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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当地时间9月22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称，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高管最近访问了阿联酋，并讨论了在当地建设一家与其在台湾地区部分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工厂相当的工厂综合体的可能性。此外，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也在考虑未来几年在阿联酋开展新的大规模芯片制造业务，该公司高管最近也访问了阿联酋，并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报道称，这两家芯片制造巨头讨论在阿联酋建造大型工厂，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改变该行业，并成为中东人工智能投资的基石。不过，这些讨论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面临着技术和其他障碍，成功与否仍有待观察。 报道还特别提到，台积电和三星在考虑阿联酋的新项目时，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讨论，美方声称，“担心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会运往阿联酋的贸易伙伴中国”。为此，两家公司与拜登政府官员已就让美方监督来自阿联酋任何工厂的芯片生产和运输进行了讨论，但尚未敲定具体细节。 “过去两年，我们与阿联酋在先进技术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伙伴关系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据参与讨论的人士称，两家芯片制造商预计，美国对中国的有关“担忧”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在此之前，工厂的建设可能不会启动。 台积电标志，图自路透社 据报道，根据正在讨论的初步条款，这些项目将由阿联酋提供资金，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机构一直渴望发展国内科技产业，而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说法，其更广泛的目标则是增加全球芯片产量，并帮助降低芯片价格，同时又不损害芯片制造商的利润。 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其合作伙伴之一的阿联酋MGX公司，是一家由国家支持的科技企业，主导着该国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人工智能投资，该公司已将半导体制造作为其战略的支柱，并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进行定期对话，但目前阿联酋还没有建立工厂的具体计划。 《华尔街日报》认为，阿联酋与台积电和三星的谈判，既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科技雄心，也反映了其在全球范围内为扩大芯片生产提供资金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工智能热潮的需求。近年来，由于成本急剧上升，建设一座尖端芯片工厂可能需要花费200亿美元。阿联酋正在讨论的项目规模庞大，涉及可能包含多家工厂的综合设施，总投资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 目前，阿联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说法是，截至去年，其投资组合的总价值约为3000亿美元。 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官员和行业高管的观点称，在阿联酋建设芯片工厂，除了提到的“美方政治障碍”，也仍存在巨大的技术困难，其中一项担忧是，芯片制造需要大量的超净水，用于冲洗蚀刻微电路的硅片，而阿联酋的大部分水都是通过海水淡化而来，需要进行大量净化。人们还担心，在阿联酋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现有芯片制造供应链的国家，工程人才能否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大型新工厂工作。 此前，根据《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向国内芯片制造业提供了390亿美元的拨款，以及预计价值更高的税收激励措施；欧洲领导人也已经拼凑出了一套自己的“激励方案”，吸引了包括英特尔和台积电在内的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此前的制造业增长是由这些政府补贴推动的，而如果台积电和三星坚持继续推进，阿联酋的这些项目可能会开启下一波产业扩张浪潮。 阿联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成员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与该地区的其他自然资源大国一样，阿联酋近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实现经济多元化，利用其石油财富投资于铝生产等行业。 近期，阿联酋在努力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参与者方面取得了进展。《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曾报道，知名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已经同阿联酋等地的投资者会谈，大幅扩大芯片、电力和其他开发人工智能所需的基本投入的生产规模，这些努力最终可能涉及高达5万亿至7万亿美元的投资。 今年4月15日，美国科技企业微软在其官方博客宣布，将向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G42投资15亿美元。同时，微软将获得G42的少数股权，其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将加入G42董事会，G42将通过微软云计算平台Azure运行其人工智能应用和服务。 