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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原标题：北京香山论坛上，美方代表团团长收到一份特殊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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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原标题：乌：将“通过相关国家”向俄提交和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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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原标题：北京香山论坛上，美方代表团团长收到一份特殊礼物）

潇湘晨报消息，近日，两大头部主播辛巴和三只羊在网络互撕引发舆论关注。同时，该事件也使得三只羊旗下主播沫沫去向被广泛关注。此前潇湘晨报报道，此事后有网友发布言论称，沫沫进入三只羊公司后，被安排给三只羊的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当情人，后被其妻子发现，沫沫索要赔偿，被三只羊公司法务取证，沫沫因涉敲诈勒索被抓。卢文庆后称系谣传。据多家媒体报道，沫沫被抓系与小杨哥有关，现关押在合肥某看守所。沫沫的前老板，自媒体博主“妖怪ZZzAigc”朱旭栋频频在网络发布与该案相关消息。近日，朱旭栋发文指责沫沫家人，并称沫沫的律师系三只羊方面花钱聘请。律师表示，律师的委托应由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进行。如果爆料属实，这种做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即使受害人或其公司是提供资金或推荐律师，这种行为也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根据我国《律师法》及相关行业规定，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应避免利益冲突。前老板报料：沫沫的律师是三只羊花钱请的此次辛巴和三只羊方面互撕系因售卖大闸蟹引发，辛巴在网络炮轰三只羊商业模式，并爆出多个消息，比如三只羊做局将主播沫沫“送进去”、卢文庆曾因刷单被判缓刑等等，引发舆论关注。辛巴爆料后，有网友发布言论称，沫沫进入三只羊公司后，被安排给三只羊的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当情人，后被其妻子发现，沫沫索要赔偿，被三只羊公司法务取证，沫沫因涉敲诈勒索被抓。图为沫沫照片（网络视频截图）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一度将自己抖音账号隐藏，后又开放账号就多问题进行回应，其称自己确实走过弯路，网络传言其和某女士的问题系谣传，还称三只羊未因售卖涉事梅菜扣肉产品被处罚等，不过三只羊截至目前尚未公开回应沫沫去向问题。在此事引发关注后，一名曾经和沫沫有过合作的人士发声证实沫沫确实已经被抓，这名人士系沫沫前老板证意集团创始人“妖怪ZZzAigc”朱旭栋，其表示，经过其调查，沫沫的案子与卢文庆无关，而与“疯狂小杨哥”张庆杨有关。卢文庆回应传闻（视频截图）朱旭栋表示，他和沫沫相识于2023年4月认识，合作了两个月时间，期间沫沫又和三只羊方面存在接触，并在6月份决定前往三只羊。据三只羊创始人小杨哥（张庆扬）自称，在创立三只羊之前也是一名娱乐主播，曾和沫沫打过PK，当时小杨哥的粉丝量还不如沫沫，其他主播都不愿意连他，但沫沫愿意。张庆杨与沫沫早前直播画面朱旭栋称，在沫沫决定去三只羊后，他给沫沫转了5200元作为资助，此前还预支了50000元工资。朱旭栋透露，沫沫当时经济情况不是很好，因为为了与前经纪公司解约，有100万的违约费用，支付了部分后还欠了几十万。但没曾想，沫沫去了三只羊仅几个月后，就处于失联状态，其抖音账号已经9个月未更新。朱旭栋称，此次辛巴喊话引发全网关注后，他开始尝试了解沫沫真实去向。因为他曾经预支了沫沫5万元工资，开始委托律师起诉沫沫，通过法院了解沫沫去向，并核实到沫沫确实已经被关押在合肥，同时，另外还有一名男性涉及此案。朱旭栋还透露，他已经与沫沫家人取得联系，但对方后续未能予以配合，双方甚至闹得不愉快。“我跟他家里沟通过程中，一直都在骂他们……最搞笑的是跟我沟通中，他们最怕的还是自己在村里丢了面子……”朱旭栋在网络指责沫沫家人，同时他透露，沫沫爸妈没给沫沫请律师，所谓律师是三只羊方面出钱给请的。其同时称，自己愿意为自己的言论负法律责任。图为“妖怪ZZzAigc”发文截图而据正在新闻报道，沫沫叔叔受访时称“因为现在人（沫沫）在他们手上，我们也不敢搞，去年我二哥二嫂（沫沫父母）去合肥（找小杨哥），保安都不让进门，现在这几天（因为事情曝光上了热搜）他们急了，一天四五通电话。”沫沫家属表示，本来和对面（三只羊）已经谈拢，因为抖音上网红“妖怪ZZzAigc”将家属的私人聊天语音曝光，对面（三只羊）又反悔了，“网红博流量，没有底线。”潇湘晨报记者就此事咨询三只羊网络科技，暂未得到相关回应。律师解读：如属实违反法律规定如消息属实，此案受害人系小杨哥，而嫌疑人的律师又是小杨哥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三只羊集团方面聘请，这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表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开始介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取保候审以及在必要时代理申诉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在侦查机关进行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就有权委托律师。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在程序上，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可以选择和委托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需要向办理案件的机关提交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等授权的手续，并告知相关机构自己的身份及委托情况。