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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花838直播|「レイコさんは」

2024-09-22 16: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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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杭州9月20日电(林波)在位于浙江绍兴的浙东运河博物馆内,文物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古老的运河披上了一层璀璨的时代外衣。通过高精度的数字复原、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体验以及智能互动装置的巧妙运用,运河的波澜壮阔、古桥的古朴风韵、沿岸的古建风情,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光彩。

  站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的时空坐标系上,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及其沿线文化遗存,打造大运河“超级IP”,让大运河文化绽放璀璨光彩?

  “注重深化研究内容, 不断挖掘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郭华巍在2024“人民的运河 游客的运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要深入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历史文化内涵,以新时代新使命审视大运河时代价值,加大运河沿岸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等乡土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力度,挖掘更多能够传诵的运河故事

  运河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自古至今是商贸流通的动脉,也是文化传承的纽带,承载着人类互联互通、共享资源、共建精神家园的美好愿望。

  大运河浙江段位于大运河南端,串起五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通江达海的地理特色、底蕴深厚的人文气质。

  大运河嘉兴段文化长廊、湖州大运河古镇集群、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杭钢公园、绍兴运河文化园、宁波慈城古镇……近年来,浙江通过打造这些运河文化地标,不仅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了运河文化遗产,还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郭华巍建议,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各类博物馆、考古现场等社科普及基地,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各类传播表现形式以及大运河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等社科普及活动,突出内容创新、形式创新、资源整合、品牌建设,加强大运河文化的教育、展示功能,让大运河文化成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间外交,到近年来以“中外旅游年”增进国际交流的合作,旅游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一直是中外共同关注的话题。

  “文化旅游一直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看来,在服务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征程中,国际文化旅游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如何发挥学校优势,推动中国大运河等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

  据宣勇介绍,该校有与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共建的文化旅游服务行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大运河国际研究中心、国际旅游与休闲研究所等智库,持续开展了大运河文化、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利用、乡村振兴等研究。

  据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张环宙介绍,学校长期致力于运河文化研究与国际传播工作,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以浙江外国语学院大运河国际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以传承运河文脉、传递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明为组织使命,聚焦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研究特色,在城市滨水旅游、大运河、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特色小镇、景区、度假区、生态旅游、旅游城市发展等研究方向取得了系列显著性成果。

  今年4月,浙江省政府与北京大学在杭州签署了关于支持建设浙江外国语学院的合作协议,两校在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合作。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志勇表示,将继续发挥北京大学的学术资源优势,支持浙江外国语学院打造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浙派学术高地,助力浙江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省域探索。

  此次研讨会便是由浙江外国语学院主办,会上还发布了“关于成立世界运河学会的倡议”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浙江探索国际传播力提升行动之大运河倡议”。

  诚然,运河文化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更是一种精神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更是一种现实文化。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刁玉泉表示,近年来,该省出台了国内首部运河遗产保护条例《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了《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等纲领性文件,打造出兼具人文精神、现代魅力的综合性文化观光景点、景区和新型文创文博园区,让大运河不仅成为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成为人民美好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完)

