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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片免费 app|「日曜日の朝にあなたの寮に迎えに行くわよ。時間ちょっとはっきりわからないけど。かまわない」

2024-09-20 16: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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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9月20日电(韦香惠)年9月20日是第36个“全国爱牙日”。很长一段时间,饱受牙病困扰的患者多因昂贵的费用对口腔医院望而却步。随着口腔种植体被纳入集采,种植牙医疗服务价格近年来大幅下降。但中新健康记者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搜索“种植牙”,发现部分口腔医疗机构却频繁采用“低价引流、高价收割”“即拔即种”等套路诱导欺骗消费者。

  本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一批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典型案例。其中,因在线上对“种牙”服务进行虚假宣传,并利用虚假或使人误解的价格诱骗消费者,北京中诺口腔医院被罚款35万元。中新健康注意到,截至目前,今年北京中诺口腔医院被行政处罚8次,被处罚总金额约40.28万元。

  中新健康注意到,不少口腔医疗机构通过低价广告吸引患者到店,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增加服务项目、捆绑消费等方式,不断抬高治疗费用。患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掉入消费陷阱。

  种牙报价8500元,术后成2万元

  2023年8月份,李婷(化名)在太原鼎植口腔做了种植牙,整体报价是8500元。李婷向中新健康介绍,当时医院表示可以先付一半的费用,用于先种植骨粉,剩余费用在种植体时支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经过李婷的同意,医院在种植骨粉的同时就将种植体植入。

  当李婷离开医院时,医院便要求她支付剩余的费用。原本双方协商后同意先按照医院的方式处理,并且医院承诺后期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费用,但到了复查时却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经过8个月的骨粉恢复后,李婷再次前往鼎植口腔进行第二次手术时,医院告知她的智齿抵住了种植体,需要额外支付6500元拔除智齿。医院还告诉李婷,种植体和智齿之间还有一个牙,这颗牙因为长时间没有支撑体,已经长歪了,建议拔掉智齿,并纠正这颗牙的位置。医院给出的费用是每颗牙5000多元。这意味着,后续还有1万多元的费用。

  李婷表示,“本来一颗牙的费用是8500元,并不便宜,再加上后续的各种费用,全部下来差不多要2万元。这与当时医院给我的报价完全不同。当时联系的‘医生’,现在说自己是客服,不再负责医疗事务。”

  9月17日,中新健康联系太原鼎植口腔医院了解情况。对方表示,当时的方案是先提升植骨盖膜,总共是4500元,后期还有一个4000的种植费用。但当时确实有可能没和患者沟通,直接把牙给种进去了。所以,患者缴纳的4500元不包括种植体费用。

  但中新健康获取的费用单显示,其中一笔4488元的费用后面明确备注是“本次只划扣种植体的费用”。对于费用矛盾之处,太原鼎植口腔医院将进一步联系患者沟通。

  

  “最好的”种植牙,却危及健康牙

  中新健康在某投诉平台发现,部分口腔医疗机构除了使用劣质种植体或非法加工的材料以次充好外,还存在通过话术诱导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疗项目,以及术前术后说法不一致、事后维权困难等问题。

  患者王梅(化名)向中新健康记者介绍,她了解到北京维乐口腔医院正在进行种植牙优惠活动后,前往该院种了两颗瑞士ITI,当年9月种植下牙,花费16950元;12月种植上牙,花费15550元。然而,下牙带上全瓷冠后,王梅感到种植牙又小又低,完全不像咀嚼牙,咬合力不到位。

  王梅随后约了复查,医生向她解释:“只种了一个牙根,冠不能做太大。做小一点,低一点是为了避免承重,延长使用寿命。”对方还给王梅展示了一个牙齿断掉的病例。

  王梅告诉中新健康,她当时右边缺牙,本身咬合就不好,种牙时认为北京维乐口腔医院医生很专业,就对医生的解释信以为真。后在矫正时发现,由于这颗种植牙较低的缘故,导致现在只能用左侧吃饭。

