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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4年9月13日

央广网北京9月13日消息（记者 朱冠安 实习记者 刘一诺）“空调租金太贵，上哪说理去。涨价到1年550元，3年都能买台新的了。”开学季刚过，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杜美玲在“校园集市”上发布的帖子火了，2000多名同学围观跟帖，吐槽在宿舍需要交纳租金才能吹上空调。“去年租金是420元，今年涨了130元，然而空调也并没有更换，凭啥涨价？”跟帖的同学表达着不满。杜美玲发布的帖子（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另一所高校读本科时，宿舍的空调是免费使用的，她们只需要交纳电费即可。来到首都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后，“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使她“大为震惊”。“须知”中规定：“学生公寓宿舍内空调非学校统一配备，有空调使用需求的学生，不得擅自使用，请以宿舍为单位直接与空调厂家签订租赁协议、支付租金后使用，空调电费由宿舍成员自行承担。”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中关于使用空调的规定（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大三学生李筱和室友因空调租赁费而产生了矛盾。李筱觉得交纳550元的空调租金很不划算，加上电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况也可以使用电风扇。但她的室友却认为，550元的租金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30多元，没必要节省这部分开支。在她们争执不下时，管理人员来到宿舍对她们说：“如果不租，空调明天就拆走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发帖（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学校坦言：未得到财政支持 经费不足和杜美玲一样对“付费租用空调”表示不解的学生不在少数：空调难道不是宿舍内必备的基础设施吗？为什么还要额外交纳租金？对于宿舍内是否应当配备空调，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根据教委批准的住宿标准，空调不属于宿舍内必配的基础设施。为了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学校从2016年开始采用“学生租赁使用模式”，引进第三方供应商，为有需要的宿舍提供空调租赁服务。首都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空调租赁供应商的招投标文件显示，今年6月，一家名为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的供应商中标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空调租赁服务项目”，中选金额为550元/台/年。招投标中选结果公告（央广网发 截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官网）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翟东向记者介绍了高校宿舍使用空调的4种模式：学校采购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学校采购空调，由学生付费使用。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的模式，而净洗科技的另一客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则选择的是“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模式。“采用哪种模式，主要取决于学校是否有这部分经费，以及经费的额度。”翟东介绍，在北京的高校中，采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模式的不止首都师范大学一家，还有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坦言：“学校的财政条件不太好，学生公寓的各项收费标准每年都需要经过教委批复，由于学校未得到这部分财政支持，只能通过引进第三方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租金为何涨价？供应商：经营性租赁 成本有波动今年开学季，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收到了空调租金上涨的通知。在此前的空调租赁方案中，1年的租赁费为420元，连续租2年、3年、4年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而目前只能以550元/台/年的价格租用，不少学生对空调租金涨价表示不满，想知道涨价的真实原因。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至2024年空调租金价格表（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园接诉即办服务平台“首先办”上提出了质疑，收到的回复是：原价格为2016年价格，2024年8月份与原空调厂家空调合同到期，到期后通过公开招投标签订新合同，价格由租赁市场决定，请同学理解。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给杜美玲的回复（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厂家的人工费、运输费在逐年增长，所以涨价也是在所难免。”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学校在多家竞标公司中选择了价位中等、质量较好的供应商为学生提供服务。翟东向记者表示，空调租赁并不是简单的物品租赁，还包括了一系列服务，如运输安装、清洗维护、更换等，属于“经营性租赁”，各个环节都有成本，且逐年上升，并不是学生们口中的“三四年租赁费用可以购买一台空调”这么简单。此外，今年净洗科技采购了“海享租”系统，同学们可以在“海享租”上线上交租金，同时“海享租”也更方便管理。杜美玲交纳租金的支付页面（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上述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学校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用。学校在其中仅起到监管和协调的作用，一方面监管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协调学生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在租赁空调、使用空调时遇到的问题。翟东告诉记者，学校确实不存在收取“管理费”等行为，但有收取押金。“我觉得这种模式是一个过渡，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翟东表示，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空调租赁的模式就是先为没办法购买空调的学校提供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希望学生理解学校的困难，我们也在努力之中。”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每年都在申请资金，也在努力让学生用上免费的空调，同时学校会监督空调租赁供应商为学生做好服务。（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杜美玲、李筱和翟东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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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9月13日，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唐山市政协副主席张进霜、市副厅级干部卢宏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张进霜讲话画面 资料图公开报道显示，张进霜出生于1968年10月，曾任唐山市妇联主席，2021年7月任市卫健委主任，2024年1月当选市政协副主席。今年8月11日，她参加了调研检查。