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书店不仅是一家书店，也兼营出版业务。它是日本第一家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店，是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常来常往之所，也是日本华侨华人钟爱和聚集之地。这样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书店，见证着中日出版与文化交流70余年的历史——东方书店用图书搭建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拉开中日出版交流序幕

　　1951年，东方书店前身“极东书店”诞生，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促进中日出版交流。1956年，在极东书店任职的安井正幸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其间与中国国际书店（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总经理邵公文会面，为极东书店涉足并参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创造了机缘，也为安井正幸与中国出版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1966年，安井正幸正式创立东方书店。1967年，东方书店开设京都营业所，3年后便将总店迁到神保町。1971年，东方书店开设大阪营业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极大促进了中日图书贸易的发展；加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增加，使学习汉语在日本风靡一时，东方书店等中国主题书店借机大量推出汉语教材，获得极大成功。资料显示，东方书店自1973年至1988年，从中国进口图书的发行量长期超过10万册，发行量最高的1985年超过86万册，可谓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除了图书发行，东方书店还发行中国期刊。20世纪80年代，安井正幸成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在日本的总发行人，这也使得东方书店成为日本出版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书店还自办刊物，关注中国出版界动态。1975年，东方书店创办《东方》杂志，起初为月刊，有书评和书讯等栏目。由于该杂志登载了大量中国图书书评及随笔等，一度成为日本中国学界极具学术影响力的杂志。2021年，《东方》纸质版停刊，杂志随即转为线上的“WEB《东方》”平台，仍保留书评、随笔等栏目。

　　东方书店与中国出版界联系密切，多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书业盛会。从1986年的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东方书店就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积极组织日本代表团到中国参会。

　　东方书店作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践行者、图书出版交流的中流砥柱，发挥着协调作用，也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行业资源为两国读者搭建起一个跨越国界的阅读交流平台。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东方书店有全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杂志约1.5万种，进口中文出版物约2万种，涵盖书籍、杂志、报纸、DVD、CD、中文电子数据库等多介质信息载体。

　　接力坚守对华友好

　　中国主题图书在日本的传播离不开几代出版人的努力。东方书店作为第一批率先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日本书店之一，从历任社长安井正幸、福岛正和、山田真史，到现任社长间宫伸典，几代出版人持续接力，一直在中日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安井正幸出生于东京，新中国成立后，便投身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等杂志的经销工作四处奔走。安井正幸、福岛正和两任社长还曾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们与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长期保持友好密切关系，当代出版家王仿子曾撰文回忆安井正幸：“他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他坚信中日两国出版业必定会走向友好的未来。”

　　第三任社长山田真史，于1983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同年便进入东方书店工作。2002年，山田升任东方书店社长，同时担任日本销售中文书刊的同业组织“中国书籍恳话会”干事长。2007 年，他被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专家。2014年，山田真史因“几十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图书在日本的销售，矢志不渝，积极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为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如今，卸下社长职务的山田真史仍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着。

　　东方书店的发展史是当代中日出版交流事业的缩影，背后离不开几任社长的接续努力。他们的接力不仅是对出版事业的坚守与传承，更内蕴着对中日友好的执着追求。

　　出版图书品类丰富

　　东方书店的两大特色品类最受读者欢迎，一是汉语学习类图书，二是“东方选书”系列图书。这两大拳头产品的形成还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东方书店决定转变原有销售思路和销售模式，主动选书，从单一的政治类读物转变为提供语言学习、文化、历史等品类多样的差异化产品。同时，东方书店兼顾出版业务，力图更加全面地满足读者需求，运营模式和业务模式由此焕然一新。根据中国出版家王益在1987年统计的数据，东方书店“1986年的营业额达到破纪录的17亿日元，为1977年的2.2倍；利润为1977年的7.6倍”，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范例。

　　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种类十分丰富。在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可以得到1010个结果，仅2019年到2024年7月就已出版图书113种。比如，“东方选书”是以中日问题为焦点，研究中日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其他领域学术问题的丛书。作者中不乏知名汉学家身影，如大庭修、金文京、藤井省三等，该系列至今已推出62期，第63期将在今年9月正式出版。