微软和G42签署协议，G42网站 《华盛顿邮报》4月16日在报道此消息时，援引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披露，作为谈判的一部分，G42已同意从中国撤资、将中国设备从其业务中剔除，其中点名了华为。彭博社同日的报道也援引知情人士披露，其中涉及“终止同中方任何合作”的谈判内容有美国政府在背后介入，并称在达成这项“不同寻常的协议”之前，G42曾遭美方审查并面临惩罚性制裁，而如今美方则对此“深感鼓舞和满意”。 7月29日，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国会发言人当天称，在美国国会议员表达了对G42可能将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流入中国的“担忧”后，阿联酋方面阻止了两国相关人员的会面。报道称，阿联酋驻美国大使“亲自介入”，阻挠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与G42和阿联酋政府官员会面。 针对美方炒作称阿联酋AI公司与中企合作构成安全威胁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美方多次以莫须有的安全理由破坏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这是一种经济胁迫行为。当有关国家要求美方提供所谓“安全威胁”的可信证据时，美方却支支吾吾含糊其辞。 发言人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阻挠产业界和企业间的正常投资经营活动。美方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规则，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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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9月7日一大早，于先生通过高德打车APP约了一辆车，赶9点钟的航班去日本。这一次他还带了一位特殊的“旅客”，他家的猫。因为带宠物出境，手续很繁琐，要提交很多材料，填写各种表格，所以他早早地出门了。5点39分，他就上了“曹操出行”陆师傅的车。以前他从家去浦东机场打车只要42分钟这一次他竟然花了65分钟同样走中环路为什么这一次多跑了30公里？▲事发当天于先生的打车路线截图发现绕行后，我们都尴尬了于先生其实是个“老上海”，最近几年才时常到国外居住一段时间。他家在闵行区梅陇X村。9月7日早上5点半之后，他收拾停当，打开手机上的高德打车APP，约了一辆车。该打车平台上“曹操出行”的陆师傅接了单。不多时，陆师傅如约开车到小区1号门接于先生。上车坐定后，陆师傅向于先生建议说，外环线大车子比较多，中环相对好一些。经过于先生同意后，他们就上中环，一路向浦东机场进发。陆师傅35岁左右，比于先生小不少，但是他依然具备这个职业健谈的特征。于先生说，起那么早，他希望陆师傅能精力充沛，至少不要昏昏欲睡，于是一路上就饶有兴致地跟陆师傅聊天。他们聊足球，聊平常跑车接客的一些轶闻趣事。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对于先生来说，这就是一趟愉快的出行。于先生说，以前他也经常打车从家出发去浦东机场，40分钟肯定能到。但是这一次，他坐在陆师傅的车里，感觉时间很漫长，该到机场的时间，为何还在路上全速奔跑？他看了看时间，又看了看窗外，路途景观完全不对。于先生就发问：“你这走的是中环吗？”陆师傅说，“怎么了？我们还在中环上呀！”于先生认为陆师傅绕行了，但是陆师傅坚称这就是最佳线路，而且是经过于先生许可的。于先生说，接下来的行程，他和陆师傅都觉得很尴尬，先前的热聊顿时冷却，一路无话。6点45分，于先生终于到了浦东机场。按照打车平台显示的里程和时间，74.55公里，65分钟，扣除优惠的24元之后，于先生确认支付了282.83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优惠，于先生应付306.83元。于先生将他上一次打车去浦东机场的记录截图发给记者。上一次车子跑了44.47公里，42分钟，没有优惠，付款131.38元。也就是说，这一趟，曹操出行的陆师傅多跑出170余元的费用。▲于先生前一次相同路线打车费只花了131.38元地图显示陆师傅绕了半个上海记者在“高德打车”上查询，从于先生居住的小区出发，前往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3条推荐线路均为45公里。推荐一的线路顺序为：中环路-华夏高架路-迎宾高速。9月7日，陆师傅的路线虽然也是走中环，但是陆先生往相反方向走，然后北上，从闵行区绕到了虹口区，兜了个中环最大限度的圈子。“中环线好比一张闭合的弓，正常情况下，我去浦东机场会走那根直弦，但是那天早上，陆师傅带我走了弓背，等于带我绕了半个上海。”于先生说，他因为要给小猫办登机手续，顾不上跟陆师傅争论，就按照平台显示的金额付了款。办好一切手续，进到候机大厅后，离航班起飞还有一些时间，于先生就开始在高德打车平台上发起投诉。“我按照平台要求，提供了一切证据。当天下午，我到达目的地后，看见平台已经认可了我的投诉，并给我退了一部分钱。”记者从于先生提供的订单截图看到，平台在282.83元上划了道斜杠，旁边将金额修改为151.81元。“高德打车平台的客服打电话联系我说，他们可以把实付151.81元的零头抹掉，算是给我的补偿。但是10天过去了，他们并没有落实，我也不打算为了51元钱再去找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这个平台，缺少诚信，下次不用了。也借此提醒其他乘客小心避雷。”▲ 平台将于先生原本282.83元的车费金额改成了151.81元平台回复：确实是司机的问题，但不严重9月20日上午，记者将于先生的情况反馈给打车平台后，“高德打车”立即给于先生发了一条短信：【高德打车】您2024年09月07日05:29的打车订单退款51.81元，预计1-3个工作日到账，请注意查收，感谢使用高德打车。发稿前，在高德打车平台上运营的“曹操出行”PR陈先生联系记者说，他们早在9月10日就已经跟乘客于先生协商好了退款和补偿事宜。经他了解，目前相关退款均已到账。记者：你们跟“高德打车”是什么关系？“高德打车”对你们司机的行为负责吗？陈先生：简单来说，乘客通过高德打车平台下单，平台会把部分订单分配到我们这边来承接，我们会给“高德打车”一部分佣金。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流量订单。记者：现在出现了陆师傅这样一些问题，“高德打车”要承担什么责任？我看到你们给乘客的短信都是以“高德打车”名头发送的。