卢宏秋开会画面 资料图卢宏秋，曾任唐山市开平区区长、滦县县委书记等职，2017年2月升任唐山市政府党组成员，后兼任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延伸阅读唐山反腐再打一"虎" 7月中旬以来11名市管干部已被查据河北省纪委监委8月16日晚消息，唐山市一级巡视员曹全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官方通报截图公开资料显示，曹全民出生于1964年10月，河北唐山人，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从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环境工程专业毕业后，曹全民即回到唐山工作，先后任职于唐山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市环境保护局、市环境保护局管理科、市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处，并于1995年9月出任唐山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2000年2月，曹全民履新唐山市古冶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次月任区长，后于2003年3月转任路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后获任区长。2007年5月，曹全民出任路北区委书记。图为曹全民资料图，他曾任唐山副市长2011年2月，曹全民升任唐山市副市长、党组成员，跻身副厅级干部。在担任唐山市副市长期间，他曾于2015年赴北京挂职担任西城区委常委、副区长。至迟于2021年，曹全民以唐山市一级巡视员身份公开亮相。河北省唐山市的反腐风暴仍在持续。2024年8月11日晚，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了2名省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分别是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春军和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丽。其中，和春军曾长期在唐山市工作，先后担任过迁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唐山市丰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唐山市丰润区委副书记、区长，唐山市开平区委书记，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沧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据界面新闻统计，自2024年4月5日以来，河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10名省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均与唐山有关。其中，4月5日，唐山市副市长李建忠被查；4月9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被查；4月30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彦洪被查；5月21日，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洁被查；6月6日，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原书记孙贵石被查；6月28日，唐山市副市长郝志军被查。7月1日，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侯旭被查。此外，5月31日，河北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韩国强被查。公开简历显示，韩国强出生于1967年，曾任唐山市古冶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曹妃甸区委常委、纪委书记，迁安市委书记等职。省委巡视组进驻期间，韩国强任上被查（资料图）唐山市位于河北省东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市域内矿产资源丰富，钢铁产量排名全国第一，有“中国钢都”之称。多年来，唐山市一直保持河北省经济第一大市地位，2023年，全市GDP达到9133亿元，2024年一季度，GDP总量达到2006.5亿元，继续排名全省第一。2023年底，唐山市下辖迁西县曾发生退休干部马树山举报县委书记李贵富之后被逮捕、起诉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事件引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注，河北省委随即部署对事件开展调查核查。2024年1月，迁西县检察院以“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对马树山撤回起诉，马树山被释放。事后，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决定对22名相关责任人员依纪依法作出处理。此后，唐山市开始成为河北省反腐风暴中心，多名官员相继落马。单是唐山市纪委监委，自2024年7月13日以来，已公布了11名市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唐山市纪委监委在此期间通报查处的干部包括：唐山市民政局原副局长于存，市委政法委三级调研员于海涛，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二级巡视员谷守军，路北区缸窑街道党工委书记谷玥，市原国土资源局调研员张文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佳，遵化市副市长李伟，滦州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三级调研员李瑞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监察支队矿产执法监察处原处长晏志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润区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赵国成，遵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涛等。此前在6月26日，唐山市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指出，要严明廉洁纪律，突出重点领域，聚焦关键人群，紧盯隐形变异，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7月2日，唐山市纪委监委网站转发唐山劳动日报文章介绍，今年以来，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2189件，处分2116人，其中县处级干部90人；共留置95人，移送检察机关28人；查处“四风”问题350个，处理处分424人。据该文章介绍，2022年以来，唐山全市共立案7118件，处分6235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82人；共留置209人，移送检察机关120人；共查处“四风”问题848个，处理处分1053人。紧盯矿山领域腐败问题，深挖彻查遵化市马兰峪日强铁选厂违法占地、非法采矿问题，遵化市及唐山市相关部门共44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8人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对迁西县桃树峪铁矿“9·2”重大透水事故相关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共50人受到处分处理，8人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撰文| 董鑫 余晖9月8日至11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这是桑切斯时隔一年再次访华。访华三天，桑切斯行程密集。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分别同他会谈、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9月9日，中国西班牙论坛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中西论坛时隔9年再次线下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和桑切斯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根据外交部此前发布的消息，此次桑切斯访问期间，中西双方还将共同举办两国企业顾问委员会会议及商务论坛等活动。