人民币。”王继宏提醒，其中很大一笔支出是用于“开小灶”的，在常规训练之后，通常还要请一对一私教。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承担的。去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网球女子单打金牌的小将张瑞恩，年仅15岁，据其父亲张義磊在媒体上介绍，女儿从3岁半开始练球，已经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图为网球小将张瑞恩 资料图“世界排名前100才能养活自己”既然投入如此之多，为什么在青少年培训阶段就要去国外打比赛？“和乒羽相比，网球的国际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更高，要在职业赛场上与欧美选手抗衡，提前去海外训练、比赛是必经之路，而且越早越好。”前述从业三十多年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者说，与其他球类相比，网球受场地限制、上手难等影响，在国内普及率并不高，有国际大赛经验的教练更是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教练只带本国学生，缺少指导国际球员和顶级赛事的经验。王继宏进一步介绍，国际大牌教练提供的帮助不局限在提升技能方面，更能帮助球员匹配各方面资源。例如，比赛当地哪里有好的俱乐部，快速对接理疗师、康复师，帮运动员找到合适的比赛搭档，甚至拿到顶级赛事的外卡。“有一个在职业网坛多年的专业团队，更大的优势在于帮运动员做出最科学的赛训规划。”王继宏说，如何在复杂的赛事体系中做出最合理安排，让球员锻炼技术能力的同时，拿到赛事积分与奖金，这门学问靠运动员自己研究要花费大量精力，最好有团队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做出决策。而整个团队是靠选手打比赛来供养的。例如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登顶WTA世界排名的网球运动员斯瓦泰克，长期跟随她满世界飞的不止有教练、体能教练，还有理疗师、心理顾问。想要在巡回赛取得突破，聘用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已变成一种趋势。但团队成员越多，意味着球员的开销越大，排名50开外的选手要复制同样“奢侈”的团队已经非常吃力。“如果把门槛降低到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起码稳定在世界排名前100。”王继宏说，排名前百与百名开外就是两个世界，前者很多赛事基本不用打预选赛就能进入正赛，积分高、奖金高，而后者想进正赛必须从预选赛打起，赛训投入需要精打细算，甚至入不敷出。很多欧美球员没有官方支持，盈亏自负，比赛失利意味着没有进项，后续交通食宿都可能受到影响。以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例，2023年，郑钦文打进8强，即便没拿到奖杯，依旧收获了430积分，以及45.5万美元的奖金，约等于330万人民币。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网公开赛，年度总奖金再次提高到7500万美元，相较去年上涨了15%，继续稳居四大满贯奖金之首。然而，现实对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是残酷的。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在官网发布了《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目前在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来自113个国家。其中273名运动员曾经排进世界前100，包括男职业选手137名与女职业选手136名，分别占有排名男女职业选手的6.41%和9.18%。也就是说，在职业赛场上，运动员要打进前百分之十，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收入覆盖赛训成本。“职业体育同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王继宏坦言。在国内网球运动比以往更普及的当下，更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出理性判断，是否要坚定选择职业网球之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尤知为化名）

据湖南省纪委监委9月13日消息：日前，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郴州市委原一级巡视员张扬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扬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权力观扭曲变形，“前门当官，后门开店”，搞“家族式”腐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私欲膨胀，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图为张扬平资料图，他于今年4月被查张扬平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扬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4月1日消息，张扬平被查。公开简历显示，张扬平出生于1962年10月，郴州安仁人，曾长期任职郴州，历任郴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郴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郴州市副市长，郴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等职。2015年12月，他任怀化市委常委，后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2021年卸任，后回到郴州，任市委一级巡视员。此前，怀化市委原书记彭国甫、雷绍业，怀化市原市长易鹏飞，怀化市政协原主席印宇鹰等多人被查。延伸阅读搞数字政绩、家族式腐败，戴道晋被开除党籍，两天前上司落马67岁的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在退休3年后被查，今日被中纪委开除党籍。7月31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两天前，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李微微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是戴道晋的顶头上司，两人在省政协共事4年。图为戴道晋资料图，他被查时已退休曾任郴州市委书记，被查出搞“家族式腐败”据公开履历，戴道晋，1957年2月出生，湖南汉寿人。他长期在湖南任职，早年在家乡汉寿工作，后调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了14年之久，从普通科员一路干到办公室主任。2000年6月，戴道晋调任郴州，历任郴州市委常委、资兴市委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在郴州工作长达11年多。