陈先生：因为“高德打车”不参与跟司机分成，所以，“高德打车”对类似陆师傅这样的事情介入比较少。通常都是我们和司机去跟乘客沟通。由于乘客是通过高德打车平台下单，完成支付，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以“高德打车”的名义跟乘客沟通；如果要退款，也是通过“高德打车”的支付系统，将钱款原路退回到乘客的账户里。记者：乘客于先生和司机陆师傅都是上海本地人，走哪条路去浦东机场，他们俩都知道，为何还会出现绕行这么远的情况？陈先生：这完全是司机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已经对司机进行了召回教育。记者：你们跟这位司机陆师傅是什么关系？出了这件事后，你们是否还让这位陆师傅在“曹操出行”的平台上运营？陈先生：陆师傅是我们下面一家合作单位的司机。该司机证照齐全，身份合法。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说，没有非常严重，我们目前是对司机进行培训整改，并且对他后续的服务进行管控，如果他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把他清退掉。目前，我们还是许可他在我们平台上运营的。本文来源：周到上海作者：叶松丽微信编辑：泰妮校对：d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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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3日消息， 据甘肃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甘肃省委批准，甘肃省纪委监委对甘肃省人民政府原参事王欢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王欢祥落马 资料图经查，王欢祥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毫无理想信念，摒弃初心使命，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在任省属国企“一把手”期间，不思为企谋利，反将企业作为“独立王国”“私人领地”，大挖企业墙角，谋取个人私利、予取予夺，实为饕餮巨贪，其行为严重危害企业政治生态和经济利益。违反政治纪律，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处心积虑转移隐匿违纪违法所得，串供、伪造证据，挖空心思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购置办公场所，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规接受宴请及旅游活动安排，长期超标准占用办公用房，超标准使用豪华车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背弃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利用土地征收补偿谋取利益，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由单位报销个人应当支付的费用；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决策实施重大项目，造成国有投资产生重大风险；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私设“小金库”。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巨额公款，中饱私囊，涉嫌贪污犯罪；为一己私利，不惜挪用公款，帮助他人从事营利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涉嫌挪用公款犯罪；靠企吃企，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贿赂。王欢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并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甚至二十大后毫不收敛，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甘肃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甘肃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欢祥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调整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涉案财物一并移送。封面新闻通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检索，在落马官员通报中，鲜有“饕餮巨贪”表述。在落马官员通报中，鲜有“饕餮巨贪”表述 图为反腐宣传图退休5年被查据公开简历，王欢祥，男，汉族，1956年5月出生，甘肃秦安人，大学文化程度，1974年12月参加工作，197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欢祥曾在甘肃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工作，历任木材厂副厂长、装饰公司副经理，黄河房地产开发公司副经理、经理等职，2001年任甘肃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甘肃建工集团）党委常委、副经理，后任公司经理。2009年，王欢祥任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党委常委、总经理、董事，2010年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同时担任中国甘肃国际技术合作公司总经理，2012年兼任甘肃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王欢祥同时担任甘肃省政府参事，2015年4月转任甘肃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2015年12月任甘肃省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2017年2月卸任，继续担任甘肃省政府参事。2019年7月，王欢祥退休。