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x最新版

还未到国庆，杭州下萧山的乡厨王陈就电话不断，来的都是年夜饭订单。“这周六已经接单了，10月份大半个月都排满了，70%都是年夜饭的订单，还有一些婚宴订单。”王陈说。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明明离过年还早，下萧山人怎么就要开始吃年夜饭了？下萧山（指杭州市萧山区新街、瓜沥、党山、义蓬）一带，这里有一个传统习俗，请手艺好的乡厨做年夜饭，但正月里单子排不过来，于是年夜饭越来越提前，基本上国庆后就要迎来一波年夜饭小高峰。这些年，乡厨版年夜饭也越来越讲究摆盘和时兴菜品，一桌按照2000元的配置居多。年夜饭开始一条龙服务年夜饭从10月1日开始吃，这句话放在下萧山一点不为过。王陈做了9年乡厨，每年农历十月至来年农历二月最忙。从9月下旬开始，预定10月的年夜饭订单就来了。“周末都排满了。”王陈说，现在东家对年夜饭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也往上提了，2000元一桌的年夜饭很正常，一般会安排六七桌。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菜品从最初的三鲜汤、东坡肉、卤鸭三件套变为了东星斑、澳龙、帝王蟹海鲜三件套，而且讲究摆盘，除了讲究味道好，更注重颜色搭配、精致摆盘。为了更好地招揽生意，王陈团队提出一条龙服务，即东家只需提供场地和烟酒，菜色和桌椅都由团队自备，“凌晨4点钟起来买菜，布置桌椅，烧菜做饭，到晚上八九点结束收拾桌椅，清理现场，一手包办。”由于东家省心省力，所以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越来越受欢迎。“在萧山地区，乡厨还是很有前景的职业。因为性价比高，乡厨2000元/桌配置的年夜饭能媲美酒店4000元/桌的标准，所以大家愿意请乡厨做饭，而且很热闹很放松，有酒店环境代替不了的氛围感。”王陈说，乡厨做的年夜饭是个人实力无声的招牌，好的乡厨能接大单。乡厨一年能赚二三十万元王陈1995年出生，在乡厨行业中算是年轻一代。王陈喜欢做饭，也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做乡厨。“一年中，忙碌的时候很忙，几个月连轴转，农历五六七月则相对闲一点。”王陈说，他细致考虑过性价比，去公司打工，一年满勤也就十几万元的收入，做乡厨，一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元，“算是回报蛮高的职业了。”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在乡厨行业里，体力是硬要求，仗着自己年轻，王陈蛮拼的：“最长十几天不休息，晚上11点多睡觉，凌晨4点钟就起来干活，一天从早站到晚，没时间坐下来。”每逢“五一”“十一”等假期，王陈基本都忙着连轴转：“乡厨的职业也很特殊，别人闲时我最忙，所以挺对不起家人，多亏他们理解支持。”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虽然忙，但王陈没忽视对未来的规划。“没办法，乡厨是体力活，年轻的时候不干，老了就干不了了。”王陈估计自己能做到四五十岁，“到时候接不了大单，就接点小单，像我的前辈们一样。”王陈觉得要在时代淘汰前提前做好准备：“不做乡厨的话，我就开个餐饮店，能稳定生活就好了。”新闻+预定20桌起步文化礼堂抢不到桌10月份就开始吃年夜饭，在萧山瓜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很正常。“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每一家都要吃年夜饭，排不开，自然会提前。”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年夜饭不仅仅是吃饭，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一场团聚，“从10月份陆续开吃，周末吃几轮年夜饭也是常事。”“10月份的文化礼堂，基本上天天被预定满了。因为文化礼堂需要20桌起步，所以一般是大家族的年夜饭或者是婚宴预定较多。”该工作人员表示。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卢晓川来源：作者：钱江晚报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月饼可能没吃，但“月饼的瓜”却吃到饱。先有小杨哥直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靠着“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多天来频频霸占热搜榜。据悉，小杨哥直播间多次采用“香港美诚”等话术售卖月饼，但月饼包装却显示，其生产地不在香港，而是广州。据蓝鲸新闻报道，香港最大网购平台上并未售卖有“美诚月饼”，多位该月饼品牌代理商也表示该公司“在香港没有门店”。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其把商标授权给广州美诚食品公司使用。美诚月饼生产商信息 图源：参考资料[2]美诚月饼的“真假香港身份”事件尚为平息，“与辉同行”直播间带货过的葡记月饼，“澳门身份”也开始存疑。葡记各平台网络店铺中的信息显示，旗下多款产品的产地为珠海，生产商为“珠海葡记食品有限公司”，监制商为“澳门葡记食品有限公司”。澳门葡记食品有限公司发文表示，其在澳门有真实有效的商标注册，与珠海生产商有授权委托合同。淘宝葡记旗舰店(左）、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右）港澳商标、内地产销，很多消费者也因此疑惑，这到底算哪的品牌？是否涉及虚假宣传？是个商标就是品牌？“香港买不到的香港美诚月饼”已被讨论得沸沸扬扬，而有着澳门注册的商标，却在“澳门买不到”的澳门葡记，成为近日新争议。据南方都市报9月19日报道，珠海葡记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称葡记是澳门品牌，在澳门注册过商标但无门店，目前只在珠海开设门店。随后，认证为珠海浩亿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微博账号“葡记手信”发文回应，附图显示其在“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进关关口”等珠海、澳门的旅游交通交汇点设有实体门店。尽管地址与澳门接近，但百度地图显示，相关实体门店地址在珠海市，严格来说并非在澳门。“葡记手信”地址9月之前，在小红书@PAUL KEI澳门葡记手信评论区，也有多位网友质疑“在澳门找不到门店”。官方客服此前6月回应称“澳门门店正在装修升级”。多位网友质疑“在澳门找不到门店”话已至此，争论焦点已然明了：有商标，但未在商标所属地产销，那还能说是当地品牌吗？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家茂对壹读表示，在香港或澳门注册的商标可以依法授权给内地企业使用，相关商品或服务可以称为商标所属地的品牌。但是，若该商标在港澳并无任何实质性商业运营、未生产销售，商标在港澳更是无任何知名度、影响力，则在宣传时不能宣称为港澳大牌子、大品牌、高端品牌等等，否则涉嫌虚假宣传。“若两款月饼的商标注册符合商标法，说是商标所属地品牌本身没有问题的”，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荆也对壹读表示，但月饼的生产销售与港澳当地无关联，却宣传“香港必吃”“澳门必吃”等误导性信息，让消费者误认为月饼在港澳生产，则涉嫌误导欺诈消费者。