　　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数据显示，东方书店出版的钟江宏之、鹤间和幸、孙江、刘建辉、大庭修、吉田怜等作者的作品均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馆收藏。

　　拥抱数字时代新需求

　　进入数字时代，实体书店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显示，2023年日本的实体书店数量为10918家，这一数字与2003年的20880家相比，20年间锐减了近一半。面对行业窘境，东方书店积极拥抱变化，在SNS（社交网络平台）开设账号进行图书推介活动并与网友互动。在一众书店的社交账号中，东方书店表现抢眼，例如在X（前身为推特）的粉丝量即抵得上日本中等出版社的规模。

　　东方书店还通过SNS收集读者需求，对新书、特色书随时随地发帖，这似乎与读者形成了某种默契，有的读者在已知其他书店也有销售某本书之后，仍然专门前往东方书店购书，许多图书的作者、译者也热衷于去书店“打卡”晒图。

　　东方书店在选品上也有所调整，东京店店长田原洋介已入职30余年，他在2024年4月份的采访中说，近年来，到东方书店光顾的普通读者较之以前有所增加，这些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包括科幻小说、网络文学作品兴趣盎然。以前的读者是对中国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人，东方书店充当的是研究者的“资料所”角色，而现在的读者则是由于喜欢某一部中国作品，从而对其他作品和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兴趣。随着中国类型文学的崛起，中国科幻文学、网络文学风靡日本，获得了众多忠实拥趸，有的读者甚至为了读懂某本小说，去购买专业学术书籍钻研。