2024年5月，王欢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3年10月17日至12月20日，甘肃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甘肃省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进行了巡视。封面新闻综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甘肃省纪委监委延伸阅读原市委书记落马：曾被国务院通报 遭行政记过处分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当地时间9月22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称，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高管最近访问了阿联酋，并讨论了在当地建设一家与其在台湾地区部分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工厂相当的工厂综合体的可能性。此外，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也在考虑未来几年在阿联酋开展新的大规模芯片制造业务，该公司高管最近也访问了阿联酋，并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报道称，这两家芯片制造巨头讨论在阿联酋建造大型工厂，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改变该行业，并成为中东人工智能投资的基石。不过，这些讨论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面临着技术和其他障碍，成功与否仍有待观察。 报道还特别提到，台积电和三星在考虑阿联酋的新项目时，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讨论，美方声称，“担心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会运往阿联酋的贸易伙伴中国”。为此，两家公司与拜登政府官员已就让美方监督来自阿联酋任何工厂的芯片生产和运输进行了讨论，但尚未敲定具体细节。 “过去两年，我们与阿联酋在先进技术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伙伴关系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据参与讨论的人士称，两家芯片制造商预计，美国对中国的有关“担忧”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在此之前，工厂的建设可能不会启动。 台积电标志，图自路透社 据报道，根据正在讨论的初步条款，这些项目将由阿联酋提供资金，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机构一直渴望发展国内科技产业，而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说法，其更广泛的目标则是增加全球芯片产量，并帮助降低芯片价格，同时又不损害芯片制造商的利润。 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其合作伙伴之一的阿联酋MGX公司，是一家由国家支持的科技企业，主导着该国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人工智能投资，该公司已将半导体制造作为其战略的支柱，并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进行定期对话，但目前阿联酋还没有建立工厂的具体计划。 《华尔街日报》认为，阿联酋与台积电和三星的谈判，既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科技雄心，也反映了其在全球范围内为扩大芯片生产提供资金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工智能热潮的需求。近年来，由于成本急剧上升，建设一座尖端芯片工厂可能需要花费200亿美元。阿联酋正在讨论的项目规模庞大，涉及可能包含多家工厂的综合设施，总投资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 目前，阿联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说法是，截至去年，其投资组合的总价值约为3000亿美元。 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官员和行业高管的观点称，在阿联酋建设芯片工厂，除了提到的“美方政治障碍”，也仍存在巨大的技术困难，其中一项担忧是，芯片制造需要大量的超净水，用于冲洗蚀刻微电路的硅片，而阿联酋的大部分水都是通过海水淡化而来，需要进行大量净化。人们还担心，在阿联酋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现有芯片制造供应链的国家，工程人才能否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大型新工厂工作。 此前，根据《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向国内芯片制造业提供了390亿美元的拨款，以及预计价值更高的税收激励措施；欧洲领导人也已经拼凑出了一套自己的“激励方案”，吸引了包括英特尔和台积电在内的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此前的制造业增长是由这些政府补贴推动的，而如果台积电和三星坚持继续推进，阿联酋的这些项目可能会开启下一波产业扩张浪潮。 阿联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成员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与该地区的其他自然资源大国一样，阿联酋近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实现经济多元化，利用其石油财富投资于铝生产等行业。 近期，阿联酋在努力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参与者方面取得了进展。《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曾报道，知名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已经同阿联酋等地的投资者会谈，大幅扩大芯片、电力和其他开发人工智能所需的基本投入的生产规模，这些努力最终可能涉及高达5万亿至7万亿美元的投资。 