此前“香港美诚月饼”的争议正在于此。不仅月饼品牌方在包装上印着醒目的“香港美诚”字样，小杨哥直播间宣传售卖时，更多次采用“香港美诚”“高端月饼”等话术。小杨哥直播画面 图源：直播视频截图“葡记月饼”打出的“澳门牌”也是类似的争论。小红书@PAUL KEI澳门葡记手信宣传文案中，多见“高级澳门月饼”等话术；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账号简介也称“葡记带你走进美食之都澳门”，在“澳门葡记限定礼盒”的宣传视频中，更多次提及“正宗澳门”“澳门糕点”“澳门必买”。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直播画面雷家茂补充道，基于普通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一般认知，若在宣传销售时一味强调“香港月饼”“香港品牌”“澳门品牌”等等，而未真实、全面地披露该商标的月饼在香港澳门的生产、销售相关情况，亦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涉嫌虚假宣传。但总而言之，相关月饼的质量、口味暂且不论，网友关注的“月饼真假港澳身份”确实不能打马虎眼。随之而来的是，“真假身份”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也是网友的关注所在。港澳买不到的港澳月饼，有啥问题吗？先看月饼品牌方。雷家茂表示，若企业合法持有商标或经合法授权而生产、销售，产销的月饼亦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有任何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不法行为，则一般生产企业不需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如果不涉及制假售假、虚假宣传，此前美诚月饼生产商“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向媒体所表示的“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内地生产的”，确实没有毛病。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也称暂未发现“香港美诚月饼”生产方之一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违法行为；近期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3次，也暂未发现食品安全突出隐患。但雷家茂补充道，若涉事企业与带货公司，在宣传、销售时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则消费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退一赔三”。落实到小杨哥直播间，目前正在等待法律裁定。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若情况属实，主播有何影响？雷家茂指出，若带货主播存在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根据《电子商务法》及《广告法》规定，主播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过，“美诚月饼第一批受害者”却面临着维权难题。“虚假宣传”引争议后，许多消费者申请退款被拒，美诚客服称“月饼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今年1月，淘宝七天无理由退货规范调整，也新增“月饼为鲜活易腐类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但不论是美诚月饼产品包装，还是小杨哥直播宣传时，都显示保质期有80天。曾志伟现身小杨哥直播间法规或司法实践中，到底如何判定“鲜活易腐的商品”“时令性特殊食品”？“涉事的月饼质保期为80天，一般不能认定为鲜活易腐的商品”，雷家茂表示，但月饼确实具有特殊的时令性，中秋节一过就可能会面临贬值、降价，甚至无人购买。“基于安全性角度，食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是有合理性的”，张荆也认为。不过，针对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两位律师均指出“退货是有理由的”。雷家茂认为，若消费者是基于商家的虚假宣传行为或食品质量问题而退货的，则属于有理由退货，商家不能以时令性特殊食品为由拒绝退货。而且若存在前述情况，消费者不仅有权要求退货，还有权要求相应的赔偿。此外，针对小杨哥直播间大力宣传的月饼配料“黑松露”，有消费者认为，由于“美诚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配料表中只添加了大于等于2%的“黑松露流心酱”，且在“黑松露流心酱”中，“速冻黑松露”只占第4位。因此，许多消费者认为美诚月饼配料表中黑松露不是主要成分，不应夸大宣传。对此，张荆表示，黑松露和黑松露流心酱是有区别的，若极少的成分被宣传为主要成分，这也涉嫌误导消费者与虚假宣传。至于许多消费者讨论的是否应该就此“假一赔十”，从食品安全角度，两位律师也作了解释。“赔十的前提是食品有安全问题”，张荆指出，不管商家是否构成欺诈，只要其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都应该“退一赔十”。雷家茂也表示，生产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若月饼本身并无任何质量、安全问题，则不能主张‘退一赔十’或‘假一赔十’。换言之，若相关月饼并未被认定为有食品安全问题，“赔十”也就尚无明确根据。“但若认定存在虚假宣传，则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雷家茂补充道。此前同样带货过美诚月饼的“交个朋友直播间”，也确实在进行“退一赔三”赔付。交个朋友直播间发布公告而在“洗脱真假身份”的嫌疑之前，相关月饼品牌方与带货主播也得继续接受来自各方的审视。毕竟，“焦头烂额”不止他们。“吃又吃不完，送又送不出去，咋办啊？”，无辜的消费者也很想逃过一劫。参考资料：[1]南方都市报.与辉同行直播卖的“澳门月饼”产自珠海！生产商称在澳无门店.[2]每日经济新闻. 小杨哥带货的“香港月饼”系广东造，香港买不到？公司回应：并无法律规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内地生产！律师：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3]掏天速递.注意：淘宝 “7天无理由退货”规范调整.作者：杨潘莲编辑：田纳西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天外交部网站上刚刚发表了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共识文件。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毛宁：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根据两国领导人有关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精神，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10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今天发表的共识。