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抓住政策重点。中国目前的政策重点应是降低育儿成本和缓解工作—家庭矛盾。育儿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上，要加强对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监测，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规范教育培训市场。通过面向育儿家庭提供住房补贴、购房优惠、保障住房等措施降低育儿的住房成本。加快0~3岁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除了建设传统的公办、民办托育机构以外，应鼓励多种形式托育服务的发展，包括发展企业托育服务、兴建家庭托育点、支持隔代托育照料、实现幼儿园向下延伸等，目标是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安全、便利、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进行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覆盖孕期、育儿期在内的亲职假制度，设计合理的假期成本分摊机制，让假期能落到实处，缓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工作—育儿矛盾。

　　不管承载多少旅客，只要航班起飞，如起降、航路、维修、油耗、机组等固定飞行成本就会产生，而旅客直接相关的成本，如机场服务费、销售代理费等，均摊到每个人身上，边际成本并不高。

　　作为药品和疫苗制造商，阿斯利康生产了30多亿剂疫苗，并向全球180多个国家提供。博鳌亚洲论坛咨委、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长约翰森注意到，非洲国家因工厂太少，产能严重不足，同时，大流行期间一些国家限制了疫苗的出口。他坦言，这是不合理的现象，国家间可以形成贸易协议，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流行疾病之前做好准备，留下一些库存给发展中国家，否则将会有很多产能的过剩和冗余。“这不仅是资金的问题，技术、经验、能力都需要时间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