今年4月15日，美国科技企业微软在其官方博客宣布，将向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G42投资15亿美元。同时，微软将获得G42的少数股权，其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将加入G42董事会，G42将通过微软云计算平台Azure运行其人工智能应用和服务。 微软和G42签署协议，G42网站 《华盛顿邮报》4月16日在报道此消息时，援引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披露，作为谈判的一部分，G42已同意从中国撤资、将中国设备从其业务中剔除，其中点名了华为。彭博社同日的报道也援引知情人士披露，其中涉及“终止同中方任何合作”的谈判内容有美国政府在背后介入，并称在达成这项“不同寻常的协议”之前，G42曾遭美方审查并面临惩罚性制裁，而如今美方则对此“深感鼓舞和满意”。 7月29日，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国会发言人当天称，在美国国会议员表达了对G42可能将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流入中国的“担忧”后，阿联酋方面阻止了两国相关人员的会面。报道称，阿联酋驻美国大使“亲自介入”，阻挠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与G42和阿联酋政府官员会面。 针对美方炒作称阿联酋AI公司与中企合作构成安全威胁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美方多次以莫须有的安全理由破坏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这是一种经济胁迫行为。当有关国家要求美方提供所谓“安全威胁”的可信证据时，美方却支支吾吾含糊其辞。 发言人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阻挠产业界和企业间的正常投资经营活动。美方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规则，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戴维医疗9月22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云勤先生的家属通知，陈云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20日与世长辞，享年82岁。目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团队成员正常履职，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活动正常开展。陈云勤去世 资料图陈云勤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08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1.12%，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云勤所持的公司股份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将根据后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戴维医疗发布公告资料显示，陈云勤出生于1942年。2001年获评象山县十大企业家，2002年获评象山县优秀企业家，2004年获评象山县优秀党员，2005年度获评石浦镇功臣企业家。曾任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厂长，宁波戴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据宁波当地媒体报道，陈云勤1958年9月-1978年7月在浙江象山液泵厂从事机电工作，1978年8月-1983年5月在石浦区二轻公办从事供销工作。陈云勤1983年开始创业，当年他创办了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并担任厂长。从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发展到后来的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陈云勤用了将近10年时间。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陈云勤熬过了最难熬的阶段，最终通过转型走向了成功。资料显示，戴维医疗前身戴维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8日，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逐步转型为覆盖以儿产科保育设备、微创外科手术器械以及急救手术ICU产品三大领域的平台型医疗器械公司。公司于2012年5月8日上市。图为戴维医疗K线图据“象山在线”2018年文章《象山这位上市公司老董，退休后每天只花不到50元!》：“陈云勤退休后的生活很简单，他笑称自己‘每天花费不超过50块钱’。早餐花五元，中餐吃一点粗粮，晚饭喝点稀粥，既健康又养生。”陈云勤生活如此简单，但对慈善事业很热心。据宁波日报2018年报道，陈云勤从小在宁波市象山县高塘岛长大。2015年一个雨天，回乡的陈云勤路过高塘岛乡卫生院时，发现医院设施老旧，院舍破败，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部分房屋墙体脱落、霉变严重，有的甚至已够上危房标准。对此，他很是感慨。陈云勤决定将丹城自家的一栋别墅卖了，用于支持家乡建设新卫生院，并极力促成了县里相关部门同意。同年7月，陈云勤和县慈善总会签订捐赠协议书，委托对方通过一家拍卖公司拍卖别墅，所得的1200万元善款定向捐赠给高塘岛乡新建卫生院。这也是象山慈善事业史上数目最大的单笔捐赠。浙江日报曾报道他的善举当年，陈云勤被评选为“2018·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人物之一，感动理由：企业家一直是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能量越大，责任也越大。富而不骄、相扶相助，在宁波已蔚然成风。陈云勤老人一直心系家乡，把善款用于海岛紧缺的医疗资源上，造福乡民，是所谓人间大爱。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薛永军编辑 陈伊审核 罗祎 陈欣文