我愿强调以下几点：第一，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第二，由于现行相关国际机制的局限性，目前对排海开展的评估和监测是不全面的，缺乏透明度和可信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尤其是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了一致，下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如何妥善处置福岛核污染水，既是政治问题更是科学问题。中日双边共识为国际社会科学、有效、安全地处置核污染水打下了基础，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共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后续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继续本着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同日方开展对话，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涉及排海的关切。第四，中方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输华，是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定采取的紧急预防性临时措施，目的是为了全面防范风险，保护民众健康。采取这一措施有规可循，是中国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实际体现。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新华社记者：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3年来，倡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成果惠及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在不久前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各方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倡议将为非洲等“全球南方”注入发展动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能否介绍倡议落实的进展和下步发展计划？毛宁:3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成绩单”可圈可点，得到100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国家超过80个。中方成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经支持了150多个项目，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建设全面铺开。全球发展倡议源自中国，成果和机会属于世界。在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一个国家都不能少，一个人都不能掉队，这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愿景，也是联合国倡导的目标。在即将举行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王毅外长将出席“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中国在行动”主题发布活动，同各方共商发展合作大计，汇聚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力量。我们将同各方深化全球发展倡议合作，继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共同发展。图为媒体记者提问彭博社记者：中日双方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方将加入日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现有的监测安排？还是说将建立一个全新的监测安排？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提到国际社会也可以参与监测，是否有其他国家将参与监测？还是说只有日本、中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监测？毛宁：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表示支持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加强监测，支持中日磋商和达成共识。我们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保持着必要沟通。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一贯主张，对排海的长期国际监测是开放、透明的。日方在同中方协商双边共识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的参与也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根据中日双方的共识，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都将通过参与制定取样监测方案、独立获取核污染水样本等方式，确保长期国际监测的公正性、有效性。《北京日报》记者：今年是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发表19周年。19年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不少变化，中方如何评价当前形势？对半岛事务各相关方有何建议？毛宁：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是有关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曾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发挥重要作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当前半岛形势持续紧张。我们希望各方相向而行，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实现半岛及东北亚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彭博社记者：关于周三在深圳发生的袭击事件，日方发布了昨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同日本驻华大使通话的消息，其中提到孙卫东副部长表示该案属个案，犯罪嫌疑人有过犯罪记录。但这并不能说明犯案动机。