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持续增加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投入。各项生育支持政策，其落实、落地的关键还在于资金投入。参考国际经验，近十年北欧、西欧国家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都在3%以上，东欧和中欧国家也基本能达到2%以上。东亚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起步比较晚，因此整体投入水平都还比较低，日本和韩国平均水平分别只有1.3%和1%。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是与这些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当前人口发展态势下，生育已具备极强的正外部性，投资生育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建议通过财政、社会捐助等多种方式筹集生育支持资金，加大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投入。

　　第三，要抓住政策重点。中国目前的政策重点应是降低育儿成本和缓解工作—家庭矛盾。育儿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上，要加强对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监测，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规范教育培训市场。通过面向育儿家庭提供住房补贴、购房优惠、保障住房等措施降低育儿的住房成本。加快0~3岁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除了建设传统的公办、民办托育机构以外，应鼓励多种形式托育服务的发展，包括发展企业托育服务、兴建家庭托育点、支持隔代托育照料、实现幼儿园向下延伸等，目标是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安全、便利、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进行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覆盖孕期、育儿期在内的亲职假制度，设计合理的假期成本分摊机制，让假期能落到实处，缓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工作—育儿矛盾。

　　另外，央行分支机构在行政层级上与省级地方政府的架构相匹配，也可以<strong>较好解决层级不对称带来的沟通成本高等问题</strong>。央行县级支行职能已从全面负责县域金融业务职责转变为经理国库、管理现钞流通等有限职能。不再保留央行县（市）支行，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央行在宏观经济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