詹家玮(记者 许晏木)09月22日,近日,多名驴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他们在湖南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露营时,遭遇了帐篷被割,手机、手表等物品被偷的情况。驴友发文称帐篷被划、手机被偷此事发生在9月8日凌晨。当日,山顶露营地聚集了从周边省市来徒步的驴友共计约50顶帐篷。一名驴友告诉《正在新闻》,经粗略估算,至少有十几名驴友的手机被偷,经济损失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多位驴友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间卡得很巧妙,作案手法熟练,应该熟悉上山、下山的路径及露营地情况,对驴友的动向也很清楚。还有驴友认为,至少应有两个人协同作案。9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一民警告知驴友称,案件出现新线索,有进展会及时通报。近两年来,因风景秀美、云雾缭绕,且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齐云山受到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的追捧,周边居民也依附齐云山做起了小生意。失窃,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户外露营,手机被偷了刘鹏去齐云山是临时决定的。他今年35岁,在浙江金华从事工程相关工作,玩户外两年来,他每月都要外出徒步一到两次,花去月薪的五分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齐云山,被齐云山的云海、日出吸引。9月7日,他和两位驴友一起,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江西省赣州市,又驱车数小时、徒步四五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抵达齐云山山顶。然而,这次露营却成了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8日凌晨,刘鹏发现自己的手机和新买的运动手表被盗,帐篷上还多了三道口子。凌晨四点半,刘鹏醒来时天还没亮,他习惯性摸了一下手机,没摸到。刘鹏以为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滑到了帐篷的其他位置,刚准备开始找,就听到有人在帐篷外说手机找不着了。“当时我还是不觉得真的有小偷,因为我在户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刘鹏把帐篷里里外外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手机的影子。同时,他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都是30厘米左右长,且位置分别在他躺下时对应的头部、脚部和侧面的位置——他新买了三个月的运动手表也不见了。手机、手表加上帐篷,刘鹏的损失超过了一万元。刘鹏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他戏称,“这是一趟收费一万元的旅程。”后来露营的人陆续醒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刘鹏告诉《正在新闻》,粗略统计下来,大概有十顶左右帐篷被划,十几部手机被偷。一名驴友的手机价值9000多元,也是新买的。据这名驴友说,他睡着时手机还在充着电,8日凌晨三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机电充满了。五点多,他再次醒来时,手机就不见了。根据自己和这名驴友的时间线,刘鹏推测,事情应该发生在9月8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上饶人邵明发现手机丢失时是9月8日早上六点,他帐篷上的口子15厘米左右,出现在枕头边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手机的位置”。发现手机被盗后,同帐篷的驴友提起,他睡着后感觉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触碰过,当时以为是风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当下没有在意、继续睡了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嫌疑人,先碰到了他的脚,就摸清楚了手机的大概位置。我帐篷上只有这么一道口子,在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所以只能这么解释。”李贺敏是赣州市崇义县人,崇义县距离齐云山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事发当晚,他是在齐云山顶出租帐篷的商户之一,租出去的20顶帐篷里有一顶也被划了口子。“一道口子在外帐,七八厘米左右,还有一道在内帐,接近20厘米长。而且外帐的口子在帐篷顶上,内帐的口子在底部。”李贺敏告诉《正在新闻》,帐篷的外帐起防雨、保暖作用,内帐则是一层半透明的网格布,嫌疑人应该是先割破了外帐,观察了帐篷内部的大致情况,才割破内帐摸手机。两天后清理垃圾时,李贺敏还在这处帐篷驻扎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帐篷驻扎位置有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可疑的“窃贼”帐篷被划、手机被盗的消息在齐云山顶的露营区传开后,9月8日凌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提供了一条线索。有驴友说,他们上山时遇到一位正在下山的中年男子,看着大约三十来岁。因为只有这一人下山,且穿着与普通驴友不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名男子穿着拖鞋和短裤,戴着黑帽子,背着商务包。邵明告诉《正在新闻》,单就戴帽子这一项,就能与徒步的驴友区分开来,“我们一般不戴帽子,会很闷。”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娘向刘鹏证实了这件事。老板娘说,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她也看到这么一个独自下山的人。“大部分人爬齐云山是为了看日出的,天还没亮就逆着人流下山,比较反常。”刘鹏告诉《正在新闻》。刘鹏还分析了嫌疑人可能的上山时间。刘鹏说,9月7日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期间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较大,他认为嫌疑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顶着大雨上山。同时,由于上山至少要花去四个小时,如果走夜路,需要的时间更长,刘鹏据此认为,嫌疑人大概率是像他们一样,在7日下午或者傍晚就已经抵达齐云山顶。“山顶就这么点地方,他要躲雨,要么是待在帐篷里,要么是躲在附近的铁庙或者小卖部里。”刘鹏说。邵明给出了更多推测。“首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人同时作案。”