今早我收到日本驻华使馆的电子邮件，日方依然强烈要求中方公布包括所有背景信息在内的案件细节，表示中方迄今未向日方提供任何同作案动机有关的信息。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超过两天，你能否介绍任何关于作案动机的信息？毛宁：中日双方就有关问题保持着沟通。昨天，孙卫东副部长同金杉大使通话时介绍了相关情况。我注意到深圳市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据我了解，中方主管部门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关于案件进展包括动机这些具体信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关于今年6月苏州日本母子和中国女性遇袭事件，昨天发言人称此事“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能否介绍自6月以来的后续进展？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很关心深圳、苏州两起案件，中方是否准备在这两起案件调查结束后，对外公布犯罪人作案动机、背景、案件情况等详细内容？毛宁：据我了解，中方主管部门正在对有关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将适时推进后续司法程序。我目前不了解具体进展以及你关心的这些信息，你可以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媒体女记者举手示意日本广播协会记者：中日达成共识的消息恰巧和深圳日本男孩被刺身亡事件时间上相隔很近，请问这两者是否关联？毛宁：中日双边共识的内容、发表时间是经过双方密集磋商确定的。关于深圳男孩遇袭的个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两者没有关联。彭博社记者：我昨天向深圳公安机关询问案犯的作案动机，但对方未予回答。孙卫东副部长昨天同日本驻华大使通话时提到犯罪嫌疑人有过前科等细节。由此看来，负责同日本政府沟通的部门是外交部。你刚才建议我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理解主管部门就是外交部。所以我想再问一遍，案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不提供案件信息？毛宁：这起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进行侦办，也就是说，案件仍在侦查和调查过程中，目前还没有结论。中日两国外交部门保持着沟通。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你关心的问题，主管部门能提供更权威的信息。共同社记者：深圳媒体今天报道称，深圳日本人学校的案件是偶发个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注意到媒体的报道，也注意到深圳市介绍的情况。相信有关说法有其依据。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再次提问深圳的问题。日方最想了解的是，犯人是否针对日本人。这个方面中国外交部有何看法？毛宁：我能理解日方和在华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我想说明的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至于他的动机具体是什么，需要通过认真的调查来确定，我目前不掌握有关信息。彭博社记者：如果不掌握作案动机，如何能确定该案件是个案？你一方面表示不知道动机，另一方面却又告诉我们这是个案。这是不是自相矛盾？毛宁：判断一个案件是不是个案，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之外，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判断，这是一起个案。但是具体情况要等待调查的结果。法新社记者：中方表示将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有报道说，俄罗斯仍继续禁止进口。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俄罗斯方面询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大象新闻记者 姜明圆9月13日，大象新闻·大象帮接到余女士求助称，今年4月17日，她到武汉江夏区安山街灯塔村找欠债人要钱时，遇到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恰好在现场的她被当成赌徒抓捕，还遭到了民警的殴打。老人展示胳膊伤痕六旬老人讨债时被当赌徒抓捕，还被民警打断肋骨？“当时我正准备接孙女的电话，一个警察就从后面重重地打了我左肩一棍。”余女士说，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要钱，身上只带了20块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压根不可能涉赌，在现场也积极配合调查，“后来又一个民警过来，用皮鞋踹了我的胸部，当时我就昏倒了，他把我的手拖起来，就把我带到了江夏分局。”余女士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余女士称，她被带到江夏公安分局后，又遭受了殴打，“他们让我承认赌博，我没赌肯定不会承认，又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了小黑屋里，连着打了我4巴掌。”余女士怕再次挨打，只能承认涉赌，最终被行政拘留了十天。4月28日，余女士从拘留所出来后，儿子胡先生便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我妈断了3根肋骨。”胡先生表示，由于母亲伤情严重，8月1日，他带母亲去甘肃省兰州市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做了伤情鉴定，“我当时想看警察打我妈妈有没有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看能否申请进行刑事立案。”余女士断了几根肋骨据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余女士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认定被鉴定人余女士胸部存在明确外伤史，外伤直接导致她右侧肋骨骨折，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余女士的儿子称，这个事件给母亲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母亲也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没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我们的病例还给金港派出所的人看过，他们不认可，跟我们说这个只能证明我母亲有伤，不代表是他们打的。”余女士的儿子说。一位自称在现场涉赌被抓的伍女士称，余女士被打的时候她就是目击者：“我在那里看见好多人打她，还说她不老实，现场还有几个人都看到了。”9月18日，大象新闻记者致电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表示，当时确实有抓赌这个事，但是并不存在打人现象。“我们这边纪委已经核查过了，没有打人这个事情，涉赌的人当时都被抓获了，但是我们没有动手打人。”延伸阅读老人被控抢夺警车方向盘 妻子拿出8小时录音未被采信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