此外，桑切斯还将到访上海。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在上述中方领导人与桑切斯的多场会见、会谈，以及双边商务论坛中，中方反复强调了同一件事——营商环境。习近平指出，希望西班牙继续为中国企业赴西投资兴业提供公正、公平、安全、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李强表示，中方将为西班牙等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提供更多便利支持，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赴西投资提供公平、安全、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刘国中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西论坛等机制平台作用，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营商环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桑切斯则表示，西班牙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个重要背景是，桑切斯此次访华前不久，欧盟刚刚发布了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草案。2023年以来，欧盟持续推动针对中国电动车的贸易调查，理由是“出口到欧盟的中国电动车正在接受补贴”。中方一直本着最大诚意，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与欧方妥善处理贸易争端。6月底以来，中欧双方基于事实和规则，开展了十余轮技术磋商。中国政府和中国业界通过提交答卷、书面评论、听证会陈述意见等各种方式，提供了数万页的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全面、深入地就欧方不合理、不合规做法进行抗辩。欧盟一些成员国政府和主要汽车企业也多次明确表示，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反补贴措施。但在今年7月，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征临时反补贴税。8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草案，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7%至36.3%的反补贴税。不仅裁出高额税率，还利用抽样区别对待中国不同类型企业。按照欧盟调查程序，欧盟委员会发布终裁草案并征求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后，将向欧盟27个成员国提交终裁决定，成员国将对终裁决定进行投票表决。今年11月4日前，欧盟委员会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如果表决通过，中国产电动汽车将被加征为期五年的正式反补贴关税。中国西班牙论坛第九次会议目前，中欧之间仍有谈判协商的空间。在当前背景下，中欧之间强调营商环境也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欧货物贸易高达7830亿美元，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接近150万美元。中国欧盟商会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欧企计划将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欧盟中国商会报告显示，超过八成受访中企计划扩大在欧投资。具体到西班牙。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西班牙则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379亿美元提升至2023年的486亿美元，增幅达28.23%。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图为资料图在汽车领域，西班牙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汽车生产国，且很早就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汽车产业。2024年1月，西班牙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8.7%，汽车销量同比增长8.1%，其中新能源车型的产量同比增长11.9%。尽管面对欧盟所谓“反补贴调查”的压力，中国和西班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仍在不断深化合作。今年2月，小米首款新能源车型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亮相；4月，奇瑞汽车公司正式落户巴塞罗那，与西班牙埃布罗公司设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电动汽车新产品。走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的街头，不时会看到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品牌。人民网援引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目前西班牙汽车市场已充满中国品牌。合作仍将继续。此次桑切斯访华期间，中西双方签署了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合作协议。在与中方领导人的会见中，桑切斯明确表示，希望双方加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西方支持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原则，不赞同打贸易战，愿继续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桑切斯说。

9月13日，央视军事发布了一则短视频。海军辽宁舰张乃刚，曾操作歼-15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如今在他军旅生涯最后阶段，又放飞了新型战机。张乃刚说：“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新型战机上舰，非常漂亮，主桅杆上那面五星红旗特别鲜艳，我不由自主地哼出《歌唱祖国》。”央视宣传片，视频截图作为军事爱好者，实话实说，这条短视频制作并不精致，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就是所谓“新型战机已在辽宁舰放飞”。虽然未出现新型战机放飞的镜头，也是情有可原的。关键是说好的“新型战机已在辽宁舰放飞”，给出的镜头却是歼-15战斗机，在舷号“17”的山东舰航母的舰艏一飞冲天，打出的文字却是“辽宁舰资料画面”。央视宣传片，视频截图国内网友一般都知道，舷号“16”才是辽宁舰。让看到这条短视频的包括本文作者国平视野在内的许多网友感到无语。视频制作和剪辑人员以及央视节目的审核人员，你们为何不用心一点，非要闹出这个乌龙呢！对于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新型战机”，网友可以用排除法来得出相关的结论。中国海军航母上所有型号的直-8、直-9、直-10、直-20等凡是舰载直升机，都不可能被称为“新型战机”。航母官兵称新型战机非常漂亮，视频截图教-10教练机、空警-600预警机等舰载机，也不可能被中国海军航母上的官兵称为“新型战机”，也是可以将这两款舰载机给排除了。在辽宁舰已经满编状态装备歼-15“飞鲨”战斗机的背景下，基本上就没有必要装备歼-15T改型舰载战斗机了，使用这款舰载战斗机，也不属于“新型战机”。央视宣传片，视频截图新型战机上舰，非常漂亮。这句话能够将歼-15D电子战机，也给直接给排除掉了。也因此所谓“新型战机”，只能是中航集团沈飞公司打造的歼-35舰载战斗机。只有中国第二款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歼-35，才能配得上“非常漂亮”的说法。它飞上辽宁舰以后，无疑包括张乃刚在内的辽宁舰上的官兵所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豪感。