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首尔9月20日电 (记者 刘旭)首尔江北区地铁4号线弥阿站附近20日发生一起车辆冲撞事故，造成包括司机在内6人死伤。

　　据警方和消防当局透露，当天上午，一名70多岁的男性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突然冲出车道，撞向对面商业街1楼汉堡店。

　　事故中，一名行人被撞后心脏 骤停，被送往附近医院，但最终不治身亡。司机本人也受了重伤，因车辆冲撞而被碎片击中的4名行人也在接受治疗。

张枝兰（记者 陈嘉勋）09月21日,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张枝兰（记者 许俊来）09月21日,对通信、信号等安全，要引起足够重视；还是要发展科技，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发散性思维，防微杜渐，对所有有可能达成的攻防，尽可能多的有预见！文 | 海上客在昨天（9月1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通信设备通过远程设备爆炸，造成伤亡，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相关的事件，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事件可能引发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切实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外交部的言下之意就是，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侵犯。当地时间9月17日、18日，黎巴嫩遭遇至少两轮通信设备爆炸 图：央视新闻01不妨看看黎巴嫩究竟遭遇了什么。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多地遭遇传呼机爆炸，导致伤亡。正当各方在探寻爆炸原因的时候，18日，又发生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爆炸。海叔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已有37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情况不可谓不惨烈！要知道，黎巴嫩真主党之所以采用传呼机来进行通信联络，就是发现智能手机等设备极其容易被跟踪而暴露行踪，导致安全无法保障。因此，其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由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发出号召，让大家转而使用技术含量较低、更难进行信号追踪的寻呼机。特别是在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被以色列暗杀以后，传呼机更成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特别喜欢使用的通信工具，称为“标配”亦不为过。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传呼机爆炸 图：央视新闻然而，当地时间9月17日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传呼机并不靠谱。说炸就炸。而在传呼机爆炸事件之后第二天，另一种通信设备——手持式对讲机又炸。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有说这传呼机里暗藏了炸药的，也有说是通过遥控设备令电池发烫产生爆炸的。海叔要说，目前已经查明爆炸的这些寻呼机大约都是使用了半年多，采购路径相同。那么，对讲机呢？媒体也好，社交网络也罢，许多人将矛头瞄准了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干的？电池爆炸能炸出这么巨大的伤亡？还是有人预先在这些设备里安装了炸药？种种质疑，得不到答案！以色列方面从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外交部长卡茨，还有国防部长加兰特，尽管在事件发生后已经多次面见记者，却对寻呼机、对讲机爆炸一事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一家医院，人们等待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图：新华社那架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们在害怕什么？难道害怕承认所作所为，而被人称为“恐怖主义者”？02这样的袭击，恐怖在哪里？海叔感觉，最大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确定性。既然寻呼机、手持对讲机在黎巴嫩被大范围使用，则一旦开启此种爆炸模式，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就会无时无刻不生存在一种惶恐之中，生怕下一次爆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恐怖主义行径的一大特征就是无差别攻击。那么，黎巴嫩方面是否遭遇了“无差别攻击”呢？海叔认为，是这样的！尽管看上去似乎受到攻击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一起办公，或者拉出队伍准备和以色列干的时候被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处于一种在部队、受到军队规章管制的阶段。他们中不少人充其量只是民兵。所谓民兵，当然是战时从戎，而平时是与普通居民混居混住，且还得时不常地串串门，调和一下邻里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平民的姿态，出现在平民之中的。9月18日，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通信设备爆炸遇难者葬礼上，一名真主党成员手中的对讲机卸下电池 图：新华社甚至，也不能排除与他们中某些个体交往的其他平民，压根就不知道这些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身份。这时候，如果爆炸发生，就会有平民伤亡。当然，以色列方面恐怕也不在乎什么平民伤亡。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狂轰滥炸。甚至还有以色列士兵在轰炸完后进入被炸毁的巴勒斯坦人居所，拿出里面的奖状，或者儿童玩具以炫耀“军功”。内塔尼亚胡 图：资料这时候，哪怕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军队，包括诸如摩萨德等机构罢手，不要屠戮平民，又有什么用呢？最近，就在最近，当地时间9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退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不妨看看以色列会退兵吗？还是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继续在联合国场合破口大骂各方。03言归正传。海叔认为，这次黎巴嫩真主党所遭遇的通信器材通过远程设备爆炸，是一种新型恐怖形式。谁也想不到，在21世纪20年代中叶，一种本已淡出人们视野的通信工具，竟然因为战事而重新为人所成规模使用。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之而来的竟然是利用传呼机、对讲机网络，甚至这些目前来看的低端设备本身，制造爆炸。这当然也证明战争形态千变万化。对我们来说，足以引起重视的是：1.对通信、信号等安全，要引起足够重视；2.还是要发展科技，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3.发散性思维，防微杜渐，对所有有可能达成的攻防，尽可能多的有预见！

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