9月18日，王红珍（化名）收到了山东滨州中院的举证通知书。因不服女儿李璐（化名）被判敲诈勒索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判决结果，她此前向滨州中院提起申诉。王红珍申诉已获受理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李璐将其录制的滨州阳信县信访局原局长刘某某的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李璐刑事责任。涉案视频截图此外，法院还认定，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犯侵犯个人信息罪。两罪并罚，决定对李璐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二审期间，李璐始终不认罪，律师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王红珍申诉称，李璐认为受到刘某某言语侮辱，提出赔偿请求具有正当性，其没有以威胁或要挟方式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目前其申诉已获滨州中院受理。被控敲诈等罪获刑生于1987年的李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2018年底，李璐回到老家滨州阳信县。2019年年初，李璐开始向相关部门举报其初中班主任史某某，并在网络平台发帖，称她在初中时遭史某某侵害，在大学就读期间，史某某还通过聊天工具向其发送淫秽图片和视频。针对李璐的举报，阳信县相关部门2022年7月回复称，因李璐所称被侵害一事仅有本人指控，无其他证据证实，不符合立案条件。阳信县纪委监委在受理举报后，根据李璐所提供2006年—2009年间的证据材料及其他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给予史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二年），以及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决定。李璐（化名）控告史某某强奸一案未被立案史某某被处分后，李璐多次找到史某某，二人发生多次冲突，其间李璐遭推搡或殴打，公安机关对史某某先后作出三次行政处罚决定。李璐对其中惠民县公安局何坊派出所和阳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的处罚决定书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6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两份终审判决，以处罚“明显畸轻”等理由将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并责令惠民县公安局和阳信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李璐的报警依法作出处理。李璐的母亲王红珍称，此后李璐就阳信县公安局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开始上访。李璐敲诈勒索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7月29日，李璐前往阳信县信访局上访，与时任信访局长刘某某发生争执，李璐将事发过程进行了录像，称遭刘某某辱骂并将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当年7月31日，刘某某被阳信县政府免职。同日，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李璐将视频隐藏。8月26日，李璐提交行政赔偿申请要求刘某某和县政府、县信访局共同赔偿她30万元。8月27日，李璐再次将视频发布，公安人员再次找其删视频，并让她和刘某某见面解决赔偿事宜。8月28日，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李璐与刘某某见面协商。法院调取的手机录音、监控录音证实，李璐要求刘某某与县政府、信访局共同承担30万元，建议刘某某个人承担10万元，并表示对总金额不会让步，如果刘某某少承担，剩余的必须由县里承担。刘某某当面道歉，并同意赔偿10万元，并当场转账2万元。之后，刘某某于2022年9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9月23日，李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侵犯个人公民信息罪被捕。2023年8月25日，阳信县法院一审判决李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审（上）、二审（下）判决结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家属申诉已获受理李璐不服并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先后延长审理期限四次。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滨州市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经山东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经最高法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滨州中院二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与一审一致。滨州中院评判认为，本案中李璐将其录制的刘某某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隐藏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被害人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滨州中院认为，李璐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了利用网络民事维权的范围，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应受刑罚处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本案中李璐所安装的定位仪器，能够在立体空间上显示涉案车辆所在的任何位置，从而识别出车辆驾乘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与外界联系等活动的行踪信息，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查获在案证据显示其非法获取的轨迹信息即达71条，已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该71条轨迹信息无论系史某某个人驾驶、还是其家人驾驶车辆，均属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对李璐罪名及刑期的判罚。