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黄海    每经编辑 董兴生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资格评判自己，事实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人给我打分。我的工作，就是要保证阿迪达斯在短期、中期和长期都能成为更好的公司。至于打分，就留给其他人给我打吧。”9月21日下午，阿迪达斯全球CEO比约恩·古尔登（Bjoern Gulden）在阿迪达斯大中华区总部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在被问及上任以来的“自我评分”时，他如此回应道。

这是古尔登担任阿迪达斯全球CEO以来第三次访华，除了日常的经营活动，古尔登此行还有另一个“任务”——参加第36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IBLAC，以下简称“上海市咨会”）。

9月22日，第36次上海市咨会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行，古尔登首次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阿迪达斯也成为首个受邀参加上海市咨会的体育行业跨国公司。

“上海是代表科技创新的一座城市，期望成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阿迪达斯非常希望、也应该成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进程当中的一部分，并做出我们的贡献，为其提供支持。”古尔登说。

“每次来中国都能感受到这里的新变化，感受到我们中国市场、中国团队满满的活力。就城市而言，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它的创新、时尚以及运动氛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到此次上海之行，古尔登如此说。

古尔登很熟悉中国市场，过去30年间，他曾多次来到中国，并亲眼见证了中国市场的蓬勃发展——从制造业中心逐步变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并成为阿迪达斯的重要战略市场。

“关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我的回答是‘非常有信心’。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未见过的。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困难、复杂，我都对这个（体育）产业和阿迪达斯本身充满了乐观、希望，也对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古尔登说。

自古尔登担任阿迪达斯全球CEO以来，阿迪达斯大中华区业绩成功扭转此前疲态，重回有质量的增长。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阿迪达斯全球实现营收112.8亿欧元，同比增长10%；营业利润达6.82亿欧元，同比增长188.8%。其中，大中华区第二季度营收8.22亿欧元，同比增长9.3%，实现连续五个季度“有质量的增长”。

复盘上半年业绩超预期的原因时，古尔登在电话业绩沟通会中表示，大中华区本土化策略生效、业绩持续回温是要点之一。

两年间数次来到中国，古尔登感觉中国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无论是市场竞争格局还是消费者的审美意趣。“中国有很多非常强大的本土品牌，竞争也非常激烈。市场在不断发展，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穿着越来越休闲风，对运动装备的颜值、时尚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也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市场的洞察。”

“大象”转身之时，细节之处见真章。

在古尔登看来，阿迪达斯需要密切追随中国本土市场的消费趋势，不断跟中国设计师合作，设计出适合中国本土消费者的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萧家乐先生和他的团队，得到总部很大的授权，（他们）做出适应中国本土市场的决定，并得到我们全球总部的支持。”

据了解，针对中国市场，阿迪达斯专门成立了一支本土化的管理团队，在设计、采购和运营方面给予团队充分的自主权。此外，在产品供应上，阿迪达斯正通过柔性供应链升级计划，实现从“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的模式转变。

据古尔登介绍，截至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有约7500家门店，中国制造的产品超过80%。此外，如今，阿迪达斯很多创新产品亦是从中国走向全球。

近年来，古尔登几乎每次接受公开采访时都会提及对中国团队“放权”。此次接受采访，古尔登再提“放权”，并比喻说已经为中国团队准备好了一个“工具箱”，为团队提供支持。

“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创新平台。阿迪达斯在全球有很多创新产品，都是在中国首发的，这也展示了中国市场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机构和组织都有非常强的创新力量，我们在本土不断创新适合本土市场的产品，做适合本土的设计。我们为萧家乐（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团队提供了一个‘工具箱’，他需要的所有‘成功工具’都在里面。现在，我们就看他的（表现）。”

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市场在线上、线下零售渠道均有不同的特点。对于中国市场接下来的开店计划，古尔登表示，未来，阿迪达斯计划开出更大的门店，在除一线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也会开设“未来无界店”。

萧家乐进一步补充称，在实体店方面，截至9月底，阿迪达斯大中华区今年已经新开近300家门店。“未来半年，将有更多门店在 全国开出。一方面，希望可以提升在重点城市的购物体验；另一方面，也在加大布局三四线城市，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线上方面，今年年中，阿迪达斯开设了小红书店铺。“我们开小红书店铺，也为新产品的推广带来很正面、很好的帮助。未来几年，我们会继续挖掘不同的机会，提升消费者的体验，以及寻找更多与消费者互动、接触的机会。”萧家乐说。

在古尔登看来，阿迪达斯的产品有三大支柱，分别是运动表现、运动时尚以及舒适产品。

运动表现方面，古尔登举例称，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运动当中，全马、半马、足球和一些传统运动，包括跑步、力量训练等，这些人会为了“运动表现”而购买产品。

运动时尚方面，古尔登观察到，如今，中国消费者的穿着和20年前完全不同。消费者选择变得多样化，出现了对休闲风格的追求。“大家穿得越来越休闲，对体育产业、运动产业而言是非常好的消息。”

在对舒适产品的追求方面，古尔登觉得，这是所有品牌都在努力去做创新的领域。“大家去买运动鞋，就是因为运动鞋穿起来很舒服。不管是本土品牌还是全球品牌，大家都为了舒适而不断创新、不断做产品开发。”古尔登说。

围绕三大支柱，视地区不同，阿迪达斯也观察到不同的趋势。古尔登举了几个例子：“在美国，街头时尚文化多数是因热爱篮球而驱动；在欧洲，可能是足球的影响因素更大。在中国，我观察了一下，大家对运动潮流的变化感知更为敏锐。我们要追随消费者的需求，这些产品也许是在本土生长出来的，但我们也要让它们全球可及，这是我们接近消费者、满足消费者的方法。中国市场当然也大有可为。”

2024年是业内人士眼中的“体育大年”，欧洲杯、奥运会等盛会接连举办，让运动风潮再次席卷全球。古尔登觉得，体育是架起人与人之间桥梁的一种元素，不管你是谁、你来自哪里，都可以参与到运动当中，阿迪达斯希望在这样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也希望可以帮助世界建立起更多的桥梁。

据了解，本次上海市咨会上，阿迪达斯已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献策。阿迪达斯建议，上海可借鉴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发展经验，充分发挥体育科技的潜在竞争力，推动体育产业的全面升级，实现从“短板”到“跳板”的转化。

在社会化方面，阿迪达斯建议上海积极借助科技手段，将体育融入城市更新，拓展公共体育空间，丰富街头体育运动，不断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在生活化方面，运动爱好者们将越发重视并选择那些能够满足个人需求的创新产品，从而激发出一波全新的科技消费浪潮；在产业化方面，建议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加速产业链、供应链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进而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响应速度，为上海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

“今年既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阿迪达斯品牌创立75周年。阿迪达斯深耕中国市场27年，中国是阿迪达斯最为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我们对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将继续秉承‘在中国，为中国’理念，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体育用品产业发展，以及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等贡献阿迪达斯力量。”古尔登说。

王任辉（记者 刘嘉慧）09月22日,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王任辉（记者 郑崇海）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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