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找到说得上话的“中间人”到交付赎金，再到送被困者回国，营救过程往往多人参与、环环相扣，经不起一点闪失。“每一步都需要一个特别诚信、靠得住的人。”

　　另外，今年以来，部分银行主动下调部分期限存款挂牌利率并同步下调内部利率授权上限，银行负债端成本持续改善，也为LPR下降创造了空间。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要聚焦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领域，严肃查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着力消除基层消极腐败现象。今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持续加强对惠民富民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除去“卖一买一”的改善型需求，还有两类人群受益于新政。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都市圈的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在广州、深圳但在周边购房的年轻人或外来人口两类人群也受益于政策。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有几个新特征，比如国企主导代替民企，综合改造（比如市政和公服补短板）代替房地产单一改造，公共属性回归代替完全的市场化。因此，改造的资金投入非常大，而且期限错配很严重，后期不管是运营回收资金还是卖地回收资金，周期都很长，而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地能否卖出去。因此，解决资金问题、解决资金期限错配是头等大事。”广东省规划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向记者解释说。

　　蒋敏娟在《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梳理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历史逻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单元分割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以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制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本依靠封闭的单位制实现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

许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