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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爆料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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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上午9时，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被判刑民警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而提出的申诉审查一案，在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举行听证会。9月23日，潇湘晨报记者从陈志伟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处获悉，其在此次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潇湘晨报此前报道，8月4日，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实名举报，称自己是临时被委派出警，回应出警时间等问题时被市级领导要求念新闻稿，并称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制定罪，自己两次手写申诉信均无结果。此举引发全网广泛关注。8月6日凌晨，由唐山市纪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进行通报，称陈志伟反映情况均不实。这份官方通报并没有让该起举报事件平息，随后陈志伟继续发布视频，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继续发声，其称此次专项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仍是判决书上的内容，自己反映的出警时间等问题仍未查清，自己将公布处警过程，披露详情并“举报到底”，同时，陈志伟表示希望更高级别部门介入调查。不过8月7日，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陈志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在处警过程均由领导安排，处置合规，因此认为自己无罪。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另据陈志伟接受采访时提供的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显示，7月4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对于陈志伟申诉调查一案的处理进展，8月7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接听人员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表示“等官方通报”。图为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延长审限通知书据周兆成律师介绍，此次听证会从9月22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约5个小时。整个听证会，主要围绕原审判决事实和证据是否错误展开，其在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但周兆成未告知7份证据详情。周兆成认为，原判对陈志伟犯滥用职权罪的认定存在商榷，陈志伟案应该启动再审。首先，关于出警时间延误的问题。陈志伟作为普通民警，并不能自行决定出警安排。当时的警力调配困难以及道路施工障碍从而导致延迟，而这并非他的个人责任。更重要的是，这次延误并未引发严重后果，如案件无法侦破等。其次，关于指控其放任陈继志离开医院，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出警时案件仅仅是行政案件，加之陈继志身处医院，正接受治疗。陈志伟当即向值班所长汇报，上级没有要求对此采取控制措施，这是基层民警依法履职行为，而非滥用职权。第三，原判法律适用存在明显错误。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故意，且客观上行为导致重大损失。本案中，陈志伟既无主观故意，也未造成任何重大损失。此外，陈志伟的履职行为反映出基层一线民警的辛苦。作为基层民警，事发当日，陈志伟从9号早晨8点多一直工作到10日早晨6点多，长达22个小时的值班异常辛苦，而对唐山打人案的出警处置也连续长达3个小时，其在履职过程中始终遵循公正、合法原则。案发后也能够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还是不应该过度苛责。陈志伟与周兆成律师合影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获刑民警清空举报内容，曾晒聊天记录举证，事件三大疑问待解焦点一：陈志伟是否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主犯离开？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在办理“06•10”烧烤店打人案件过程中，未按照办案规定处警执法，且在医院发现主犯陈继志后，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陈继志离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依法审理，构成滥用职权罪。对此，陈志伟在接受大河报采访时，回应了自己未能当场抓捕主犯的原因。其称自己在医院发现陈继志时，其当时还处于醉酒状态，脑部受伤，且家属在现场提出诉求要求治疗。而且当时存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但凡我多带俩人去，也可以分开，工作可以同时开展了，当时所里已经没人可用了……我故意犯罪的主观动机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对于是否向韩志勇带班长请示汇报，陈志伟称，“我当时除了打电话跟韩志勇汇报情况，还把在医院掌握的情况也发到微信工作群了，最后韩志勇给我下达命令，让我回所审讯沈小俊……有时候汇报的意思，就是把现场的情况跟领导汇报清楚，等领导给我下达命令。至于有没有向领导明确询问过如何处理陈继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询问和请示汇报在我这里是画等号的。”陈志伟提供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 来源：大河报关于滥用职权罪，8月7日，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其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行为人要明知自己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并且明知这种行为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失，行为人希望或放任损失结果的发生。焦点二：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是否存在？