　　在学术资源方面，东方书店不断更新数字化产品。东方书店在原有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代理、“中国基本古籍库”日本总代理基础之上，又新增代理了不少古籍数据库，例如“中华经典古籍库”。该数据库收录内容以中华书局等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为主，集中反映了中国古籍图书出版成果。2024年，东方书店与上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成为其在线数据库的日本经销商，也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成为其全力打造的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平台“尚古汇典”的日本经销商。这些数据库无疑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依托，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如田原洋介所说，“东方书店的支柱是研究类图书。”东方书店丰富的学术资源为日本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可以说是间接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人才。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林慧佳（记者 赖振玮）09月20日,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林慧佳（记者 叶胜群）09月20日,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策部署，适应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根据宪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一、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协调推进养老托育等相关工作。四、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落实本办法进行补充和细化。五、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再施行。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特制定本办法。第一条　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迟一个月，逐步延迟至五十五周岁。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条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每年提高六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第三条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第四条　国家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鼓励职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与个人实际缴费挂钩，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个人退休年龄、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因素确定。第五条　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第六条　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国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家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第七条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第八条　国家规范完善特殊工种等提前退休政策。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第九条　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9月开学虽然已经入秋，但多地仍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已经通知推迟开学。而关于中小学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次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此前各地相关部门对于“教室安装空调”皆作过回应。如2020年，长沙市教育局在市委办信息处回复中称“严寒酷暑也是对中小学生的一种锻炼”；2021年，合肥市教育局也回复称“不能把学生当作温房的花朵去过度呵护”。这些说法，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图为长沙市教育局早年作出的公开回复（图/正在新闻）与之激辩的是，很多网民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与过去几十年没法比，安装空调才是对学生身体健康负责的做法，没必要“没苦硬吃”还美其名曰“锻炼”。实际上，装不装空调，远非理念之争。政策空白与循规蹈矩就拿今年9月开学来说，成都地区因为高温持续不退，“12345热线”被成都家长群体打爆后，各地区网友也在“问政四川”平台频频咨询学校装空调相关事宜。对比上述引发热议的长沙、合肥教育局，成都对此还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发布的学校装备配备目录中，对中小学教室是否安装空调没有明确规定，对学生教室安装空调标准也没有具体要求。”成都锦江区教育局还提到了落实的具体难处，除了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还欠缺“实施统一采购安装的采购依据和程序”。此外，“教室属人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区域，要求落实开窗通风等措施，以降低聚集性传染病发生概率”、“教室内外温差大，易患病”、“会采取其他措施降温解暑”等。诚然，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范中，并未明确要求在中小学教室中必须安装空调。原因不难理解，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极大，各地对“高温”的体感难以综合，客观上并没有统一安装空调的需求，国家也不可能就此发布统一性指导意见。政策空白使得部分地区在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上，找不到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面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属于“按章办事”，虽然严肃体面，但显然未能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忽略了家长群体在空调争议里的朴素情感。同时，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早已实现空调自由，没有全覆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校安装了空调。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在不少人心中，空调理应成为现代校园的标配。虽然没有相关条例依据，但并非所有地方教育局皆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早在2019年3月，江苏盐城市政府便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工程的意见》，在入夏前将“给中小学装空调”当作政府任务。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地中小学全面配置空调后，部分学校却“高高挂起，悬而不用”。那从学校的角度看，安装空调为何那么难？有了空调，为何个别学校却不使用？教室太热，孩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囊中羞涩又难以分配除了政策导向，更具体的难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难覆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成都一名主城区校长坦言。“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空调并非什么稀罕物件，采购不是很大的困难。但分配教育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师生正常运作成本、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更新等，空调往往排在后面。”“对于一些旧城区学校来说，安装空调更加困难。涉及到线路、供电设备改造以及后期维护，更是一笔巨额开支。”极端天气频发前，学生的暑假覆盖了大部分高温期。学校即使安装空调，也仅使用一小段时间。因此在有限的资金面前，空调安装往往被视为非必需品而被搁置。但偏偏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暑假已无法覆盖高温期，师生和家长对于空调的诉求随之水涨船高。钱从哪里来？公办学校倚仗的自然是财政供给。但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候，足够的资金也没法在短期解决问题。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处于市内环的名校“又老又小”，电力线路和电压容量无法承载空调的运行需求，学校建筑的结构和设计如窗户位置、墙体拆料等也不适合安装空调或安装后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重庆万州一学校由于供电线路老化、变压器未升级，即使安装了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富如浙江，在宁波鄞州区亦有学校因硬件不足而无法安装。即便装上空调，后期使用也是棘手的问题。