  “难道种最好的牙,就是做了个摆设?”王梅向中新健康表示,这两年她的牙齿咬和问题越发严重,又先后找了多位医生诊疗,均认为当时的手术操作存在问题,“当初种植的大牙做的太小,导致旁边的两颗牙受力较大,会危及到其它正常牙齿的健康”。

  此后,王梅再次找到维乐口腔医院希望能重新手术。按照合同上的说法,三年内重做牙冠可以报销50%的费用,但对方并没有履行。

  9月19日,记者与北京维诺口腔医院取得联系,该院医务部工作人员回应表示,将进一步联系患者。

  “中午种牙,晚上 吃肉”合理吗

  “一些机构宣称‘即拔即种’,但并不是所有的牙齿都适合这种方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韩静向中新健康介绍,有些患者的骨质因前期破坏过多,需要采取措施恢复骨质,较为简单方式是填充骨粉,而对于骨质缺失较多的情况,则可能需要进行骨块移植,当移植的骨头与患者自身的骨头充分结合并稳固后,才可以进行种植牙手术。

  韩静表示,虽然“即刻负重”技术有许多优点,但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合这种技术。患者在决定是否采用“即刻负重”技术前,应进行全面的口腔检查,由专业的口腔医生评估其适合性。对于一些商家宣传“中午种牙,晚上吃肉”的说法,她认为不太符合生理常规,患者应谨慎考虑。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接受中新健康采访时指出,口腔医疗机构的低价宣传行为,涉及到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推销时需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确说明增加的服务类别、价格等关键信息,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如果选择购买,合同才是有效的。

  夏海龙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如果实际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等信息与允诺的信息不符,或存在故意隐瞒真实价格、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将构成虚假广告,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完)

吴淑芳(记者 陈裕俐)09月20日,撰文丨余晖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 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 资料图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延伸阅读东莞原市长退休8年被查 原市委书记曾出入会所搞权色交易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 资料图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被查。8月21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广东省东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毓全今年71岁,东莞市长安人,在职大专学历,在东莞工作长达四十余年,担任过东莞市副市长,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2016年,由于年龄原因,李毓全不再担任东莞市政协主席职务。八年后,李毓全被查。李毓全退休八年后被查在东莞工作四十余年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因地处广州之东,盛产莞草而得名。截至2023年,东莞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城镇化率超过92%。东莞是李毓全的家乡,他在此地工作四十余年。李毓全生于1953年,19岁(1972年)成为东莞县长安公社文化站站长,之后担任过长安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长安公社团委书记等职。撤社改区后,1983年,30岁的李毓全任东莞县长安区区长。后来,东莞县改设市(县级市),长安区改为长安镇,1988年东莞市(县级)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李毓全担任过东莞市长安镇党委书记,1994年(41岁)任东莞市副市长,成为副厅级干部。从1994年至2016年,22年时间,李毓全历任东莞市副市长、长安镇党委书记,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其中,2006年4月至2011年10月,李毓全担任东莞市市长五年半;2012年1月至2016年2月任东莞市政协主席。担任东莞市市长期间,李毓全曾对媒体表示,“对东莞市非常自豪”。他当时说,“我是东莞长安人,自然对东莞这个城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李毓全当时还提到,对于东莞,“有一些人讲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是在所难免,但没有那么夸张”。