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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宏（记者 林莽）09月23日,每一起命案积案，都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可无论案发年代多么久远、无论逃犯藏得多深，南京警方都坚定“命案必破、积案必清”信念，耐心细致、锲而不舍，直至将凶犯捉拿归案。中山陵景区湖底沉尸案案发现场2023年，南京警方创造了一个纪录：一年之内，接连侦破本地命案积案7起，外地命案积案8起，抓获命案逃犯16名，命案积案攻坚成效位居全省第一。每一起命案积案的办案过程，都远超一部侦探小说。9月21日，南京警方详细披露了一起23年前发生的中山陵景区湖底沉尸案侦破始末。中山陵景区一湖中编织袋里装着女尸2001年9月22日上午，南京市民拨打110报警：在位于中山陵景区附近的一个湖中，浮出了一个编织袋，袋内疑似装有尸体。案情重大，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查人员火速赶至现场。编织袋里装着女尸据当年参加侦办该案的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党委副书记、副支队长王海荣回忆，把编织袋打捞上来发现，尸体是有包裹物的，除了一个编织袋，编织袋里还有几十公斤的砖石块，而编织袋是用尼龙绳捆起来的。经现场勘验，编织袋里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袋内还装着大大小小十多块砖石。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表明被害人身份的物品。编织袋内装着大大小小十多块砖石死者是谁？又是什么人对她下此狠手？“这些砖石块和我们现场附近找到的城墙砖、水泥块是吻合的，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是在现场周边就地取材，拿了这些石块装入蛇皮口袋里来沉尸，这种可能性极大。”王海荣说，编织袋就是一些常用的，像化肥袋，销售的面广量大，不具有一定的特征。南京警方初步推断，死者大约30岁，遇害已有一周左右。南京刑警随即会同玄武分局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工作，同时发动全市警力广泛走访，以期尽快确认尸源。“当时的受害人尸体被打捞出来已经高度腐败，根本没办法辨认。”据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科所副所长俞卫东介绍，他们主要负责尸体现场勘验，以及现场物证的检验检查。在接下来的法医检验中，专案组又获知一个重要信息：尸体的胃内溶物里头检出了安眠药的成分。死者是溺水身亡，也就是说，死者服用了大量安眠药以后，被推入水里。“这叫生前入水，溺水而亡。”王海荣说，据此分析，这应该是一起关系人作案的命案。30岁左右的受害女子，昏睡中被装进编织袋，还特意压上十多块砖石，抛进湖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骇人听闻。由于线索极为有限，专案组的排查工作从案发地周边逐渐扩展至全国，虽然有不少失踪人员家属前来辨认。但尸体高度腐败，面目全非，死者的身份迟迟无法确认，导致侦办工作举步维艰。刑事新技术锁定死者生前重要关系人命案侦破，首要的是确定死者身份。在南京范围内，围绕很多报案走失人员，南京警方逐一甄别，但是都排除了。死者身份无法明确，侦办线索也就此中断。但是，南京警方并未放弃，围绕死者的生物检材、物证等，在妥善保管的基础上，多次组织警力分赴全国各地开展筛查比对，也没办法“比中”死者本人。专案组侦办线索因死者身份无法确认而中断王海荣说，20多年来，南京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案件，除了继续排查研判社会上的失踪人员，还不断尝试运用新的刑事技术对死者生物检材的个体特征进行再分析。经过一代又一代刑侦人的不断攻坚，持续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拓展检验比对条件，终于，2023年9月22日，案情迎来了突破性转机。“我们比中一个人，应该是死者的亲属，跟死者具有血缘关系。”俞卫东说。从2001年9月22日案发，到2023年9月22日比中相关信息，似乎是冥冥之中，在整整22年后的同一天，南京警方成功发现被害人的身份线索。其实，通过生物检材的比对分析，南京警方找出了一系列的人，其中一个叫许某某的，跟死者符合母子关系。情报研判也确认，许某某的母亲许某，确实失踪，2001年之后，在社会上没有任何信息。南京警方通过生物检材的比对分析成功发现被害人的身份线索据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王磊介绍，2005年左右换发二代身份证，上面照片通常是彩色的，但许某的身份证照片是黑白的，她至少没办理过二代身份证，而且她的人员信息里什么都没有，非常可疑。这个许某，女性，非常有可能就是该案的尸源。经查，许某是南京人，丈夫早年因病去世，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生活。可20多年来在社会上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痕迹，这种情况实在过于蹊跷。许某的母亲跟侦查民警反映过，2001年时，她女儿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老人提醒说天气有点凉了，要带点衣服出去。她说没事，几天就回来了。根据许某母亲的描述，那是女儿最后一次跟她通话，自称外出旅游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许某母亲曾报过案。根据她的回忆及档案记录，该案发生后，所属玄武分局找她核实，但是，她根据女儿没有穿耳洞的体貌特征，以及案发后还收到过女儿消息等情况，否认了被害人是她女儿。民警采集了许某母亲的生物信息进行比对，最终确认，湖中沉尸案的被害人，正是许某！杀人疑凶因其他命案已被判无期徒刑专案组民警王磊清晰地记得，确认女儿被害的信息后，许某母亲过来，手上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都是些零散的纸条、名片、借条等。