▲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 图据彝良警方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两男子周某、袁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违法应该处罚。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二人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应该处罚。对此，9月22日，云南昭通警方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反向诈骗”：假装答应去国外工作需要路费两男子诈骗“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拘9月19日，云南昭通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发布消息，近日，彝良县公安局奎香派出所民警在开展涉诈工作研判时，发现辖区居民周某、袁某存在涉诈嫌疑。为避免有人遭受到周某、袁某的诈骗，民警将二人传唤至奎香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调查，周某因长期待业在家无经济收入来源，便邀约好友袁某一同前往昭阳区办理护照，然后下载名为“x机”的聊天软件，在该软件上搜索“xx交流群”等群聊。两人进群后发现有人在群里发布高薪招聘人员的信息，周某便主动联系对方了解招聘的具体内容，对方也开出了让周某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的诱人条件，想诱骗周某去国外某地的“公司”。警方称，一看到对方说“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时，周某就明白了，“这不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中常见的诈骗套路吗？”于是周某顿时就产生了想跟对方“玩一玩”的心理，双方便开始“极限拉扯”。周某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以要住宿、吃饭等为理由向对方骗取出国的路费。▲嫌疑人与对方聊天截图 图据彝良警方在聊天中，周某告诉对方：“从昆明到广州机票一张616元，加机场建设费是700元，两个人1400元。我们这里到昆明两个人最少也要一千多元，还要买行李箱，差不多要2000元才能到昆明。”最终，周某、袁某以此方式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奎香派出所迅速立案调查，快速收集证据材料，目前周某、袁某已分别被行政拘留七日、五日，并收缴违法所得。警方回应：两人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且实施了既遂诈骗行为，依法应予处罚案件办理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公布了相关案情信息，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确实违法，应该处罚。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周某、袁某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仅不应该处罚，还应当鼓励”。随后，“彝良警方”删除了上述消息。对此，云南昭通警方相关人士回应红星新闻记者称，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律师观点：二人反向诈骗行为违法但有别于普通诈骗，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理对于此事件，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表示，根据公开报道的信息，周某、袁某两人具有诈骗的故意，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在这一点上应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点在于：两人实施诈骗的对象，或为电信诈骗分子，即两人所实施的诈骗，可能属反向诈骗行为。对于这种反向诈骗行为，法律上应当如何评价，这才是引发公众关注的地方。▲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图据彝良警方张柄尧表示，诈骗行为通常面临行政、刑事责任。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明确：“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者区别，主要在于涉案金额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即属数额较大，就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均未对公私财物是否合法予以区分。这意味着，即使所诈骗的财产属非法财产，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更何况，货币属于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即使对方是电诈违法嫌疑人，其合法占有的货币也不能受到侵害。但与此同时，反向诈骗和普通诈骗还是有一定区别。“从法益保护角度，反向诈骗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普通诈骗。因此，在对反向诈骗进行处理时，应有别于普通诈骗，酌情予以从轻、减轻处理。”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表示，从违法行为或犯罪构成而言，周某和袁某或涉嫌诈骗，若涉案金额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予以处罚。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 杨珒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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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