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东莞市委书记是刘志庚(2006年3月至2011年11月),两人在东莞市搭档超过五年时间。两人在东莞任职期间,东莞的娱乐行业曾引发诸多关注。彼时,刘志庚曾表示,“‘扫黄’工作要高调抓,决不能给外界以‘黄色地带’的印象。同时,扫黄不能矫枉过正,各镇要把握好度。(镇街)不要太过分,不要扫荡式每家都去查。”李毓全曾表示,要高调去抓“黄赌毒”。他说,东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很重视娱乐场所的管理,“虽然给人的印象好像娱乐业特别多,管理特别开放,其实都是错觉”。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离任东莞市委书记后,刘志庚任广东省副省长,2016年任上被查。通报提到,刘志庚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搞权色交易,干预和插手土地用途调整。2017年5月,刘志庚一审获刑无期,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查明,刘志庚利用担任东莞市市长、东莞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股权收购、土地置换、银行贷款等事项上谋利,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800多万元。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前下属近期多人被查在李毓全被查前,前下属多人被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显示,今年1月,东莞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甄瑞潮被查;2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罗军文主动投案。今年3月以来,东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何绍田,东莞市清溪镇党委书记叶锦锐,东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晓勤,东莞市谢岗镇党委书记叶可阳,东莞市委副秘书长邓惠林,东莞市樟木头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罗伟伦,东莞市沙田镇党委书记贾贵斌,东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黎雪琴,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川,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方灿芬,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行中等多人被查。政府官网显示,作为地级市,东莞市直接管辖街道、镇,截至2022年,东莞全市下设4个街道、28个镇。李毓全与上述被查人员多有交集。其中,李毓全任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时,甄瑞潮任东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两人存在多年工作交集。2017年6月,甄瑞潮退休。退休六年多后,今年1月,甄瑞潮被查,7月他被开除党籍。通报指,甄瑞潮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罗军文长期在东莞市工作,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罗军文历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东莞市寮步镇镇长、东莞市长安镇镇长等职,两人当时是上下级关系。今年6月,罗军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罗军文亦官亦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取巨额收益。同月,检察机关对罗军文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罗军文利用担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寮步镇镇长、长安镇镇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承揽开发、工程款结算拨付、土地收储置换、财政资金揽储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何绍田、罗伟伦、方灿芬等人,亦曾是李毓全的直接下属。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何绍田担任过寮步镇党委书记、镇长,罗伟伦担任过东莞市樟木头镇镇长,方灿芬担任过东莞市塘厦镇镇长。其中,相关通报显示,何绍田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弃守辖区环境污染监管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官商勾连,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房地产开发、土地转让等方面谋利。

