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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键时刻，普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的父母，日前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目前正面临处理延期。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2024年9月16日，朱令的清华校友即华霖救助基金发起人张黎利在其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朱令父母再次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不再延期处理监督申请》称，2024年8月26日，二老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电话，被告知此申请属于信访事项，是按照最高检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进行的延期，延长办理的期限应为三个月，但还有可能因为案件复杂再次延期。文章表示，对于这一电话通知两位老人极为失望，因此在律师的帮助下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意见，并在9月5日将法律意见书寄送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并确认信件已送达。不过，截止至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午仍未收到任何关于此意见书的答复。两位老人表示，他们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快九十了，不知这样的等待还能坚持多久。此前在2024年的4月15日，朱令父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对该案继续侦查”。该《侦查监督申请》递交后，朱令父母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通知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其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关于《侦查监督申请》的具体内容，界面新闻注意到，其“朱令我们在一起”微信公众号提到，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包括“结办”案件违法；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同时，《侦查监督申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十）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十六）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侦查监督申请》表示，鉴于被申请人在本案侦查中存在以上违法行为，且案件在国内外影响重大，特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监督，以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及权威。关于案件最新进展，9月19日下午，代理该案的律师李春光告诉界面新闻，因当事人父母和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已不再代理该案。不过此前李春光曾强调，朱令案依法应追查到底。他指出，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已经“结办”的朱令案如何恢复，在制度上给予任何安排。被害人是否在世，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侦查，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此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发生肚子疼、吃不下饭，以及头发脱落、入院未愈等现象。1995年3月26日，朱令再次病重被送入协和医院，昏迷长达5个月，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等情况。当时因互联网还未普及，朱令多名同学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最终锁定了是铊中毒，但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已对朱令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始终由年迈的父母照料。2023年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50岁生日的前夕，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陷入重度昏迷。在朱令生日当天，其父亲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个案件已经放下了，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当年的案件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同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年仅50岁。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图为朱令旧照关于该案，此前在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曾对朱令被投毒一案正式刑事立案，直至1998年8月25日决定“结办此案”。网络流传的相关文件显示，侦查机关结办此案的原因是“直接证据不足，继续侦查难度大”。实际上，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仍无法侦破案件。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李春光律师曾表示，严格意义上，北京警方所用的“结办案件”一词并非“法言法语”，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要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要么“撤销案件”。能够理解的是，从字面意义看，“结办此案”意思就是“此案办理终结”，即“朱令案”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已经被侦查机关划上句号。李春光指出，侦查机关于1995年对朱令案刑事立案，标志着朱令案经审查后正式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刑事立案实际上也确认了朱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系他人犯罪行为导致，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2013年北京警方曾通报称，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李春光表示，根据该通报可以确定，就朱令案，侦查机关没有锁定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朱令案并未达到可以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侦查机关显然也就不能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方式“结办此案”。同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既已认定朱令案属于刑事案件，在没有明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也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等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侦查机关以“撤案”方式“结办”此案的法定理由。延伸阅读朱令案嫌疑人孙某近况披露 超4万人请愿把她驱逐出澳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去世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日前，澳大利亚有媒体披露了曾与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当事人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报道称，孙某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的一个小镇上，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全球最大在线请愿平台上签署请愿书，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将孙某驱逐出境。