邵明说,“割帐篷的时间长了难免发出动静,所以应该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得到。”同时,邵明认为嫌疑人的身材应该比较娇小,至少比他的块头要小。“他割的那个口子,我手从那里伸进去的时候老费劲了。”邵明告诉《正在新闻》,他身高170cm,体重90kg。更重要的是,驴友们认为嫌疑人应当有一定户外经验,熟悉帐篷构造、齐云山路况。刘鹏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不仅是露营的驴友们睡下后的时间,也卡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到达山顶之前。同时,当晚的雨下得很大,即使后半夜雨停了,下山的路也很难走,邵明说,他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下山时还摔了好几跤,“而且凌晨天还是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完成作案,肯定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了。”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张强也认为嫌疑人可能来自周边县市。张强告诉《正在新闻》,虽然这两年经常有外省来的驴友在齐云山露营,但是外地驴友专程来齐云山偷东西的可能性不大。他认识几位曾背物资上山售卖的村民,但张强也说,这些人看着老实,知根知底,“不太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新晋“网红徒步路线”许多人也许没听过齐云山。在安徽黄山休宁县,还有一个更出名的道教文化齐云山。而赣南的齐云山,则是近两年才被户外爱好者发掘出来,成为新晋的一条“网红徒步路线”。公开资料显示,齐云山地处桂东县普乐镇、新坊乡与江西省崇义县思顺乡、上犹县五指峰乡交界处,主峰齐云峰海拔2061.3米,为赣南第一高峰,因山势高峻,山顶终日云雾缭绕而得名。在生活类app小红书上搜索江西齐云山,能发现,几乎发帖的都是户外爱好者。标题有“你只知道武功山,却不知道江西齐云山”“武功山人太多,来齐云山刚好”“你一句向云端,我连夜赶到齐云山,太美辣”……但相比而言,齐云山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户外目的地。社交媒体上有关齐云山的贴子内容邵明说,齐云山吸引驴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尚未进行商业开发,三条上山线路里只有一条修建起了台阶,还是今年刚刚开始修建的。然而这恰恰是徒步者所钟爱的。“相比成熟的风景区,户外徒步的驴友更喜欢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更有挑战性。”同时,齐云山还曾被写进徐霞客的游记里。在李贺敏的印象里,齐云山露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火起来的。“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四百号人,这两年以前可能就几十号人。”事发前的9月7日晚上天气恶劣,山顶的露营区仍然有至少50顶帐篷。齐云山山顶露营区里的帐篷开了六七年农庄,张强眼见着齐云山在户外圈里慢慢火起来。“打个比方,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来这里的驴友可能有三五百人,但是去年国庆最少都有800人。”同时,从前的客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如今来自福建、湖南、江苏、浙江等等各省份的游客都有。人流带来生意,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从鹅形村到齐云山山脚下的这条小路上,五六百米的距离里陆续开起六七家农庄。附近村民也看见商机,常有本地人背物资上山,卖水、泡面给来露营的驴友,也出租帐篷。“我们农村人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在外面打打零工,有什么做什么。”张强说。也正因为无人管理,齐云山上的垃圾只能由山顶小卖部的老板就地焚烧。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板烧不过来,于是裹着土的、新扔下的垃圾,全都堆积在了黄土里。刘鹏对齐云山的印象不好,他用“狼狈不堪”形容这趟旅程。除了手机手表被偷,他还告诉《正在新闻》,自己从没在户外见过这么多垃圾。“爬了这么多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实在太难受了。”刘鹏仍然希望事情能有个结果。直到十天后,9月18日下午,刘鹏才收到办案民警的消息,称有了线索,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詹家玮(记者 李欣怡)09月22日,▲民警执法现场红星新闻记者丨周炜皓 主编丨蓝婧编辑丨张寻 责编丨邓旆光今年9月,红星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线索,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违法私自宰杀生猪的地下产业。9月19日、20日白天到夜间,记者暗访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十八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市民称这些生猪仅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发现,今年年初,普宁市曾对类似窝点做出过三起行政处罚。据权威信源透露,普宁生猪非法屠宰链条上游的江西省赣州市,已经成立工作组,针对这一问题开展调查。黑窝点藏在居民楼下环境恶劣,猪肉随地乱丢9月19日,在当地居民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暗中探查了多个分布在普宁市高埕村、麒麟镇、洪阳镇周边的疑似生猪屠宰窝点。这些窝点有的藏在树林里,有的则以空置猪圈为掩护,还有的就设置在居民楼下。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之前还看到过一处窝点藏在一间庙里。白天,大多窝点都大门紧闭,只是在附近能发现用于运载生猪的车辆、设备。据当地居民回忆,2月、3月普宁市曾打击过几间非法屠宰生猪的窝点,9月江西省赣州市曾与本地农业农村局合作拦截过一批生猪,这之后不少非法屠宰、转运的窝点都疑似已经转移。记者来到高埕村,这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处窝点,位于一栋贴着红砖的楼房下方,前后都装有摄像头。记者假装路过时发现铁门内有人正在擦洗生猪,里面还有明显的猪叫声,通过后墙的窗子,可以清楚看到三头被关着的生猪。9月19日半夜23:30到次日凌晨,记者在高埕村外进行蹲守,凌晨3:40分左右,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来到这间小院,打开院门,进行烧水等准备。之后半小时内,又接连有五辆摩托车驶入小院所在的巷道中。作为向导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窝点通常会在杀猪时打开音响掩盖猪叫声,也有非法屠宰点会用电击等方法让猪猝死,避免被发现。确认窝点情况后,红星新闻记者与普宁市公安机关进行联络。已开始宰杀时,记者带民警进入,突击了这处窝点,窝点内有四名男子正在处理刚刚杀好的猪。