吴淑芳(记者 陈逸凡)09月20日,今年1月,因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获悉,9月10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判决认为,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图为林生斌资料图,他于2022年起诉刘信达刘信达上诉:涉及公共事件,系正当舆论监督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刘信达上诉时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刘信达已向林生斌公开道歉9月10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当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判决认为,经审查,首先,在案证据显示刘信达在未经授权、未征得林生斌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使用林生斌的身份信息,采取冒用他人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获取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期间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信息,故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其次,在案证据还显示,刘信达将上述信息发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供不特定人对林生斌进行讨论、评价,即便林生斌为公众人物,其个人行程信息亦不当然具有公众利益属性,公民的行踪信息隐含着私生活秘密,且刘信达公开的行程信息的时间段远超热点事件关注的时间段,故刘信达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刘信达的行为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并无不当。法院判决认为,关于刘信达所提出行信息既是涉及林生斌是否涉嫌重大犯罪的证据,也是重要的刑事侦查线索的上诉意见,鉴于有权机关已就刑事犯罪事实作出相应认定,且上述意见不是刘信达获取并公开林生斌个人信息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对刘信达所提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0日晚,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尽管不认同二审判决结果,但出于对法院生效判决的尊重,他已在微博上向林生斌作出公开道歉。红星新闻记者看到,9月10日晚10点43分,刘信达在其粉丝超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该道歉声明。声明中,刘信达再次强调,自己是出于对法院判决的尊重,不得已公开道歉。延伸阅读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 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均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近日,刘信达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法院通知其于5月6日就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进行谈话。查询林生斌航旅记录后刘信达微博发布与航司通话录音2021年11月19日上午,刘信达在其粉丝数过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消息称:“刘信达给所有的航空公司打过电话,包括东航、国航、南航等,2017年6月22日当天以及前几天,都没有查到林生斌乘坐飞机的记录,也就是说,纵火案发生期间,林生斌说他自己在广州出差完全是撒谎。”当天晚上,刘信达再次发布微博称,“东航没有查到林生斌2017年6月份的飞行记录”,并附上了一段他与东航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录音,时长为11分52秒。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向东航工作人员表示“我查一下2017年6月份林生斌的飞行记录”,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回复“2017年6月份没有记录”后,刘信达继续查询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的飞行记录,对方回复了上述时间段的行程信息。很快,网友发现该条附有录音的微博已不可见。次日上午,刘信达发微博称,自己并没有删除东航录音,只是暂时将录音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红星新闻获取的司法材料载明,刘信达与东航工作人员更早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表示“还有几个朋友要一起查一下”,称是为了查飞行里程积分情况,报出林生斌姓名、身份证号码,并报了多个地址以进行身份核验。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他当时把与东航的通话录音公开发到网上,是要“揭穿林生斌的谎言”。同时他也实名向司法机关举报了相关情况。图为刘信达资料图,他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2021年8月,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经依法侦查,未发现林生斌参与策划、实施“蓝色钱江放火案”的事实。林生斌起诉:刘信达、微博平台运营公司为共同被告2022年5月,林生斌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微梦公司”)告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林生斌申请追加刘信达为共同被告,撤回了对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林生斌诉称,刘信达在微博平台发布由其非法获取的、包含原告重要行程信息的录音文件,涉嫌严重侵害原告的隐私权,请求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林生斌同时诉称,微梦公司理应根据平台自身的特点,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信息在平台上传播,但在本案中,其未尽到作为超级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义务,理应就原告损失结果的扩大承担连带责任。刘信达辩称,“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他作为持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的作家,有采访权,有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其微博账号中关于采访东航的文案录音在发布30分钟后即设为“仅自己可见”,不存在影响、引流等情况。图为林生斌一家旧照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言论系以往飞行记录,虽与即将出行的航班行程信息相较,据此探知并侵扰他人私密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但根据现有证据可见,上述行程信息为原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生活活动,能反映原告个人的私人生活轨迹,属于私密信息。原告对上述信息享有隐私权,相关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法院认为,虽被告抗辩其为实施作家采访权,但其与东方航空公司沟通时,并未表明其作家身份或出示相关证件,而是通过未经授权获取的原告身份信息,冒用原告朋友身份,虚构查询行程积分的方式,从东方航空公司获悉。该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等合法来源,据此可见被告公开发布涉案信息时明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正常合法渠道。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虽抗辩其为对公共事件行使采访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明知涉案信息并非合法来源、且远超过公共事件所涉范围的情况下,在公开网络上发布原告私密信息,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综合种种因素,涉案侵权信息尚未达到微梦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对于原告主张微梦公司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在相应网络平台上使用发布侵权内容的账号向林生斌赔礼道歉,并置顶持续不少于72小时,消除影响;赔偿林生斌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维权费用30000元。刘信达上诉:向法院申请传唤林生斌出庭一审宣判后,刘信达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他认为,其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刘信达在上诉状中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针对一审判决指出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刘信达上诉时称,“如果不用真实身份采访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媒体记者为了得到事情的真相,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进行暗访都是侵犯个人隐私权了?如果我用真实身份去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肯定什么也了解不到。”近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他已向法院申请二审时传唤被上诉人林生斌出庭。“本案是林生斌认为上诉人侵犯其隐私权引起的,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双方必须都要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才能更好查清本案的事实,而不能完全依靠代理人的陈述。”4月25日,红星新闻尝试联系林生斌了解这起民事案件相关情况,电话未能接通。同日,红星新闻联系到林生斌的代理律师,对于二审开庭时林生斌是否会出庭,对方未作回应。该律师同时表示,案件目前还在二审中,具体信息不便透露。