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判决后陈志伟未提出上诉。关于陈志伟反映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定罪名、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工作组通过调阅卷宗、查看留置讯问录像、核对笔录、查阅陈志伟本人忏悔书、与有关人员谈话等方式进行了核查，其反映问题均不属实。对此，陈志伟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按正常申诉流程走，于2023年底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最后一次是2024年1月5日。7月5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刘凯律师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是两种不同的司法救济方式，适用的程序和条件也有所不同。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判决、裁定结果不服，因已经生效又不能再上诉，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要获得法律救济就只能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让人民法院能对本案启动再审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再审审限通常为三个月，可以延长三个月。再审程序启动后，如果申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如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原刑事判决、裁定正确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说服申诉人服判息诉。如坚持无理申诉的，可裁定予以驳回。焦点三：案发时出警情况究竟如何？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反映实际出警时间为10余分钟、被有关领导要求念稿“出警5分钟”问题，经核查，系其在采访前与处警人员（已依法处理）商议隐瞒后对外公布。但对此，陈志伟称可以调取相关证据证明。据大河报报道，陈志伟称，“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我耗时20多分钟才赶到现场，真正的事实是我到快3点才知道警情。接警后，我正常整装下楼，因为派出所门口修路还得绕远，我们正常出警了。”陈志伟保存的微信工作群聊天截图 来源：大河报对于接受媒体采访时谎称出警时间，陈志伟称2022年6月11日自己接到通知需接受媒体采访，他看到的稿子里写着“我们在5分钟到达现场。”他称这不是自己的出警时间，念不了稿子，“领导就急眼了，让我赶紧照着稿子念。后来，我就读了稿子。我当时的心态是，把出警的真实时间跟所能接触到的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作为警察，我必须执行命令。”陈志伟还表示，表示唐山此次发布的通报仍为判决书上的内容。“分局4楼会议室有监控摄像头，调出监控，可以看到现场情况。而且现场那么多人，有分局的、有市局的、宣传口的，随便问几个人都知道了……到现在，他们也没调查我反映的出警时间问题，当时出警的有辅警，有监控录像，查一下就清楚了。”潇湘晨报记者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据福建广电第一帮帮团报道，9月21日，福建长乐，李先生求助称，妻子自1996年独自离家，至今音信全无。李先生曾起诉离婚，但被驳回。图为李先生和妻子的旧照李先生起诉离婚遭法院驳回据报道，1994年，李先生与四川达州的赵女士相识，同年回到长乐成婚并育有一子。1996年12月，赵女士独自离家出走，至今音信全无。李先生曾起诉过离婚，法院于2016年裁决：李先生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完全破裂，依法不支持离婚请求。李先生称，现在想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给女友一个名分，却因未能顺利离婚受阻。妻子失联近20年，怎么证明“感情破裂”？李先生谈恋爱，是不是出轨，是不是重婚？如果妻子突然出现，能不能主张分割李先生财产？对于网友关心的问题，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易旭进行了解读。李先生表示想给现在的女友一个名分成功离婚的办法：易旭表示，1、重新提起离婚诉讼。法律实践中，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后，第二次起诉时法院往往会更加审慎地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证据，因此李先生可以收集更多证据来证明与赵女士的感情已完全破裂。虽然之前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证据的出现，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2、申请宣告失踪或死亡。如果赵女士已经失联超过一定年限（通常为2年），李先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赵女士失踪或死亡。一旦宣告失踪或死亡成功，这将为李先生后续的离婚诉讼或财产处理提供法律依据。是否需要申请妻子失踪或死亡取决于李先生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如果李先生急于离婚并组建新的家庭，且认为赵女士已经不可能再出现，那么申请宣告失踪或死亡可能是一个加速离婚进程的有效途径。是否构成重婚：易旭表示，如果李先生在未正式离婚的情况下与现女友组建新的家庭，这在法律上可能构成重婚，因此在离婚诉讼未解决之前，李先生应当避免与现女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或进行婚姻登记。财产分割问题：易旭认为，如果赵女士突然出现并要求分割李先生这20年的财产，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决。通常情况下，夫妻共同财产会在离婚时进行分割。但如果赵女士长期未履行家庭义务且下落不明，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可能会考虑这一点。此外，如果李先生能够证明在赵女士失踪期间他独自承担了家庭责任并积累了财产，法院也可能在分割财产时给予他一定的倾斜。记者 | 周凌如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当地时间9月22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称，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高管最近访问了阿联酋，并讨论了在当地建设一家与其在台湾地区部分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工厂相当的工厂综合体的可能性。此外，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也在考虑未来几年在阿联酋开展新的大规模芯片制造业务，该公司高管最近也访问了阿联酋，并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报道称，这两家芯片制造巨头讨论在阿联酋建造大型工厂，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改变该行业，并成为中东人工智能投资的基石。