歼-35上舰，概念图关注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001型16辽宁舰动态的广大网友，对于歼-35隐形战斗机成为这艘满载排水量6万余吨的滑跃式航母的舰载机，其实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大连造船厂负责辽宁舰的改造升级工程，将其由“训练舰”打造成“战斗舰”。在离开船厂到渤海湾进行海试时，就携带了一架歼-35隐形战斗机和一架歼-15T战斗机的全尺寸模型。辽宁舰携带歼-35全尺寸模型，资料图返回大连造船厂搭起脚手架，进行的修缮工程结束以后，第二次离开船厂海试的辽宁舰，在渤海湾与中国海军055型万吨大驱、052D防空驱逐舰和054A型导弹护卫舰进行了海上编组。在海上进行了反舰、防空、反潜、陆攻等多个贴近实战课目的演练。对外释放的一个信号就是，辽宁舰改造提升项目结束，已经由“训练舰”打造成“战斗舰”，其综合作战性能不容小觑。辽宁舰在渤海湾海试，卫星图新型战机在辽宁舰上放飞，意味着歼-35战斗机除了在003型航母18福建上电磁弹射起飞外，还具有在中国海军两艘滑跃式航母即001型16辽宁舰和002型17山东舰上起飞的能力，将强化这两艘现役航母的攻防作战能力。现在，中国海军的三艘航母，都将装备歼-35隐形战斗机，在空警-600预警机的指挥下，主要参与对空防御作战，夺取战场的制空权。辽宁舰，概念图而歼-15“飞鲨”和歼-15T这两款重型战斗机，则凭借强大的挂载能力，将携带鹰击-83K反舰导弹、KD-88空地导弹和其他精确制导炸弹等，实施反舰/对陆攻击等。中国迎来了“三航母时代”，标志着中国远程海上作战能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歼-35、空警-600、歼-15D等新型舰载机即将投入航母舰载机联队，具备重大的防空、反舰、陆攻等打击效果，有效提高中国海军执行多种任务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近日，连锁金店莱瑞金钰（珠宝）爆雷，其在福州的8家门店突然关闭。此前莱瑞金钰门店以“黄金托管享高利息”吸引不少投资者，单店集纳的投资款或超千万元。承诺收益高达14%有人前后投了几百万元据媒体报道，9月9日下午，莱瑞金钰（王庄店）大门紧闭，不少市民在门口着急等待，其中不乏老年人。“前后加起来，投资了300万。”陈阿姨说，2023年8月，她到莱瑞金钰（珠宝）东大店准备购买黄金。彼时，店员介绍，按当日金价购买黄金后可托管，门店每个月会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利息，利息在14%左右，到期后，每100克黄金还可以额外送6克黄金。面对高息诱惑，陈阿姨与老伴陆续追加投资。与陈阿姨相比，赵女士投资得更早，3年多来都有收益进账，“买10万元的黄金，每个月会到账利息1800元左右，要不是这个月出事了，我明年可能还会继续投。”莱瑞金钰（珠宝）在福州共有王庄店、湖东店、东大店、西湖店、贤南商厦店、金山店、融侨店、温泉店等8家门店，目前均为关门状态。消费者称买黄金却不见“黄金”员工自称也是受害者除普通消费者外，莱瑞金钰（王庄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承诺“黄金托管”的收益在14%左右，十分诱人，自己也投资了一百多万元。“现在我的上级领导也联系不上了。”店员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8家门店员工加起来可能投了有两千多万多名店员表示，他们自己也投入了大量金钱购买本店的珠宝，目前联系不上总负责人。据媒体报道，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没有拿到或者看到过自己购买的实物黄金。图为报道视频截图目前，该案件已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后续也将跟进事件进展。涉事企业超范围经营莱瑞金钰（珠宝）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据天眼查，福州莱瑞金钰珠宝有限公司由福建莱瑞久诺珠宝有限公司百分百持股，法定代表人均是同一人。福州莱瑞金钰珠宝有限公司与福建莱瑞久诺珠宝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仅包含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等，并不包含黄金托管等。福州莱瑞金钰珠宝有限公司的股权信息业内人士表示，黄金托管等归属金融投资理财范畴，属特许经营活动，必须持牌经营，仅取得营业执照而没有获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金融相关业务。多地曾发布黄金托管风险提示近年来，黄金托管类骗局多发，全国多地曾发布风险提示。2023年8月21日，福州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风险提示，提到金融是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金店不具备此类业务资质，投资者应审慎选择投资渠道，避免掉入非法集资陷阱。全国多地都曾发布黄金托管风险提示2023年3月17日，南通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曾发布《防范非法集资典型案例：宣称稳赚不赔的黄金托管，实为一场血本无归的骗局！》一文，提醒民众在投资黄金托管产品前，务必查证相关机构是否具备发行或代销资质，摸清投资的实物黄金是否在金融机构或者正规的黄金交易所进行登记，以免掉入非法集资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曾因“敲诈勒索罪”被羁押1004天的职业打假人黄林（化名），获得无罪判决后，于近日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到2018年间，黄林在东莞市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后，再向商家协商索赔。黄林举报的产品之一一年后，2019年11月27日，黄林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羁押，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此后黄林上诉，该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黄林再次上诉，最终于2023年11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刑事判决，判决黄林无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林有期徒刑六年发回重审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黄林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东莞中院二审判决书东莞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从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2年8月26日取保候审，黄林一共被羁押1004天。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支付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524289.76元。黄林称，其对精神抚慰金和法院没有道歉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打假人两年多次购买进口食品后索赔，金额超二十万元2015年，黄林成为了职业打假人。黄林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广西人，此前一直在广东惠州务工，2015年左右在新闻上看到了职业打假人相关新闻，觉得打假可以赚钱也不违法，便自学相关知识，开始了全职的线下打假之路。黄林说，惠州离东莞很近，他时常过去购物，注意到那边有很多进口产品。“有些产品无中文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且日文标签能看出来产自日本核辐射地区。”他说，他先是去超市买类似的货，然后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在食药监局调解下，联系商家协商赔偿。他发来当时所举报的一家商家所售的曲奇产品图片，日文标签显示生产工厂为茨城县小美玉市西乡地1667。而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规定，禁止从茨城县等12个受核辐射影响的都县进口食品。他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他在东莞辖区内举报了超百家商家，一部分商家被移交公安处理，对另一部分没有移交的，他称自己向纪委举报了食药监相关人员。将近一年后，2019 年11月27日，黄林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被逮捕。