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在今年3月16日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回应澳大利亚煤炭进口问题时曾称，中国对煤炭进口实行自动许可管理，煤炭自动进口许可证可正常申请。

　　马尔斯在报告发布后对记者说，由于“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威胁到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并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澳大利亚需要在国防上投入更多资金，制造弹药并发展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认为，基础研究中有一类，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应用场景，比如寻找质量的来源或正反物质不对称起源，这些问题是关乎宇宙发展和演化的终极问题，不能用简单需求去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过于强调“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的二分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是漫无目的的，实际上，其目的是构建新的科学知识体系。

　　截至目前，华为宣布，完成了旧有ERP在华为集团主体业务的切换，覆盖了华为公司100%的业务场景和80%的业务量，经历了月结、季结和年结的考验，也经受了第三方外部审计。“年报及时准确发布，实现了零故障、零延时、零调账，所以华为企业核心商业系统是安全、合规、可信的。”

李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