不过，这些讨论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面临着技术和其他障碍，成功与否仍有待观察。 报道还特别提到，台积电和三星在考虑阿联酋的新项目时，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讨论，美方声称，“担心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会运往阿联酋的贸易伙伴中国”。为此，两家公司与拜登政府官员已就让美方监督来自阿联酋任何工厂的芯片生产和运输进行了讨论，但尚未敲定具体细节。 “过去两年，我们与阿联酋在先进技术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伙伴关系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据参与讨论的人士称，两家芯片制造商预计，美国对中国的有关“担忧”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在此之前，工厂的建设可能不会启动。 台积电标志，图自路透社 据报道，根据正在讨论的初步条款，这些项目将由阿联酋提供资金，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机构一直渴望发展国内科技产业，而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说法，其更广泛的目标则是增加全球芯片产量，并帮助降低芯片价格，同时又不损害芯片制造商的利润。 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其合作伙伴之一的阿联酋MGX公司，是一家由国家支持的科技企业，主导着该国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人工智能投资，该公司已将半导体制造作为其战略的支柱，并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进行定期对话，但目前阿联酋还没有建立工厂的具体计划。 《华尔街日报》认为，阿联酋与台积电和三星的谈判，既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科技雄心，也反映了其在全球范围内为扩大芯片生产提供资金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工智能热潮的需求。近年来，由于成本急剧上升，建设一座尖端芯片工厂可能需要花费200亿美元。阿联酋正在讨论的项目规模庞大，涉及可能包含多家工厂的综合设施，总投资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 目前，阿联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说法是，截至去年，其投资组合的总价值约为3000亿美元。 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官员和行业高管的观点称，在阿联酋建设芯片工厂，除了提到的“美方政治障碍”，也仍存在巨大的技术困难，其中一项担忧是，芯片制造需要大量的超净水，用于冲洗蚀刻微电路的硅片，而阿联酋的大部分水都是通过海水淡化而来，需要进行大量净化。人们还担心，在阿联酋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现有芯片制造供应链的国家，工程人才能否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大型新工厂工作。 此前，根据《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向国内芯片制造业提供了390亿美元的拨款，以及预计价值更高的税收激励措施；欧洲领导人也已经拼凑出了一套自己的“激励方案”，吸引了包括英特尔和台积电在内的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此前的制造业增长是由这些政府补贴推动的，而如果台积电和三星坚持继续推进，阿联酋的这些项目可能会开启下一波产业扩张浪潮。 阿联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成员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与该地区的其他自然资源大国一样，阿联酋近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实现经济多元化，利用其石油财富投资于铝生产等行业。 近期，阿联酋在努力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参与者方面取得了进展。《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曾报道，知名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已经同阿联酋等地的投资者会谈，大幅扩大芯片、电力和其他开发人工智能所需的基本投入的生产规模，这些努力最终可能涉及高达5万亿至7万亿美元的投资。 今年4月15日，美国科技企业微软在其官方博客宣布，将向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G42投资15亿美元。同时，微软将获得G42的少数股权，其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将加入G42董事会，G42将通过微软云计算平台Azure运行其人工智能应用和服务。 微软和G42签署协议，G42网站 《华盛顿邮报》4月16日在报道此消息时，援引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披露，作为谈判的一部分，G42已同意从中国撤资、将中国设备从其业务中剔除，其中点名了华为。彭博社同日的报道也援引知情人士披露，其中涉及“终止同中方任何合作”的谈判内容有美国政府在背后介入，并称在达成这项“不同寻常的协议”之前，G42曾遭美方审查并面临惩罚性制裁，而如今美方则对此“深感鼓舞和满意”。 7月29日，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国会发言人当天称，在美国国会议员表达了对G42可能将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流入中国的“担忧”后，阿联酋方面阻止了两国相关人员的会面。报道称，阿联酋驻美国大使“亲自介入”，阻挠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与G42和阿联酋政府官员会面。 针对美方炒作称阿联酋AI公司与中企合作构成安全威胁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美方多次以莫须有的安全理由破坏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这是一种经济胁迫行为。当有关国家要求美方提供所谓“安全威胁”的可信证据时，美方却支支吾吾含糊其辞。 发言人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阻挠产业界和企业间的正常投资经营活动。美方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规则，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