2022年8月26日被东莞中院取保候审。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判决中，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黄林伙同他人，在东莞市石龙镇、桥头镇、常平镇等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随后通过食药监管理局的协商机制联系到商家，利用商家害怕被食药监管理局处罚的心态，多次向多名店家进行“敲诈勒索”。一审判决书提到，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26日期间，黄林三次向石龙食药监分局举报东莞市石龙镇某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后黄林在该店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每张购买小票需要赔偿1000元为由，向该店老板单某某索要赔偿。2017年6月21日，被告人黄林以2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2000元，当日晚上，单某某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元。2018年1月6日，被告人黄林以10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1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晚上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9000元。同年2月26日，黄林以其妻名义向食药监管理局石龙分局举报该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以33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33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0元。此后，黄林用类似办法在十余家商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向当地市监局举报后再凭借多张购物小票向商铺老板协商索赔。两年间，黄林通过“打假”赚取了赔偿超二十万元，但其称，索赔金额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一审获刑六年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二审判决无罪一审判决书显示，2020年11月16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黄林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一案，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等。宣判后，黄林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1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2年9月21日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等。一审宣判后，黄林再次提起上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则提起抗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指控黄林的十一宗犯罪事实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仅认定第十宗犯罪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及量刑畸轻。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支持抗诉，认为一审起诉书指控的黄林所犯十一宗犯罪事实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黄林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罪。主要理由包括对案涉商家食品安全违法经营行为的举报投诉系公民的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投诉后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提起行政复议，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等。二审法院东莞中院在查明事实中更改了此前一审法院关于黄林“敲诈勒索”“胁迫”等表述。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查明，黄林在东莞市石龙镇、常平镇、桥头镇等地的多个商店购买商品，后以无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后在监管部门查处过程中或作出行政处罚后黄林与案涉商家经协商获取相关款项后撤回投诉举报或行政复议。东莞中院认为，现阶段食品药品领域中知假买假或职业打假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未明确禁止以牟利为目的的个人知假买假行为以及否定其消费者的身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并未明确将食品药品领域的职业打假或知假买假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此外，案涉商家确实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和食药监部门的查处情况，案涉商家所经营的案涉商品至少存在无中文标签的违法行为；且根据部分食品的外包装特征存在来源于日本核辐射地区、属国家禁止进口食品的较大可能性。东莞市中院认为，不足以认定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黄林所获得的款项数额并非于法无据，黄林具有投诉举报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综上，东莞市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商家存在相关违法经营行为，黄林知假买假不影响其向案涉商家索赔,黄林所获相应款项并未超出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基础和范围；黄林对食药监管部门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亦有权提出或者撤回行政复议；黄林实施的相关行为不符合恐吓、要挟的性质和程度，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黄林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经查成立，予以采纳。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理据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黄林的部分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21)粤1971刑初5745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黄林无罪；随案移送的手机一部、人民币808.5元，发还给上诉人黄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院判决赔偿五十余万元，当事人不服提起申诉二审判决无罪后，黄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显示，赔偿请求人黄林以二审改判无罪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3.赔偿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4.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登报和在其官方平台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4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法[2024]102 号)的规定，公布了自2024年5月20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462.44元。