多年来，这位母亲一直保存着与女儿相关的所有碎片信息，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得到女儿的消息。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否就隐匿其中呢？专案组随即对这些文字材料逐一进行甄别。死者身份信息确认据王海荣介绍，经过调查，许某失踪前的最后一个联系人，就是带她出去旅游的邓某某。而许某的闺蜜也向民警反映，失踪之前一次吃饭时，许某曾言，如果自己出事了，肯定是小邓干的！当时也没人在意，他们认为可能因为喝酒了，一时的气话或者开玩笑的。许某母亲说的邓某某以及她闺蜜口中的小邓是谁？是不是同一个人？与许某是什么关系？许某被害是否与小邓有关？南京警方的情报研判与外围调查同步开展，最终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经过更加深入的情报信息分析，特别是围绕死者许某的关系人深度研判，专案组发现邓某某确实有重大作案嫌疑。这个邓某某，就是小邓！许某生前与他关系十分密切，他会不会就是杀害许某的真凶？随着对邓某某调查的深入，南京警方获知，邓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正在监狱服刑。原来，早在2006年10月，邓某某因财产继承问题，与继母发生争执，最后将继母杀害埋尸小山村。“因为跟继母发生矛盾，就在家里把继母杀害，然后移尸埋尸，相当于是案前有准备、有预谋的。”王海荣说，熟人作案、关系人作案，这一点是比较准确的。后面一起案件（杀害继母）是专门找了一个地方，挖了坑以后把她埋下去，毁尸灭迹，延缓发案时间，转移侦查视线等等。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段还是很相似的。种种迹象表明，被害人许某生前与邓某某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邓某某在许某遇害4年后再次犯下命案，被判处无期徒刑。民警了解到，邓某某因服刑期间表现不错，积极寻求减刑，刑期只剩下几年了。真相大白！因情感纠葛迷晕将人沉尸湖底2023年9月29日下午，邓某某被押回南京公安机关再度开展审查。犯罪嫌疑人邓某某被解回再审刚开始审讯，邓某某什么也不说，拒不认罪，包括怎么认识许某的，他都否认。“给我们的感觉，他还是比较冷静的，很镇定，面对微笑，拒不认罪。”王海荣说。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九大队副大队长索皓认为，对于邓某某来讲，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服刑待这么多年，而且表现比较好，还有4年时间就要被放出来，马上看到希望了，具有侥幸和抗拒心理。这个心理压力怎么能突破？这是要考虑的一个具体问题。据了解，服刑期间，在司法部门管教下，邓某某积极表现陆续减刑，眼看着还有短短几年就要重获自由，此刻面对警方讯问，一直处于极度抵触的状态。“想一想，如果这个事情不交代，是不是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不是很充分？他总有这样的心理。”索皓说，所以在审讯过程中，我们也给他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你做了这样的坏事，赖不掉，应该认罪伏法。邓某某交代了杀害许某的全过程面对强大的心理攻势，邓某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塌，最终交代了杀害许某的全过程——因为情感上的纠纷，双方矛盾加深，邓某失去理智，起了杀心。这天，邓某某买了些酒菜，把准备好的安眠药掺进酒里，骗许某喝下，然后趁许某昏睡，把她装在蛇皮口袋里，开车将其带到城墙附近一处湖边，最终将其沉入湖底。当年荒无人烟的案发现场，早已成了碧水蓝天、绿树成荫的游览热地。在民警带领下，邓某某指认了作案地点和经过：城墙，砖头、石头，湖边，浮萍，因为湖水很深，没有抛到湖中心……再次来到这里，回忆起当年血腥残忍的一幕幕，邓某某却镇定自若，仿佛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无论是故作镇静，还是真的已经麻木不仁，邓某某都必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来源：南京警方、南京晨报）

程建宏（记者 陆毅昀）09月23日,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据媒体报道，叶剑英元帅长女、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夫人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图为叶楚梅（来源：合肥日报）▲叶楚梅（右二）与父亲叶剑英等人的合影（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资料显示，叶楚梅，叶剑英长女，1928年在香港出生，从出生到1937年九年间，与叶剑英始终分隔两地，无从见面。1945年，17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叶剑英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1948年，叶楚梅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回国后，叶楚梅曾担任原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等职务。叶楚梅的丈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同志。父爱融融——叶剑英的三封家书（1）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急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急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作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急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6./XII.1946.