在一审二审期间，李璐未认罪，其律师也为其进行了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李璐的母亲王红珍提起申诉，认为李璐提出索赔的请求具有正当性，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另鉴于李璐与史某某的特殊关系，其安装定位器的目的及获取史某某相应的个人信息后的举动，李璐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用于非法目的的犯罪故意。目前，滨州中院已对王红珍的申诉予以受理，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当天，王红珍收到了滨州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原标题：美国总统选举开启提前投票）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

观察者网消息，“整点现实的吧。”听到又有人琢磨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官员也有点不耐烦了。据路透社9月18日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呼吁扩员联合国安理会，并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他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应暂停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资格，例如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日对此回应时坦承，有人老想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斯图布9月17日在赫尔辛基接受路透社采访报道称，主导芬兰外交政策的斯图布在17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将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为改革发声。本次联大将讨论有关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斯图布说，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其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他对路透社说。斯图布称，任何从事“非法战争”的安理会成员国，“比如说眼下在乌克兰的俄罗斯”，都应当被踢出安理会。他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超出了小成员国通常谈论的范围”，但是大国是不会提议削弱自身影响力的。“所以他们只会空谈，不会付诸行动。”他称，希望其他国家能在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之前帮助推进这一计划。“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国家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代理权，他们就会背弃联合国。而我们不想要那样。”他说。曾担任芬兰总理和欧洲议会议员的斯图布今年3月就任总统。他敦促各国支持即将出席联大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的限制。“我们需要松开那只手，让乌克兰去做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他还称，自己不相信俄罗斯会升级核威胁，尽管俄方使用了“咄咄逼人的语言”，“但全球南方和中国基本上告诉普京不要这么做”。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值理事国组成。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变更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提案都需要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批准，包括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米勒19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美国官方对此有何评论？”在美国国务院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马修·米勒提及斯图布的言论。米勒说，在整个俄乌冲突的不同阶段，剥夺俄罗斯常任理事国资格的呼吁曾多次出现，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凡你看一下联合国章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难以实现的事情……我就是想说，那太难实现了。”“但你们……那这事有没有可能呢……”这名记者追问。“我们整点现实的东西吧，别搞那些不可能的事。”米勒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屡屡对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和权利“蠢蠢欲动”。2022年3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称，在俄乌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考虑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排除。英国首相府也曾对媒体称，英国政府对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持开放态度。此后，泽连斯基多次就“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一事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去年3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曾对法新社称，她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她同时也承认，《联合国宪章》“不允许改变俄罗斯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方回应“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 资料图俄罗斯方面多次回应说，那些呼吁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根本毫无可能性，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关于将某个国家驱逐出联合国的决定应在安理会的建议下进行，而安理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俄罗斯将动用否决权。