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商务部消息，3月23日-27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分别会见了太古集团执行总裁施铭伦，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施奈德，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长康林松，高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开云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皮诺，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康宁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魏文德以及宝洁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慕仁等共11家外企高管。

　　人居环境也变了。过去我们说，胡同里“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是一点不假的。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吧，胡同做了地面硬化，道路条件就改善许多了。2000年左右，又进行电线整改，把那原本满天跑的电线埋到地下。和萤火虫屁股一样微弱的钨丝路灯也被换成了一种更明亮的灯。也是进入21世纪后，胡同里进行煤改电，烧了半世纪的煤炉被替换下去了，电取暖更方便快捷。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自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后，至公元一世纪佛像兴起，而后发展出了石窟寺。汉代时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石窟造像艺术也随着往来不绝的驼铃声东渐，最先落地生根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大约开凿于三世纪的克孜尔石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克孜尔之后，石窟沿河西走廊才进入中原腹地。唐朝时，皇帝两度入蜀避祸，政治经济重心一度南移，石窟的火种又传入巴蜀，以至西藏。“我们一般把（中国）石窟分成四个大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主要是现在的四川重庆还有江浙一带、西藏地区。”杭侃说。

　　1942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期游历中，被云冈恢弘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1947年，在北大图书馆兼任编目工作的他，整理善本时偶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这是1147年金朝皇统年间撰刻的一篇文字，记录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和重修情况，原碑早已轶毁，拓本也不复存在，元末《析津志》抄录过此碑文，但并未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又抄录《析津志》文字，后毁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抄本将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嵇信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