投毒案调查无果南都此前报道，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末开始她突发怪病，1995年4月被确诊为剧毒物铊中毒。随后，各方确信朱令是被人投毒，警方曾立案调查，但至今无果。图为朱令早前的照片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北京警方曾对孙某展开调查，但由于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相关场所无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2006年，孙某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投毒，并称自己并非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2013年南都记者曾连续报道此事，帮助救助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透露，有一名黑客曾入侵孙某和其他同学的邮箱，获得孙某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发帖指南”等资料。南都记者曾采访到该黑客。他称，“我希望推动调查重启，只要努力了，就会有希望”。2023年12月22日，因为铊中毒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由年迈的父母照料长期照料的朱令离世。她的离世再度引发公众对“铊中毒”案的关注。朱令案后续引澳洲媒体关注1月18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深陷中国投毒案件的投资人在澳洲海滨小镇》的报道，披露曾与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据报道，孙某和丈夫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利亚姆·门德斯也公开了孙某和丈夫的多张近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26日一位署名为“为了正义”（For Justice）的网友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请愿平台Change.org上发起请愿，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调查孙某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居留权时是否提供了虚假信息，并要求将孙某驱逐出境。请愿书列出的呈送人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贾尔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请愿希望三位官员能对此事做出回应。截至22日，这份请愿书已有超过4万人连署，请愿还呼吁孙某应回到中国接受调查。南都记者连续数周多次就上述事件致电并致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截至目前未有确切回应。此外，南都记者还注意到孙某并非首次被大众请愿驱逐，早在2013年，就有人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电子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当时在美居住的孙某，并将她遣送出境回中国接受调查，当时有超过10万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朱令案嫌疑人孙维疑改名后住在澳大利亚 过着休闲生活1994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的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去年底去世，澳洲媒体披露了被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朱令原室友孙维的近况。《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星期五（1月1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Investor linked to China poisoning discovered in NSW coastal town”的整版文章，称澳洲海滨小镇上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被指控是三十年来令中国数百万人深感震惊的神秘致命中毒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在头版导读。《澳大利亚人报》头版导读报道孙维文章披露，孙维已改名为孙释颜，不过当地人更熟知她的英文名Jasmine Sun，现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除了投资房产交易获利，还开了一家民宿。【朱令案回顾】朱令是清华1992年级化学系学生，1994年11月因铊中毒，身体出现异常。经诊断，朱令曾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过致死量，导致她脑神经受损，全身瘫痪，智力退化至7岁，往后近30年的生活都由年迈的父母照料。因怀疑朱令遭人蓄意投毒，清华大学1995年5月向公安局报案。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被认为是当时唯一能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曾被警方列入调查对象。但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朱令宿舍物品被破坏，证据缺失，导致调查陷入僵局。孙维此前表示自己已被洗脱嫌疑，对投毒事件一无所知，也并未参与。【孙维现状】据报道，孙释颜和丈夫谢飞宇在史蒂芬斯港小镇建立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投资组合。孙维以211万美元的价格购得奎克斯山（Quakers Hill）的三处房产，于2021年出售，获利147万美元。这成为了证明孙维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首要证据。2015年，她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的Booral又购得一个大型农场，最终于2017年在尼尔森湾（Nelson Bay）定居。孙维和丈夫谢飞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现在，这对夫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包括一处度假民宿和另一处新装修的待售房产。在民宿介绍中，他们表示喜欢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地区的海滩游泳、划皮艇和休闲游玩，也享受骑自行车去鱼市场购买新鲜牡蛎，同时在码头上欣赏鹈鹕。孙维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数次采访请求，她的丈夫谢先生表示，"我们真是太倒霉了，但我们还没准备好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谢先生还表示，他妻子的详细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商业和财产记录，已经被试图解决朱令中毒事件的中国业余侦探在网上曝光。他们将矛头指向与孙维有私人和商业往来的个人，敦促他们不要与孙维交往，试图迫使她返回中国。"我想保护她，正如你可以想得到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当得知朱令家人有很多疑问时）当然，那你们就去写他们说的故事好了。"他补充说，“我们得保护我们自己。”【朱令之死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的退休病理学家泰德-麦克阿瑟博士（Ted Macarthur）曾出具法医证明，敦促对朱令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含有剧毒铊，这是一种用于昆虫毒药和灭鼠药的重金属。该医生已于2010年去世。朱令案曾在2013年再次引发关注，当时孙维被发现在美国生活，超过15万人在白宫请愿书上签名，敦促奥巴马政府在孙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对其进行调查并将其驱逐出境。数百万人在中国和西方社交媒体上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案子至今未破。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年仅50岁，据信这是铊中毒的后遗症。清华大学在官方微博称“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她的父母现已80多岁，要求对30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此案再次引发国内外关注。朱令父母通过“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代表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他们将会怀念女儿的笑声、乐观和对生的渴望。