同时，刘凯表示，律师的委托应由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进行。如果爆料属实，受害人小杨哥或其所控公司三只羊为嫌疑人沫沫聘请律师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即使受害人或其公司是提供资金或推荐律师，这种行为也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根据我国《律师法》及相关行业规定，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应避免利益冲突。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安排在法律伦理层面是不建议的，会影响案件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如果自媒体博主发布的内容不属实，该博主可能会承担民事责任、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首先，受害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其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处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再次，如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因此，自媒体博主在发布未经核实的信息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在涉及刑事案件时，需要格外谨慎，以避免承担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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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9月11日，上海市民齐先生向封面新闻报料称，8月15日，他在哈啰平台打了一辆顺风车后，7天内被平台莫名扣款21笔，共计3000多元。事后，他多次跟平台沟通要求退款，至今未得到处理。对此，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平台扣款的直接原因是齐先生打车时曾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这可能导致司机绑定其账号刷单，这并不是平台系统的漏洞，哈啰方已经报警处理。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之后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齐先生告诉记者，8月15日下午6点多，他通过哈啰平台发送了一笔从上海到江西景德镇的顺风车订单。没多久，一名司机在线上联系他，两人沟通了起止地点、时间后，这名司机打来了电话。“他说接单前需要一个验证码，我当时正在跟同事讨论工作，没有想太多，收到验证码后就发给他了。”齐先生说。挂断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之前打顺风车时并不会这么操作。果然，这名司机并没有接单，齐先生乘坐另一辆顺风车到达了目的地，当晚支付了车费322.3元。乘客真实的顺风车订单，且已付款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打车经历，直到8月21日，他才发现蹊跷。那次打车给验证码后，从8月15日到8月21日，哈啰顺风车连续7天从他的支付宝扣款，一共扣了21笔，共计3000多元。而他很确定，上述时间段里并未打过车。8月15日到21日，乘客哈啰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更奇怪的是，平台每天都在凌晨零点左右扣款，几分钟之内扣3笔，每笔在140元到200元之间，有时甚至在一个时间点同时扣两笔，“就算是我打的车，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两笔吧”。乘客与平台多次沟通未果至今未获退款发现问题后，齐先生多次拨打哈啰客服投诉，要求退款，如今快一个月过去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他告诉记者，客服给了很多版本的回复。其中一名客服表示已经查询到是有司机在违规操作，平台需要先去找司机退钱，才能把钱退还给齐先生，该客服还建议他直接报警。“这名司机只通过一个验证码就能违规操作，这是否说明平台系统存在漏洞？我是在平台下的单，并没有跟司机直接产生利益联系，平台是否应该先把钱退给我，再跟司机解决此事。”齐先生提出了质疑。平台回应：这不能说明系统有漏洞，已报警处理11日下午6点，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乘客被扣款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司机骗取他的验证码后，把他的电话号码和验证码绑定到另一个手机上刷单，如果乘客开通了免密支付，账户就会被自动扣款；第二种情况则是司机和乘客合谋骗取平台的钱。“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企业是没有任何刑侦手段把事情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也报警处理了，看警方怎么跟进和判断。”他说。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开通哈啰顺风车的免密支付。上述工作人员回应：“我们不能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理论上他没有开通免密支付，司机是刷不到他的钱的。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曾经开通过，或者在技术方面没有那么专业。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只能交给公安。”平台能否先把钱款退还给乘客呢？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平台有漏洞，或者平台监管手续不严格，导致乘客被扣款的直接原因是他不小心把验证码透露给了第三方，平台不能作为承担无限牵连责任的一方。“警方已经立案，后续如果确定是司机的个人行为，肯定会让他退款，我们后续也会将钱款退回。”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