赔偿请求人黄林实际羁押1004天，依据赔偿申请人的请求，法院对其羁押1004天依法给予赔偿，其应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1004天 x 462.44 元/日=464289.76 元。对于超出部分的申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精神抚慰金1000000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给赔偿请求人黄林的家庭、职业等造成的损害，酌情支持6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关于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申请。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赔偿请求人黄林未能提供其受影响程度及范围，且法院的赔偿决定书即为对其名誉损害实质性的恢复，故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再支持。关于黄林请求赔偿其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该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最后，关于黄林请求赔偿生命健康赔偿金100000元的问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他们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不应承担相关事项的国家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下: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 524289.76元。目前，黄林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和法院没有道歉存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9月6日是‘摩羯’台风过境海口的日子，这些带鱼是怎么捕捞到的？”近日，南京市民张先生在雨花台区山姆会员店看到9月6日从海口捕捞的冰鲜带鱼，发出质疑。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进行调查。市民投诉：台风过境当天还能捕捞？9月10日，市民张先生在南京雨花客厅的山姆超市海鲜柜台看到有冰鲜带鱼售卖，仔细查看后，发现捕捞日期是9月6日，产地是海南海口。“9月6日是‘摩羯’台风过境海口的日子，不知道这些带鱼是怎么捕捞的？”张先生提出自己的疑惑。冰鲜带鱼产地为海南海口美兰区，捕捞日期是9月6日随后，张先生向记者展现所拍的图片。该冰鲜带鱼39.9元/斤，右下角标注了产品详细信息，包括食用方法、保存条件，分装日期为2024.9.10，此日或之前最佳：2024.9.11。带鱼背后则标注了产名、产地、捕捞日期、保质期、经销商和地址。产地为海南海口美兰区，捕捞日期为2024.9.6，保质期为5天，经销商是福州一家贸易公司。据悉，9月6日，今年第11号台风“摩羯”（超强台风级）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沿海地区登陆，后经文昌市进入海口市，9月7日凌晨4时12级风圈离开海南岛。记者探访：山姆暂未有明确回复9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南京雨花台区山姆会员店，在海鲜柜看到了这款带鱼。最新捕捞日期是9月8日的，保质期为5天，已经没有9月6号捕捞的了。图为受质疑的冰鲜带鱼随后，记者按照产品上展示的经销商电话，拨打过去。当记者询问，9月6日是如何捕捞的，对方表示“这个就不知道了，我们（带鱼）就是从海南那边过来的”。当记者再次询问该联系谁才能了解情况时，对方立即挂了电话。通过山姆APP，记者将张先生拍的图片发给客服，客服表示将反馈给专员核实处理，具体情况会有工作人员联系记者。南京消协：消费者享有商品知情权对此，南京市消协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询问和了解商品或者服务的有关情况。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相对应的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截至发稿，山姆暂未有回复，本报记者将持续跟踪报道。来源｜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姜婧仪相关新闻网友质疑山姆冰鲜带鱼“造假”，回应来了9月13日，#山姆冰鲜带鱼捕捞日期撞上摩羯过境日#引发热议。据扬子晚报，9月10日，市民张先生在南京雨花客厅的山姆超市海鲜柜台看到有冰鲜带鱼售卖，仔细查看后，发现捕捞日期是9月6日，产地是海南海口。“9月6日是‘摩羯’台风过境海口的日子，不知道这些带鱼是怎么捕捞的？”张先生提出自己的疑惑。随后，张先生向记者展现所拍的图片。该冰鲜带鱼39.9元/斤，右下角标注了产品详细信息，包括食用方法、保存条件，分装日期为2024.9.10，此日或之前最佳：2024.9.11。带鱼背后则标注了产名、产地、捕捞日期、保质期、经销商和地址。产地为海南海口美兰区，捕捞日期为2024.9.6，保质期为5天，经销商是福州一家贸易公司。据悉，9月6日，今年第11号台风“摩羯”（超强台风级）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沿海地区登陆，后经文昌市进入海口市，9月7日凌晨4时12级风圈离开海南岛。不少网友评论称，“要么来源，要么日期，反正总有一个地方造了假”。也有网友表示，“看外观还是挺新鲜的”。有网友称看外观还是挺新鲜的还有人调侃称，“是带鱼觉得台风太吵，自己游到山姆货架上的”。图为网友评论截图9月13日，中新经纬致电山姆会员商店客服电话，相关客服人员称，经查询目前公司没有上述消息记录，将反馈核实。同时，该客服人员也表示，“台风天肯定是不允许(捕捞)的”。另据蓝鲸新闻，有媒体向雨花客厅的山姆会员店咨询，接线员表示：不排除是提前一天捕捞的，然后定的批次为9月6号的可能。山姆每个批次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的，每一道流程都是有手续的，山姆一贯重视品质的请不要有顾虑。此外，媒体致电该批次带鱼经销商，经销商称：包装上标注的捕捞日期指的是“一个阶段”，捕捞日期实际上是上岸码头的日期。正常的捕捞就是一两天，作业完会马上回来。对于反映的是否为9月6日当天捕捞的问题还是要再具体了解一下。目前公司的带鱼主要捕捞海域一个在海南一个在舟山，福建部分地区也有。山姆会员商店官方网站显示，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高端会员制商店，付费会员超过500万人，会员人均年消费高达1.3万元。截至2024年9月6日，山姆会员商店在全国25个城市已经开设了42家门店，分别坐落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福州、大连和杭州等地。但最近，山姆会员店的麻烦不小。据科创板日报，9月4日，江苏常州一女子发布视频称，在山姆会员店购买的鲜肉月饼中吃出了一颗牙齿。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女子发布视频称在山姆会员店购买的鲜肉月饼中吃出了一颗牙齿（视频截图）据视频画面，该款鲜肉月饼疑似山姆会员店在售的Member’s Mark鲜肉月饼，售价29.9元。山姆会员店APP相关产品页面显示，这款鲜肉月饼的评价超过10万余条，中差评的总数超过5000条。其中，也不乏消费者评价说，鲜肉月饼的肉不新鲜，吃了拉肚子。针对此事，媒体记者今日多次拨打常州新北区市监局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与此同时，深圳前海山姆会员店也遭遇了类似的信任危机。据深圳当地媒体报道，9月3日，姚先生在深圳前海山姆会员店买了一箱牛奶，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里面有泡过水的痕迹，同时牛奶盒表面竟然附着许多黑色虫卵。深圳该山姆店工作人员回复媒体称，会全面开展自查，妥善处理此事。另据报道，山姆的一款新品也被吐槽了。一网友在山姆超市购买了8.28生产批次的杨枝甘露，杨枝甘露一直冷藏没有开封，保质期内开盖后，杨枝甘露发生喷射爆炸，导致家中天花板等地方都被溅上杨枝甘露，现场有点触目惊心。不少网友纷纷晒出自己购买到的杨枝甘露，相同批次已经多次发生喷射。保质期内开盖后，杨枝甘露发生喷射爆炸（视频截图）9月11日，白鹿视频致电山姆会员商店，客服称有顾客反馈关于杨枝甘露爆炸的记录，但反馈得较少，不是特别多。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原因，还在核实当中。之后会将该问题及时记录和反馈，并进行售后处理。客服推测，有可能是运输的过程中的挤压碰撞，造成饮品喷射。如果发现产品有胀气或者漏液的现象，建议不要食用。如果遇到了该状况可以来电咨询客服，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售后。其实，近年来山姆会员商店因虚假宣传、销售问题食品等问题，已多次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据公开信息显示，该品牌至少被处罚20次，其中不乏因生产、销售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而被罚款的案例。今年2月，上海真如山姆超市有限公司就因此类违法行为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8870余元，并被责令停止相关违法行为。此外，黑猫投诉平台上的大量投诉也进一步暴露了山姆会员商店在消费者服务方面的不足。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山姆，截至目前，有7796个投诉，主要涉及食品异物、食物变质以及退款不处理等问题。