2011年12月，戴道晋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2年3月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2014年11月，他升任湖南省副省长，2017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当年5月卸任副省长。2021年1月，64岁的戴道晋卸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到龄退休。今年1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对戴道晋的处分决定。通报称，经查，戴道晋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恶化地方政治生态，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违背组织原则，任人唯私唯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在生产经营中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对家人失管失教，搞“家族式腐败”；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戴道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戴道晋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两天前，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李微微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7年（2016年1月-2023年1月），是戴道晋的顶头上司，两人在省政协共事4年。此外，曾与戴道晋共事过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易鹏飞、彭国甫也已落马。任内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值得注意的是，戴道晋被批“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恶化地方政治生态”“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在他的仕途上，郴州是其主政地方的重要站点，先后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其前任李大伦，后任向力力、易鹏飞也先后被查。图为戴道晋资料图，他被批在任内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此前，多个曾主政地市的“一把手”落马后被查出搞经济数据造假。如曾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张敬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其“政绩观偏差，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曾任青海省西宁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孔令栋，被查出“不正确履行职责，脱离实际制定并强行要求完成经济指标任务，致使统计数据造假，造成不良影响”；曾任济南市市长的孙述涛，被查出“政绩观扭曲，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统计造假”纳入违反党的工作纪律有关条款。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曾就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统计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此类造假行为严重违反统计法，严重影响统计数据质量，干扰甚至误导宏观决策，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工作作风，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

记者/ 李佳楠‍‍编辑/ 石爱华‍‍‍乐高富和行动不便的妻子胡金花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视频显示，一名保洁人员说，“多到门都打不开，垃圾都到门这里来了。”女子镜头进入房间，地面有大面积污垢，厨房、卫生间的白色地面已经发黑，沙发、厨台、桌子等堆满了垃圾等。卧室内，地面、床铺都堆放大量垃圾……出租屋里满地都是垃圾女子惊呼道，“天哪，原来网络里发生的事，真的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她怎么住的，一个女孩子在这里住了5年，她是怎么住下来的。她故意的吧……”9月13日，该女子再次发布视频称，房间内已经被基本打扫干净，客厅的沙发、卧室的床铺都不见了。该网友评论区留言道，为清理垃圾，房间内推来了保洁员使用的大型垃圾桶……不少网友称，可能是房东不退押金，女租客故意报复。客厅中沙发、桌子等堆满了垃圾房东：女租客月初提出退房后失联“她没有提退押金的事”9月13日，记者联系到该网友李女士，她表示，自己是该房屋房东。2019年，这套房子由自己的前任房客转租给该女孩，“她是1998年的人，我当时还觉得她白白的，很漂亮。”按照广东深圳的租房传统，她收取了该女孩2个月约6000元的房租作为押金，此后该女孩一直按时交租，“我房子家电都有，她算是拎包入住。”李女士说，2024年9月初，女孩说不准备续租了，她表示等验房后退还押金，此后女孩便失联了。她联系多日，对方电话、消息都不回，“她从没有过拖欠租金的情况，我对她比较信任。看她不回消息，我就去房子找，结果震惊了……”根据李女士提供的照片显示，房间门刚推开，就能看到垃圾。房间内，纸箱、垃圾袋、餐盒、衣物等铺满了整个房间地板，部分区域垃圾堆积如山……房间内，纸箱、垃圾袋、餐盒、衣物等铺满了整个房间地板垃圾清理了十几桶、几十袋，衣柜等家具都扔了“她可能有心理疾病”“我的房子地理位置不错，通风很好，但我进入房间后，整个房子都是臭的。”李女士说，她雇了两名保洁员清理房间，大约从9月11日下午开始，一直到9月13日下午，才基本清理干净，“11日垃圾装了十多车，垃圾袋几十袋……”“这些垃圾大都是生活垃圾，有饭盒、纸盒、包装袋、胶带等等。”“保洁费我花了上千元。”李女士说，在整理房间后，她将屋内的沙发、床、衣柜等都丢弃了，“全部都不能用了，这些家具都不干净了……”“发现问题后，我一直给她打电话，但一直是关机。”李女士说，因为有女孩的押金，她没有太大的损失，起初发到网上是感觉吃惊，没想到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是房东，担心影响房子后续的出租……”谈及女孩，李女士感到无奈，她怀疑女孩有心理疾病，可能已经回老家了，不愿再面对这样的事，“希望这件事能引起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不要再出现这种问题……”记者询问李女士能否提供女租客电话，对方以自己也联系不到为由拒绝。心理博主分析：女租客可能患有“第欧根尼综合症”多源于成年后的强烈孤独感和压力叠加对此，有网友怀疑，该女租客可能患有“第欧根尼综合症”。9月14日，大风新闻记者从一心理学博主处了解到，“第欧根尼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往往具有强迫症的囤积癖好，甚至会将破烂收集在家里；该患者人群还不讲卫生，生活环境十分脏乱，房间犹如垃圾场，却可以心安理得享受、生活在此；此外，还存在社交孤立问题，沉默寡言，讨厌交际，并有强烈的隐居欲望。