北平这是叶剑英1946年12月6日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信。这封信与下一封信的落款日期，月份都是用罗马数字书写的。其时，叶楚梅在莫斯科财经学院读书，而叶剑英则担任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6年1月国共双方经谈判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成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与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但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次年2月，叶剑英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最后一批人员返回延安，军事调处执行部宣告结束。虽然此时距内战全面爆发不过半年时间，对于我方而言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但叶剑英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我方必胜的信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为下一辈能参与“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也期许他们能做出自己的贡献。1949年5月27日，叶剑英在写给叶楚梅的信中，再次热情洋溢地写道：“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2）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梅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确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祝你健康和进步!爸爸22./IX.1950.广州这是1950年9月22日叶剑英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信。1950年，叶楚梅仍在苏联念书，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等职，不仅要领导解放海南岛、扫除解放战争后两广地区残留的土匪，而且要着手进行各项建设与改革，工作十分繁忙。这封信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叶剑英认为学习与做人的目的不是其他的，而是“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因此他在信中希望女儿能正确认识学习的目的，发奋读书以便学成归来报效国家。（3）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馨儿、铃戈：五月二十七日信，今（三十一日）收到。对于你的伤情，爸一直在惦念，不知结果如何？读来信，看来还是要手术。所谓观察三个月，进展甚微。是用什么方法诊断出来的？X光是看不见的，还有其他科学方法吗？陈中伟医生是很高明的，我们都相信他。记得今年一月二日有二位同志到叶办打电话时，说到五条神经断在根部，联系到大脑，手术必须慎重云云。现据来信证明，有三根全断，两根重伤，正考虑手术，陈中伟医生只拟制方案，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正如来信所说：从组织到医生都关心、慎重，爸应当放心。爸的想法：如果脑、手不能两全，还是保护脑。不让在神经根上手术时伤及脑，这是关键。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爸也想到上海，不知你何时动手术？也不知“人大”何日开？北京有些同志又劝我相信医生不一定要去。总之正在考虑中。望与陈中伟医生商量一下，大概何时手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以便进一步肯定。目前养伤期间，千万注意饮食起居！就写到此，祝愉快、康复！五月三十一日这是1970年5月31日叶剑英写给儿子叶选宁、儿媳钱铃戈的信。馨儿是叶剑英对叶选宁的爱称，取“宁馨儿”之意。1970年，叶选宁在天津劳动时导致右臂伤残，后转去上海治疗，信中提到的陈中伟是当时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叶剑英得知儿子右臂伤残后，五六月间连续修书两封，与之讨论手术之事。儿子受伤亟待手术，做父亲的自然十分担心，但信中叶剑英却表示“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这既是宽慰之语，又得见一代元帅的万丈豪情。1970年6月9日，叶剑英得知会诊结果需要实施手术后，写信给叶选宁夫妇，表达了他同意手术的态度，并说：“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老大夫’也许有些外行人的建议，会是合理的。”“老大夫”是叶剑英的自称。身为病人家属，“外行人的建议”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不得而知，但一片浓浓的父爱已跃然纸上。叶选宁手术后，逐渐练习用左臂写字，最后成为了书法名家。延伸阅读：开国元帅叶剑英▲图为叶剑英元帅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资料来源：澎湃新闻、北京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政府网】编辑：张喜斌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