9月开学虽然已经入秋，但多地仍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已经通知推迟开学。而关于中小学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次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此前各地相关部门对于“教室安装空调”皆作过回应。如2020年，长沙市教育局在市委办信息处回复中称“严寒酷暑也是对中小学生的一种锻炼”；2021年，合肥市教育局也回复称“不能把学生当作温房的花朵去过度呵护”。这些说法，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图为长沙市教育局早年作出的公开回复（图/正在新闻）与之激辩的是，很多网民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与过去几十年没法比，安装空调才是对学生身体健康负责的做法，没必要“没苦硬吃”还美其名曰“锻炼”。实际上，装不装空调，远非理念之争。政策空白与循规蹈矩就拿今年9月开学来说，成都地区因为高温持续不退，“12345热线”被成都家长群体打爆后，各地区网友也在“问政四川”平台频频咨询学校装空调相关事宜。对比上述引发热议的长沙、合肥教育局，成都对此还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发布的学校装备配备目录中，对中小学教室是否安装空调没有明确规定，对学生教室安装空调标准也没有具体要求。”成都锦江区教育局还提到了落实的具体难处，除了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还欠缺“实施统一采购安装的采购依据和程序”。此外，“教室属人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区域，要求落实开窗通风等措施，以降低聚集性传染病发生概率”、“教室内外温差大，易患病”、“会采取其他措施降温解暑”等。诚然，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范中，并未明确要求在中小学教室中必须安装空调。原因不难理解，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极大，各地对“高温”的体感难以综合，客观上并没有统一安装空调的需求，国家也不可能就此发布统一性指导意见。政策空白使得部分地区在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上，找不到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面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属于“按章办事”，虽然严肃体面，但显然未能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忽略了家长群体在空调争议里的朴素情感。同时，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早已实现空调自由，没有全覆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校安装了空调。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在不少人心中，空调理应成为现代校园的标配。虽然没有相关条例依据，但并非所有地方教育局皆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早在2019年3月，江苏盐城市政府便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工程的意见》，在入夏前将“给中小学装空调”当作政府任务。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地中小学全面配置空调后，部分学校却“高高挂起，悬而不用”。那从学校的角度看，安装空调为何那么难？有了空调，为何个别学校却不使用？教室太热，孩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囊中羞涩又难以分配除了政策导向，更具体的难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难覆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成都一名主城区校长坦言。“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空调并非什么稀罕物件，采购不是很大的困难。但分配教育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师生正常运作成本、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更新等，空调往往排在后面。”“对于一些旧城区学校来说，安装空调更加困难。涉及到线路、供电设备改造以及后期维护，更是一笔巨额开支。”极端天气频发前，学生的暑假覆盖了大部分高温期。学校即使安装空调，也仅使用一小段时间。因此在有限的资金面前，空调安装往往被视为非必需品而被搁置。但偏偏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暑假已无法覆盖高温期，师生和家长对于空调的诉求随之水涨船高。钱从哪里来？公办学校倚仗的自然是财政供给。但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候，足够的资金也没法在短期解决问题。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处于市内环的名校“又老又小”，电力线路和电压容量无法承载空调的运行需求，学校建筑的结构和设计如窗户位置、墙体拆料等也不适合安装空调或安装后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重庆万州一学校由于供电线路老化、变压器未升级，即使安装了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富如浙江，在宁波鄞州区亦有学校因硬件不足而无法安装。即便装上空调，后期使用也是棘手的问题。“学校没有经费来保持空调运行，如果电费由班费出，又会违反现行的中小学收费政策的。”湘潭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解答了部分学校安装空调后停机的原因。四川某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中小学空调难普及，与各地用电量剧增超负荷也有关系。“我们当地虽是水电发电区，但电不仅要供给全市上千万人生活，还要供给北上地区的大厂制造链。有些家长抱怨‘娃儿闷起，你几爷子坐办公室吹空调’，实际上我们区政府各部门中午除了照明，空调也是关完了的。甚至有时候，各居民生活区也会分时限电。”家校联动却“此路不通”烈日炎炎，难道眼睁睁看着师生“蹲烤箱”？因此，在教育部门没有提供支援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剑走偏锋”，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家庭身上。这就不得不提近期网络热议的湖南天易金霞小学《学生家长捐赠空调协议》了。协议显示，学生家长为教室捐赠空调，安装、插座、走线都由捐赠者负责，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学校。引发舆情后，当地教育局出面要求学校退钱给家长，并回购了捐赠的空调。而根据惯例，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会被问责。实际上，按照部分地区教育局此前的答复，给予了家校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家长若有诉求可向学校提出建议，是否安装空调由学校根据条件自行决定，与家长群体协商解决”。但家校协商解决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学校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手段解决？