该心理学博主表示，该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但近些年有年轻化趋势，该疾病多源于成年后的强烈孤独感和压力叠加导致。需要注意的是，心理疾病都有很多严苛的标准，普通人患上的概率如同中彩票，如果怀疑有心理疾病，建议去医院，找医生确诊。来源：大风新闻（记者 张鹏康）延伸阅读今年刚过完年，长沙房东阳先生发现他的租客联系不上了。此前，他把长沙爵世名邸东湖的一套房子通过新环境中介出租给租户，对方还欠着二月份的房租。当他来到房间查看，发现里面变得一片狼藉，臭气熏天，还有三只猫，宛如一个小型猫窝。2月19日，记者陪同阳先生走进出租房，发现房子里还有一台被遗留的手机，充满电后开机发现收到很多涉及资金纠纷的信息，还接到金融公司电话告知“账户异常”。中介负责人表示，此前他们也联系不上租客。记者辗转联系上其中一名租客，对方表示，没有搬走，会把房子复原，该赔的赔，只是与房东之间关于押金一事没有谈妥。目前，三只猫被暂时安置在宠物店，房东租客双方也将继续协商。阳先生发现房子里面变得一片狼藉房东慌了：租客没交房租还联系不上人，屋内变得臭气熏天2023年，阳先生位于长沙芙蓉区爵世名邸东湖的房子装修完毕，他通过新环境中介找到租客。因人不在长沙，后续签合同等相关事宜都是他的朋友蒋先生在处理。“去年8月5号，中介跟我说是一家三口租房，每个月房租2700块钱。”阳先生说，本来今年2月5日租客就要付第六个月房租了，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联系不上租客了。大年初四（2月13日），阳先生来长沙这边的房子查看，里面脏乱的环境让他感到震惊。记者在现场看到，客厅、卧室等处遍地是垃圾，沙发、床上等地的衣物、鞋子随处可见，门口有一筒烟花，整个房间内弥漫着臭味，原来还有三只猫，臭味则是猫屎猫尿散发出来的。记者注意到，桌上还有一部没有被带走的手机。手机在充上电后陆续收到了多条短信，都是有关机主借款合同纠纷、分期欠款故意拖欠的提醒信息。随后，京东金融工作人员也打电话过来，提醒机主郭女士账户异常。旁边一户邻居则表示，旁边的租户住了有半年左右。阳先生一开始得知租自己房子的是一家三口，事后又得知租客们是拼租的。他表示，希望租客们先交5000元押金，把房子弄好后，再从押金里扣除房租和换锁的费用。阳先生称整个房间内弥漫着臭味，客厅、卧室等处遍地是垃圾租客：没搬走，该赔的会赔，之前关于押金一事没有谈妥2月19日，记者联系上新环境中介负责人欧先生。“我们不知道租客在里面是什么情况，房东说她们还养了宠物什么的，这与客户当时跟我们说的完全不一样。”欧先生表示，当初是有人抱着小孩子看房，“我问了一下情况，对方说一家人住，在附近上班。”“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人，我打电话（给租客）是关机，拿别人的手机也打不通也是关机。”欧先生称，租客有可能是没有租满一年，没有跟房东说就走了，中介这边也联系不上人。随后一家宠物店老板来到房间，将三只猫暂时带到店里。“如果主人没有联系，我们会先照顾三天，之后给它们找新的主人，或者把它们送到宠物收容所去。”通过该老板，记者辗转联系上其中一名租客。“我们没有搬走，所以没有收拾房间，年前就回去过年去了。”该名租客表示，从来没有说过不管这件事，之后会把2700块钱的房租先补上，再把房子复原。“毕竟拖了这么多天了，我们自己也知道，该赔的赔，没有说不赔。”其称，房东让她们先交5000元押金再处理，双方在这一点上没有谈妥。阳先生之后仍将与租客们继续协商。衣物、鞋子随处可见，门口有一筒烟花律师：中介可能需承担一定责任，具体取决于当地法规和合同条款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易旭律师表示，中介在租赁过程中有责任确保房屋的状况良好，若租客违反租赁合同导致房屋损坏，中介可能需承担一定责任。然而，具体责任取决于租赁合同的条款和当地法规。易旭认为，中介的法定义务通常包括确保租赁交易的合法性、提供准确信息、协助解决纠纷等，但具体比如租客及时交租和对损失进行赔偿的法定义务通常更多地视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合同约定而定。中介的角色是促成交易和提供相关服务，但并非始终直接承担租客行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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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廉洁四川发布《忏悔实录丨王顺民：我把项目当成人情往来，把“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一文。图为王顺民出镜忏悔（视频截图）基本情况王顺民，男，1976年1月生，曾任甘孜州九龙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稻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等职。2023年3月，接受甘孜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3年7月，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3年9月，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案情介绍王顺民27岁便走上了正科级领导岗位。工作能力强、为人耿直是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他也因此曾获得不少荣誉。但是，随着职务升迁，围绕在身边的老板越来越多，王顺民开始放松警惕，逐渐向往和追求有钱人的生活，想要开好车、住大房、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读书，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便利用“他人之财”完成自己所想。他忘却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没有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底线，亲清不分，甘愿被“围猎”，最终自食恶果。2015年5月至2021年7月，王顺民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索取贿赂共计152.98万元。王顺民6年贪腐153万，图为收受贿赂示意图（图文无关）忏悔书节选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有父母的教诲，自身的努力，更是组织悉心培养的结果。但是我却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收取第一笔“感谢费”起，我早把理想信念、廉洁自律和纪律法规抛之脑后，用贪欲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网，并将自己牢牢地困在里面，逐渐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细细思量，我走到今天，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必然之一，“三观”扭曲。自我参加工作，特别是任职以来，一方面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群众真诚相待、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却高调地追求生活“品质”，向往有钱人的生活，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一切都是空想。