9月11日晚,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出现航班大面积无法起降,3000余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此事引发众多关注。图为网传视频截图据红星新闻报道,有旅客搭乘飞机从乌鲁木齐返回天津,原计划当晚9时多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空乘说是天津机场现在无法降落,我当时都已经从飞机上看到‘天津之眼’摩天轮了,但是飞机还是改为备降北京了。”有乘客称飞机盘旋了13圈(视频截图)当日晚上11时许,天津滨海机场发布消息称,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该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迅速调集力量,妥善转运安置滞留旅客。截至11日晚11时,航班延误29架次,取消8架次,有32架次备降外场,3000余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另据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官方微博最新消息,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潇湘晨报记者注意到,有多名因此受影响的旅客称在当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多名因此受影响的旅客称在当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9月12日上午,记者就此致电天津滨海机场,客服表示,机场配合航空公司都有进行安排,“一般都会妥善去帮旅客尽量安排,肯定是会去帮助到旅客的。暂时也还没有接到这类反馈。”对于受关注的赔偿问题以及对无人机飞手的处罚问题,潇湘晨报记者也就此咨询了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付建表示,此事中,受影响的旅客可以向航空公司进行索赔,要求航空公司进行退票或改签,并赔偿损失,例如因滞留机场所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等。如果旅客购买了航班延误险,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机场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为无人机管制区域,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或者操控模型航空器在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划定的空域外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操控无人机的人需要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如果无人机的飞行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导致航班延误,操控无人机的人可能触犯刑法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相关规定,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同时其操控无人机的行为给航空公司、旅客等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来源:潇湘晨报 记者吴陈幸子相关新闻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天津滨海机场”官方公众号、“天津机场便捷飞”微博发布出行提示,2024年9月11日晚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天津滨海机场发布的出行提示天津滨海机场出港信息显示,多趟航班状态为延误、取消和提前取消,包括国航、川航、东航和南航等航空公司的航班均出现上述情况。9月12日,一名知情人士解释称,导致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包括航班出发地和航班目的地天气突变,无人机黑飞、飞机出现机械故障,空中交通管制等,而无人机黑飞近年来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天津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中转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9月12日,记者联系到一位打算在天津机场中转的海南航空乘客彭女士(化名),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航班计划改到了12日早上九点起飞。航旅纵横APP显示天津滨海机场的出港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取消彭女士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原本她的航班,是从哈尔滨出发在天津中转,9月11日下午14:40,她就到了天津机场,等着19:30从天津出发,“我们从18:50登机开始,就在飞机上等,直接等到23:30,结果通知我们全部下飞机。”彭女士称,下了飞机之后,包括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在内没有给她们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航班的乘客都比较生气,“等到晚上23:50,航班直接被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但是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据彭女士发布的信息显示,9月12日凌晨三点,机场方面告诉她们安排了住宿,飞机上总共一百多人,结果接送的只有一个核载56人的大巴,“显然坐不下,于是我们坐了第二辆大巴。等到了四点多第二辆车才出发,说给我们又安排了其他酒店,现在四点三十五分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上一个小时,也不知道明天九点能不能按时出发。”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彭女士时,她说看到六点十分左右,天津机场已经有飞机顺利起飞,她估计她们的航班九点也可以顺利起飞。同时,据天津机场发布的信息称,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专业人士:“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12日上午7时许,记者联系天津滨海机场,机场人工客服电话显示作息忙,前方还有16人排队等待。据了解,此次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遭遇无人机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航班起降服务受阻。截至9月11日晚21时35分,机场方面紧急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的联合应急处置预案,响应级别设定为黄色。据统计,到晚上11时,已有29个航班出现延误,8个航班被取消,另外有32个航班不得不备降到其他机场,影响了大约3000名旅客的行程。据了解,因无人机黑飞,即未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一位民航业内知情人士告知,飞机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飞行高度比较低,这个过程要求飞机行驶的航道必须畅通无阻,否则就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而无人机一旦侵入民航客机的飞行空域,就存在与客机发生碰撞的风险,“因为,大多数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低、体积小、速度慢,这使得民航客机上的雷达难以发现,增加了避让的难度。民航客机在起降过程中速度极快,与无人机发生碰撞将造成严重后果。”无人机“黑飞”存在哪些危害?记者注意到,如果机场净空环境遭受破坏,首先构成安全隐患,危及飞行安全;其次降低机场使用条件,影响航班正常起降。在净空保护区内放飞“低慢小”飞行物,达到一定高度或是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漂移到航道上,造成飞机飞行不安全事故。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不仅干扰机场正常运行秩序,也频频导致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造成经济损失。(文中彭女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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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官》

记者/ 李佳楠‍‍编辑/ 石爱华‍‍‍乐高富和行动不便的妻子胡金花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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