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倡导建立闭环、加速罕见病治疗领域临床转化研究

来源: 潇湘晨报
2024-05-27 06:22:54

  中新网上海5月24日电 (记者 陈静)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王艺24日对记者表示,得益于分子遗传诊断技术的提升、广泛应用以及政府、慈善基金会、病友组织和创新药企的共同推动,中国罕见病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互联网和AI时代也为罕见病诊治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平台。

  王艺期待通过各方努力,在筛查、诊断、治疗、管理、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等方面建立闭环,加速临床转化研究,推动罕见病治疗领域的发展。

  全球罕见病科研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罕见病科研及转化医学大会24日在上海举行,在主题为“神 经及免疫系统罕见疾病的创新突破”的专题讨论会。

  目前,全球已知约有7000种罕见病,其中遗传性罕见病占比高达80%,尤其影响儿童群体。在中国,尽管罕见病种类广泛,但针对性治疗药物稀缺,目前上市药物仅覆盖极小部分需求,大多数仍在等待有效治疗方案。

  王艺对记者直言,30%的罕见病患儿会在3岁前病逝,即使不致命的罕见病也常导致功能残障。目前,中国罕见病患者中确诊率很低,得到相应治疗者很少。“这一现状凸显患者长期忍受疾病折磨的现实,罕见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这迫切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她说。

  在这位专家看来,中国罕见病自然史研究数据不足,是制约治疗进展的瓶颈。随着对罕见病治疗药物研发的关注度提升,自然史研究的重要性愈发明显。据介绍,自然史研究涉及指标变化、基因型与表型理解、患者结局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有助于发现生物标志物,指导药物开发和治疗策略选择,并作为临床试验的关键指标。“虽然自然病史研究推动药物研发是潮流,但周期长、设计复杂且需充分沟通,仍需克服挑战。”王艺坦言。

  相关跨国药企全球转化科学负责人Brooks Boyd分享了其超越传统治疗框架的探索。“这一探索进程已在逐步推进中,随着更多研发项目的不断开展、更多相关产品步入在华上市轨道,未来有望给患者带来更多治疗选择。”他透露。

  相关跨国药企中国总裁莫安岑亦表示,该企业正整合全球资源与本土智慧,拓展罕见病治疗的边界,让创新疗法更加贴近患者需求。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为罕见病治疗研究提供了有利环境,激励本土创新力量兴起。这些政策不仅加速了新药的审评审批流程,也促进了国内外合作,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中国本土创新企业在罕见病治疗领域不断取得显著进展,许多企业正积极投入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力图填补国内罕见病治疗领域的空白。这些企业不仅推动了本土科研力量的发展,也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记者同日了解到,在2024全球罕见病科研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罕见病科研及转化医学大会上,"儿童罕见病和遗传性疾病先进疗法临床评价及转化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公益基金会以及国内生物技术企业联合打造,旨在推动儿童罕见病和遗传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和治疗创新。

  据悉,通过各成员单位间紧密合作,该中心将搭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合作平台,以促进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的研发创新为核心、以推动转化和临床应用为导向、以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为主线,推进产学研交流合作、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提升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完)

  但就因为中国高级外交官在法国某电视台与人辩论时说了些什么,就引起美西方一些反华舆论沉渣泛起。更兼诸如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之流在边上添油加醋编排中国,导致外界颇为怀疑一点——

  她到访的第一站是日本,并先后参观了东京大学卡弗里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和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她发现,日本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和项目经费是基本脱钩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组织学术活动和开展学术交流,不允许用于薪资。相应地,政府会给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充足经费来保障科学家收入和博后以及学生的工资,无需科研人员自己承担。

  他一遍一遍和需要帮助的人分享着经验。“第一面怎么和孩子对话,怎么保护好孩子,孩子能不能回到原家庭,很多家长没有经验。我就想着怎么帮这件事办好,人家的孩子也一样。”申军良说。

  这位新加坡防长还表示,世界依赖中国的制造业,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全球挑战都无法解决。他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承认并接受一些机构,特别是银行和金融系统‘大到不能倒’。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中美关系,以及它们与东盟、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的关系。”    

  一切围绕项目的资助体系中,研究机构的运营、选题方向及科研人员的工资薪酬都和项目直接挂钩。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项目负责人,为了“凑人头费”,也就是给课题组的学生和博士后发得出工资,还必须不间断去申请新的项目,造成一定的重复资助。

  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算是对英国过去一段时间涉华激进路线的一种纠偏,也是想重回英国的平衡外交传统。据称,克莱弗利还将制定一个英国版的“对华三分法”,即在重要领域“限制中国”;加强与“印太”盟友的关系;与中国直接接触以促进稳定关系。有分析认为,在英国政界对华敌意浓厚的氛围下,前两者更多是出于“政治正确”,以避免政敌的攻击,而第三点,也就是加强对华接触,才是克莱弗利最想表达的。

高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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