于是我想着法子赚钱，思想也随之滑坡，“三观”渐渐蜕变，以“违纪不违法”的谬论安慰和说服自己。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这为我之后的贪腐埋下了伏笔。必然之二，初心丢失。自我任扶贫开发局局长以后，管的项目多了，接触的面也就广了，讨好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各种诱惑也多了，慢慢地自己也就飘了。最初我没有过多地考虑公与私、情与法、是与非的关系，糊里糊涂地利用自己的职权替人办事。久而久之，“感谢”我的人也就多了，自己最终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思想破防，初心丢失，错误的价值观淹没了廉洁的底线，拒腐防变的堡垒逐渐坍塌，把收受“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视为盈利分红，主观认识上错误地将违法合理化，对纪法缺乏敬畏，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最终酿成大错。王顺民称自己感到很后悔（视频截图）必然之三，思想失修。我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一个根本原因是放弃了学习，没有通过学习守正“三观”，以致于在思想上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和观念，用错误模糊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进而导致行为失范。错误模糊的认识也导致了自身思想腐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逐渐充斥内心，不自觉地鼓动自己追求金钱、财富，从而在行使权力时开始滥用职权，谋求私利，本质上丧失了党性原则，丧失了做人底线，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来源：廉洁四川

9月14日，廉洁四川发布《忏悔实录丨王顺民：我把项目当成人情往来，把“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一文。图为王顺民出镜忏悔（视频截图）基本情况王顺民，男，1976年1月生，曾任甘孜州九龙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稻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等职。2023年3月，接受甘孜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3年7月，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3年9月，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案情介绍王顺民27岁便走上了正科级领导岗位。工作能力强、为人耿直是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他也因此曾获得不少荣誉。但是，随着职务升迁，围绕在身边的老板越来越多，王顺民开始放松警惕，逐渐向往和追求有钱人的生活，想要开好车、住大房、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读书，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便利用“他人之财”完成自己所想。他忘却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没有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底线，亲清不分，甘愿被“围猎”，最终自食恶果。2015年5月至2021年7月，王顺民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索取贿赂共计152.98万元。王顺民6年贪腐153万，图为收受贿赂示意图（图文无关）忏悔书节选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有父母的教诲，自身的努力，更是组织悉心培养的结果。但是我却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收取第一笔“感谢费”起，我早把理想信念、廉洁自律和纪律法规抛之脑后，用贪欲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网，并将自己牢牢地困在里面，逐渐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细细思量，我走到今天，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必然之一，“三观”扭曲。自我参加工作，特别是任职以来，一方面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群众真诚相待、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却高调地追求生活“品质”，向往有钱人的生活，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一切都是空想。于是我想着法子赚钱，思想也随之滑坡，“三观”渐渐蜕变，以“违纪不违法”的谬论安慰和说服自己。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这为我之后的贪腐埋下了伏笔。必然之二，初心丢失。自我任扶贫开发局局长以后，管的项目多了，接触的面也就广了，讨好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各种诱惑也多了，慢慢地自己也就飘了。最初我没有过多地考虑公与私、情与法、是与非的关系，糊里糊涂地利用自己的职权替人办事。久而久之，“感谢”我的人也就多了，自己最终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思想破防，初心丢失，错误的价值观淹没了廉洁的底线，拒腐防变的堡垒逐渐坍塌，把收受“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视为盈利分红，主观认识上错误地将违法合理化，对纪法缺乏敬畏，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最终酿成大错。王顺民称自己感到很后悔（视频截图）必然之三，思想失修。我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一个根本原因是放弃了学习，没有通过学习守正“三观”，以致于在思想上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和观念，用错误模糊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进而导致行为失范。错误模糊的认识也导致了自身思想腐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逐渐充斥内心，不自觉地鼓动自己追求金钱、财富，从而在行使权力时开始滥用职权，谋求私利，本质上丧失了党性原则，丧失了做人底线，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来源：廉洁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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