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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奇影视大全免|「ビスケットの缶にいろんなビスケットがつまっててc好きなのと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のがあるでしょそれで先に好きなのどんどん食べちゃうとc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のばっかり残るわよね。私c辛いことがあるといつもそう思うのよ。今これをやっとくとあとになって楽になるって。人生はビスケットの缶なんだって」

2024-09-21 18: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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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域 &n bsp;

  9月20日,第二届香蜜湖财富管理论坛暨深圳市财富管理协会成立大会·财富管理高质量发展专业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以“价值引领 聚力共赢 推动财富管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由中共深圳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指导,深圳市财富管理协会主办,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财富管理是我国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服务实体经济、守护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当前,财富管理行业既处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转型变革、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诸多挑战。如何紧抓行业发展新趋势、发挥财富管理合力,是业内机构需要共同解决的课题。

  为充分发挥深圳市财富管理协会跨业态交流平台的作用,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银行、证券、保险、理财公司、公募基金、信托、期货、私募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推动财富管理及资产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

  中金财富证券总裁王建力在“立足买方投顾转型升级,共绘大湾区财富管理发展新篇章”的专题分享中指出,长期来看,资本市场在波动中仍呈增长态势,居民投资品类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现金及存款、不动产投资以及银行理财的占比近年来不断下降,资本市场份额不断上升,预计这一趋势将继续延续,财富管理业务仍大有可为。券商在稳步推进牌照业务老赛道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买方投顾等新业务模式,积极融入资产配置洪流,买方投顾理念越来越成为行业共识。

  王建力认为,未来财富管理机构要聚焦主责主业,与客户利益保持一致,着力资产配置与买方投顾转型升级,努力提高客户的持有收益率、减低波动性,同时立足居民资产具备长期投资的优势,引导居民布局长期资产,助力居民共享国家与时代的长期发展机遇。

责任编辑:郭建

吕宜婷(记者 李文华)09月21日,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吕宜婷(记者 陈伟铭)09月21日,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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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尽尘埃》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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