教室太热，长沙地区家长购买冰块放在教室里给孩子们降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今年5月，某学校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里征询意见，询问家长是否愿意每位出65元给孩子教室安装空调，因群聊截图被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而叫停。在部分地区，即使教育局给了家校自主权和一定经费支撑，但各班家长意见本身难以统一，如果有人举报便会立即叫停。另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此事一波三折，其战线之长、各方诉求之多元和基层治理之复杂，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7月，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八起实事典型事例》。当地多所校园空调因租赁、使用费而停用的问题，便在其中。简单来说，此前由多个家委会牵头，桂平市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后期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长线分期偿还。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2021年因个别家长举报，加上各级部门加大治理教育收费问题督查力度，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6500余台空调遂停用。在停用的三年里，很多家长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开空调，可是因为收费无章可循，再加上面临举报压力和上级部门监督，学校夹在家长和上级部门间进退维谷，空调始终没再启用。直到今年，在市纪委监委督促下，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指导相关学校，使用公用经费分年度、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的方法，终于让6.5万名学生重新吹上了凉风。此事件看似奇葩个例，却有一定的基层两难事件的普遍性，重走了“发现问题—自主裁量灵活解决问题—涉嫌违规被举报—一刀切搁置”的死局。不得不说，在搁置数年后，市纪委敢于主动介入“清旧账、擦屁股”，将此事纳入集中整治的“履职清单”并妥善解决，值得称赞。但将之作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予以通报，还是有待商榷——资金缺乏的学校引入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前提下安装空调，属家校联动、积极作为。而且在更为细致的调查通报中不难发现，当地大多数学校收费是符合该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布的相关通知标准的，即“中央空调65元每人每学期，分体空调50元每人每学期”。在安装空调之后，也给了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愿缴费的，可以去没装空调的教学楼和宿舍。对于使用空调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减免相关费用。此事情之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罗生门”之中，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从商家们角度来看，自己独立出资并选择长期回本，属于让利于教育；从绝大多数家长的角度看，能花一点小钱解决学生和家长迫在眉睫的需求，何乐而不为？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中一所中学收费超标（每人每学期130元，同时收取电费），却排查并叫停所有学校、令人无奈；而相关管理部门接到部分家长举报投诉后，调查发现虽无质疑的“回扣”、“贪腐”等现象，但“空调费”确实不在“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单”上，故而认定其属于乱收费并责令整改也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不妥。这个案例折射出当下的“空调困局”：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地方财政没法实现全覆盖；公办普通中学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没有空调经费项目；家长既不能集资购买也不能自愿捐赠，企业不能投资安装也不能租赁空调；如果只考虑解决空调需求，则多方皆面临争议和举报风险，而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出面，通常只能照搬条例一刀切，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校采用权宜之计的空间，规范是规范了，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个空调引发的连环局，最后局面僵持，变得全盘皆输，造成了空调“装而不用，高高挂起”的当地奇景，令人叹息。结语总而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其次，地方财政困难很难全覆盖；最后，目前的相关规定堵死了家校社引入市场手段协同解决的门路，以及家长群体之间对于是否安装空调及后期费用也有争议和矛盾。这些或许才是空调困境的主因,个别地区回复“吃苦耐劳”教育理念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人。近些年，一些有条件且敢作为的地区已走在了前面。比如广东佛山禅城区，2022年初就计划投入1.12亿元，实施学校教室“清凉工程”；再如，儋州、文昌等15个市县完成了200余所公办中小学，7000多间教室及功能室空调安装,基本实现海南全省公办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置全覆盖。一些地区没有条件，也在创造条件。比如近日重新“火”起来的盐城“2020年6月9日全市民生补短板会议”，在配电量紧缺的情况下，市委书记要求“如果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电容量不够，属地街道、政府办公楼的空调全部停掉，全市11县市区一周内要督察到位。如果再不够，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空调停掉。”再比如9月4日，江西兴国县教育局的回复亦是言真意切。既有调查“暂时还未能覆盖到普通教室的空调安装，现有空调大多集中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又讲事实“受限于当前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分配”，既表态度“我们深知，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又有举措“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和“安装风扇等临时性措施”。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平均气温创下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未来学生遭逢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随之增高,类似的争议也会频频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政策调整、经费保障、机制协调等,都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而面对近日因“高温”和“空调”点燃的民情，当地有关部门不管是复盘还是前瞻，都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眼巴巴地看着国家政策。面对民生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展现出担当，不顾左右而言他模糊核心。表明态度、挑明困难，民众看得到答复背后到底是在推诿还是力求推进。此外，广泛征求家长、学生和社会的诉求及意见，积极向上反馈，也利于探索出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的长效机制。职能部门办事依法依规，与实现民生福祉，本应统一而非背离。作者：左玮 观察者网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