▲非法屠宰窝点内的生猪制品记者看到,这些男子穿着雨鞋,踩过屋外的泥巴路,又直接踩进屋里,屋里遍地血腥,地上污水横流,宰杀后的猪内脏、猪头等产品就在他们脚边。见到民警进来,男子们仍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持刀继续分解猪肉,一名老板模样的女性上前,跟民警辩解称这些猪都是“自己养的”。▲非法屠宰窝点涉案人员整个窝点非常逼仄,包括一间三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四个用水泥、木板分隔的猪圈,以及工人们进行操作的屠宰区。连上已经宰杀分解的两头猪在内,当晚在该处窝点共发现18头生猪。当地居民介绍称,按照市价,这些猪的货值估计在3万元以上,这些只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红星新闻记者离开前,民警已将该窝点6名涉案人员控制,固定证据,等待当地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来到现场共同调查。知情人称70块钱杀一头,“检疫许可”明码标价只要25元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非法私自屠宰,最主要的隐患在于检疫。按照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正常情况下,定点屠宰场应配备驻场的官方兽医,从生猪进场到最后屠宰结束,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兽医监督下进行。而在地下非法屠宰窝点内,对检疫则毫无要求。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公安了解到,9月20日查封的这处窝点内,当晚6名涉案人员中,三名是来购买猪肉的摊贩,剩下三名则是宰杀人员,其中没有兽医。另外,与民警一起在该窝点内取证时,记者也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检疫设备。通过特殊渠道,记者联系上一名曾委托这类窝点宰杀生猪的当事人。据其回忆,在整个宰杀过程中,没有人检查过猪耳标、检票证等。根据当时的单据显示,2024年7月2日,他以59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头生猪,屠宰收费共140元,为这两头生猪制作‘检疫许可’的价格为50元,“每头猪宰杀费用是70元,如果没有检票证就再加25元”。▲某非法屠宰窝点的收费明细 受访者供图据了解,广东省各地生猪屠宰定点企业,服务费收取标准都由政府统一制定。在周边城市梅州市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的说明》中,2016年,揭阳市的生猪屠宰服务费为40元/头。普宁市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价格上,非法屠宰与定点屠宰应该差距不大,但整个普宁市仅有8间定点屠宰机构,且定点屠宰机构对猪肉检疫、来源等都有更高要求,私自非法屠宰则可不受监管。疑似转运窝点附近货车来自多个省份一地已开始调查非法屠宰链条宰杀,只是这条灰产链的其中一环。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些通过非法屠宰窝点流出的猪肉,有些被直接拉到当地摊位上进行售卖,有些则流向批发市场。在陪同民警查封高埕村的窝点后,记者又前往洪阳镇附近,在一处疑似存在非法宰杀窝点的路口附近蹲守。9月20日凌晨5时左右,有三辆运载着已屠宰过的生猪的摩托车出现,记者紧跟其后,直到在一个分岔路口处失去线索。其中两辆摩托车,驶向了洪阳镇屠宰场周边的批发市场及档口所在方向。▲普宁市街头运载生猪的车辆在普宁市实地走访期间,记者多次在街头看到运载大量生猪的货车,其中一些驶往了当地居民口中与非法屠宰有关联的“中转站”。9月20日9时许,记者前往位于普宁市麒麟镇的疑似生猪转运窝点附近,看到一辆运满生猪的小型货车驶离该窝点大门。不久后,又有一辆运满黑猪的大货车在该窝点不远处过磅。由于引起了该窝点人员的警觉,记者不得不离开。▲高速入口附近停着的卡车当地居民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入口附近有一个大型生猪运输中转站,附近还分布有小型窝点、洗车场等。记者前往调查后发现,这处小型窝点疑似还在使用,有工作人员出入其中,小型窝点前方不远处的洗车场,停靠着三辆大型货车正在清洗。出入、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赣州市权威信源透露,截至目前,该市已由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三支工作组,针对来往于赣州、普宁之间的生猪运输及可能存在的非法屠宰等问题展开调查,据悉,近期赣州市已对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整顿,加强养殖户教育,抓好队伍的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上述消息人士强调,要斩断这一涉及多个省份的生猪运输、非法宰杀链条,需要多地共同合作,并对合法合规的生猪交易机制做出完善调整,“渠道不通畅就会催生黑作坊。”——④——当地人称黑作坊两三年前已存在非法屠宰猪肉流向正在调查当地居民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据其所知,普宁市的非法生猪屠宰问题已经持续两三年,在普宁市多个镇、村都有这类窝点。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3月,普宁市就曾对三起生猪非法屠宰事件作出过行政处罚。据“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2024年2月8日,普宁市燎原街道办事处对巫某某作出行政处罚,罚款6.5万元;2024年2月28日,普宁市大坝镇人民政府对韦某某罚款5.1万元;2024年3月6日,普宁市梅塘镇人民政府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上述三个行政处罚中,除巫某某案处罚原因为“专项检查”外,陈某某、韦某某案的处罚原因都是违反处罚依据都是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三起案例的处罚依据都是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9月20日晚间,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方面了解到,针对当天凌晨查封的窝点,公安系统正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进一步调查,计划对涉案三名非法屠宰窝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这些在普宁市周边进行非法屠宰的生猪去向,截至发稿前仍在调查中。-End-

▲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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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后》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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