他们说正义或许不会到来，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真相永远胜于一切......不要给朱令的家人、同学、所有受到朱令生活影响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该基金会代表表示，"我们希望她能回到中国。"唐女士是一名中英文口译员和教师，她是"正义之声"志愿者团队的成员，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孙维驱逐出境。"我们要明确指出，澳大利亚不是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的避风港。“唐女士告诉《澳大利亚人报》，"朱令案（据称）的凶手享受着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包括生日聚会和买卖房产，而朱令本人则在年迈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与中毒后遗症——失声、危及生命的感染和器官衰退——作斗争。"虽然朱令的认知能力与儿童无异，但她的头发却见证了那些邪恶的罪行。"目前，已有37000多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孙维遣返回中国，接受有关朱令中毒事件的质询。请愿书的提交对象包括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移民部长安德鲁·吉尔斯 (Andrew Giles)和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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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克宁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杨克宁，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男，藏族，1962年1月生，四川小金人，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长期在四川省任职的杨克宁，曾任阿坝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州政府政研室主任，壤塘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坝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州政协主席，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等职。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去年11月16日，杨克宁被查。今年5月23日，杨克宁“被双开”。通报显示，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杨克宁是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作家身份。杨克宁笔名宁克多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宁克多杰小说集》，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四川文学》《西藏文学》《青年作家》《草地》《四川日报》等。据媒体公开，杨克宁的作品除了部分诗歌散文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官场小说，去年10月出版的《民族文学》第十期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杨克宁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上官汇”注意到，杨克宁担任阿坝州州长期间，阿坝州曾发生“清水衙门”贪腐案。2020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一人牵出“一窝鼠”——四川省阿坝州多县就业局局长贪腐问题透视》专门报道了这起“清水衙门”中的腐败窝案。全州13县（市）就业系统共有49名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在杨克宁落马之前，已有一些下属被查。杨克宁被查前10天，2023年11月6日，阿坝州马尔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倪勇被查。同年10月，阿坝州生态环境局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谭波，阿坝州壤塘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侯治刚被“双开”；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局长巴黎被查。而曾与他共事过的崔保华也已落马。2024年8月27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崔保华曾于2017年至2022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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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渣男败光自己和妻子家所有财产，还让他们背上贷款，而自己却把得来的460万挥霍享乐。骗光家里的钱，他又去外面四处行骗，被抓后，他还希望父母给自己托底……把租来的车转手抵押2023年10月，某新能源车公司报案称，四个月前一个叫程阳的客户在他们租赁平台前后租了4辆车，一开始一切正常，但到了第四个月，四辆车的租金却同时出现了违约。车企的后台定位显示，车子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挪动了。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停车位置却发现，这里是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停车库，四辆车居然都被程阳抵押了。核实了基本情况后，民警判断程阳存在诈骗嫌疑，最终警方在闵行区的一套出租房里找到了失踪多日的程阳。上海男子败光自己和妻子家所有财产据程阳说，他租车是为了开租赁公司，他也确实注册过营业执照。但据警方查实，他的这个公司几乎没有开展过所谓的汽车租赁业务。躲债前，程阳曾向父母借钱，但却遭到了拒绝。程阳曾向父母借钱，遭到了拒绝随着真相的揭开，民警了解到，抵押车辆所欠下的这40万元不过是程阳众多债务中的冰山一角。在他消失前，几乎败光了自己和妻子两家人所有的家产。来看看他都给家人挖了哪些坑。卖掉岳父母的房子4年前，程阳提议卖掉岳父母的房子，所得180万房款，再贷些款置换一套郊区的三房。程阳提议卖掉岳父母的房子但搬入新房后不久，尹莉的父亲患病，为了方便照顾，老夫妻就在女儿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却成了程阳欺骗自己父母的“道具”。抵押掉自己父母的房子程阳告诉父母，说想要贷款把岳父母租的这套房子也买下来。程阳还欺骗自己父母于是，父亲就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160万给程阳买房。第三步拿妻子钱养三个女人离婚后卖掉刚置换的三房房款全自己拿进程阳从小到大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工作结婚父母都帮他安排得十分妥帖，但离开父母身边的程阳似乎成了脱缰的野马，他开始找各种理由夜不归宿，直至被尹莉发现他出轨。程阳被妻子发现出轨程阳还责怪妻子查自己，扬言“男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其他事情”。程阳在外养着三个女人三番四次被发现出轨，不堪忍受的尹莉提出了离婚，再三纠缠之下，他们最终决定离婚，但这一步居然也是程阳挖下的坑。卖房子的钱尹莉一分都没有拿到最终，卖掉奉贤这套房子的钱尹莉一分都没有拿到，程阳以投资创业为由，把钱全部拿走了。第四步抵押掉妻子的自驾车又让父母帮忙贷款打完固定资产的主意，程阳又把妻子的车子也抵押了，家人的财产几乎被他消耗殆尽。程阳又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将租赁方的车子挂靠到自己公司名下，将车辆抵押套现40万元。再以所谓的创业为由，他又让父母帮忙贷款80万元，再加上房产的抵押贷款，老两口共背负了240万元巨额债务，每个月的退休金几乎全部去填儿子捅下的篓子，只剩不到1000元度日。程阳妻子背上了40万网贷，和父母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日子。花钱如流水高薪聘请生活秘书、私人导游调查发现，程阳花钱如流水，不仅有网络赌球输掉近百万元，还有各种高消费，包括旅游聘请私人导游、给不同的异性转账，甚至还发广告招聘月薪2到5万的“生活秘书”。面对这样的结局，程阳还希望父母最后帮自己一把。图为视频画面截图最终，罪犯程阳因诈骗罪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8个月。（来源：潇湘晨报）

（来源：非微信抓取）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