路透社提到，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格林菲尔德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她同时强调，美国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路透社报道认为，格林菲尔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观察者网消息，“整点现实的吧。”听到又有人琢磨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官员也有点不耐烦了。据路透社9月18日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呼吁扩员联合国安理会，并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他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应暂停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资格，例如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日对此回应时坦承，有人老想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斯图布9月17日在赫尔辛基接受路透社采访报道称，主导芬兰外交政策的斯图布在17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将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为改革发声。本次联大将讨论有关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斯图布说，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其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他对路透社说。斯图布称，任何从事“非法战争”的安理会成员国，“比如说眼下在乌克兰的俄罗斯”，都应当被踢出安理会。他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超出了小成员国通常谈论的范围”，但是大国是不会提议削弱自身影响力的。“所以他们只会空谈，不会付诸行动。”他称，希望其他国家能在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之前帮助推进这一计划。“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国家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代理权，他们就会背弃联合国。而我们不想要那样。”他说。曾担任芬兰总理和欧洲议会议员的斯图布今年3月就任总统。他敦促各国支持即将出席联大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的限制。“我们需要松开那只手，让乌克兰去做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他还称，自己不相信俄罗斯会升级核威胁，尽管俄方使用了“咄咄逼人的语言”，“但全球南方和中国基本上告诉普京不要这么做”。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值理事国组成。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变更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提案都需要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批准，包括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米勒19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美国官方对此有何评论？”在美国国务院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马修·米勒提及斯图布的言论。米勒说，在整个俄乌冲突的不同阶段，剥夺俄罗斯常任理事国资格的呼吁曾多次出现，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凡你看一下联合国章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难以实现的事情……我就是想说，那太难实现了。”“但你们……那这事有没有可能呢……”这名记者追问。“我们整点现实的东西吧，别搞那些不可能的事。”米勒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屡屡对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和权利“蠢蠢欲动”。2022年3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称，在俄乌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考虑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排除。英国首相府也曾对媒体称，英国政府对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持开放态度。此后，泽连斯基多次就“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一事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去年3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曾对法新社称，她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她同时也承认，《联合国宪章》“不允许改变俄罗斯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方回应“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 资料图俄罗斯方面多次回应说，那些呼吁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根本毫无可能性，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关于将某个国家驱逐出联合国的决定应在安理会的建议下进行，而安理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俄罗斯将动用否决权。路透社提到，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格林菲尔德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她同时强调，美国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路透社报道认为，格林菲尔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