“学校没有经费来保持空调运行，如果电费由班费出，又会违反现行的中小学收费政策的。”湘潭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解答了部分学校安装空调后停机的原因。四川某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中小学空调难普及，与各地用电量剧增超负荷也有关系。“我们当地虽是水电发电区，但电不仅要供给全市上千万人生活，还要供给北上地区的大厂制造链。有些家长抱怨‘娃儿闷起，你几爷子坐办公室吹空调’，实际上我们区政府各部门中午除了照明，空调也是关完了的。甚至有时候，各居民生活区也会分时限电。”家校联动却“此路不通”烈日炎炎，难道眼睁睁看着师生“蹲烤箱”？因此，在教育部门没有提供支援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剑走偏锋”，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家庭身上。这就不得不提近期网络热议的湖南天易金霞小学《学生家长捐赠空调协议》了。协议显示，学生家长为教室捐赠空调，安装、插座、走线都由捐赠者负责，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学校。引发舆情后，当地教育局出面要求学校退钱给家长，并回购了捐赠的空调。而根据惯例，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会被问责。实际上，按照部分地区教育局此前的答复，给予了家校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家长若有诉求可向学校提出建议，是否安装空调由学校根据条件自行决定，与家长群体协商解决”。但家校协商解决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学校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手段解决？教室太热，长沙地区家长购买冰块放在教室里给孩子们降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今年5月，某学校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里征询意见，询问家长是否愿意每位出65元给孩子教室安装空调，因群聊截图被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而叫停。在部分地区，即使教育局给了家校自主权和一定经费支撑，但各班家长意见本身难以统一，如果有人举报便会立即叫停。另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此事一波三折，其战线之长、各方诉求之多元和基层治理之复杂，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7月，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八起实事典型事例》。当地多所校园空调因租赁、使用费而停用的问题，便在其中。简单来说，此前由多个家委会牵头，桂平市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后期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长线分期偿还。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2021年因个别家长举报，加上各级部门加大治理教育收费问题督查力度，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6500余台空调遂停用。在停用的三年里，很多家长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开空调，可是因为收费无章可循，再加上面临举报压力和上级部门监督，学校夹在家长和上级部门间进退维谷，空调始终没再启用。直到今年，在市纪委监委督促下，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指导相关学校，使用公用经费分年度、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的方法，终于让6.5万名学生重新吹上了凉风。此事件看似奇葩个例，却有一定的基层两难事件的普遍性，重走了“发现问题—自主裁量灵活解决问题—涉嫌违规被举报—一刀切搁置”的死局。不得不说，在搁置数年后，市纪委敢于主动介入“清旧账、擦屁股”，将此事纳入集中整治的“履职清单”并妥善解决，值得称赞。但将之作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予以通报，还是有待商榷——资金缺乏的学校引入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前提下安装空调，属家校联动、积极作为。而且在更为细致的调查通报中不难发现，当地大多数学校收费是符合该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布的相关通知标准的，即“中央空调65元每人每学期，分体空调50元每人每学期”。在安装空调之后，也给了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愿缴费的，可以去没装空调的教学楼和宿舍。对于使用空调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减免相关费用。此事情之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罗生门”之中，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从商家们角度来看，自己独立出资并选择长期回本，属于让利于教育；从绝大多数家长的角度看，能花一点小钱解决学生和家长迫在眉睫的需求，何乐而不为？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中一所中学收费超标（每人每学期130元，同时收取电费），却排查并叫停所有学校、令人无奈；而相关管理部门接到部分家长举报投诉后，调查发现虽无质疑的“回扣”、“贪腐”等现象，但“空调费”确实不在“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单”上，故而认定其属于乱收费并责令整改也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不妥。这个案例折射出当下的“空调困局”：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地方财政没法实现全覆盖；公办普通中学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没有空调经费项目；家长既不能集资购买也不能自愿捐赠，企业不能投资安装也不能租赁空调；如果只考虑解决空调需求，则多方皆面临争议和举报风险，而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出面，通常只能照搬条例一刀切，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校采用权宜之计的空间，规范是规范了，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个空调引发的连环局，最后局面僵持，变得全盘皆输，造成了空调“装而不用，高高挂起”的当地奇景，令人叹息。结语总而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其次，地方财政困难很难全覆盖；最后，目前的相关规定堵死了家校社引入市场手段协同解决的门路，以及家长群体之间对于是否安装空调及后期费用也有争议和矛盾。这些或许才是空调困境的主因,个别地区回复“吃苦耐劳”教育理念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人。近些年，一些有条件且敢作为的地区已走在了前面。比如广东佛山禅城区，2022年初就计划投入1.12亿元，实施学校教室“清凉工程”；再如，儋州、文昌等15个市县完成了200余所公办中小学，7000多间教室及功能室空调安装,基本实现海南全省公办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置全覆盖。一些地区没有条件，也在创造条件。比如近日重新“火”起来的盐城“2020年6月9日全市民生补短板会议”，在配电量紧缺的情况下，市委书记要求“如果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电容量不够，属地街道、政府办公楼的空调全部停掉，全市11县市区一周内要督察到位。如果再不够，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空调停掉。”再比如9月4日，江西兴国县教育局的回复亦是言真意切。既有调查“暂时还未能覆盖到普通教室的空调安装，现有空调大多集中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又讲事实“受限于当前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分配”，既表态度“我们深知，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又有举措“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和“安装风扇等临时性措施”。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平均气温创下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未来学生遭逢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随之增高,类似的争议也会频频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政策调整、经费保障、机制协调等,都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而面对近日因“高温”和“空调”点燃的民情，当地有关部门不管是复盘还是前瞻，都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眼巴巴地看着国家政策。面对民生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展现出担当，不顾左右而言他模糊核心。表明态度、挑明困难，民众看得到答复背后到底是在推诿还是力求推进。此外，广泛征求家长、学生和社会的诉求及意见，积极向上反馈，也利于探索出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的长效机制。职能部门办事依法依规，与实现民生福祉，本应统一而非背离。作者：左玮 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