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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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398年，拓跋珪击败后燕入主中原，定都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正式称帝。他既好黄老，也读佛经，曾下诏在京城为沙门始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还把赵郡沙门法果招致京师，“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仍旧道佛二教并奉，从京城到各地广设佛像，还命沙门“敷导民俗”。等到太武帝拓跋焘掌权时，灭掉了佛教发达、塔寺甚多、僧人工匠无数的北凉，使凉州佛教东传，北魏佛教迎来了兴盛期。

　　不过，即将开启的这段WNBA征程对于杨力维依旧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毕竟，在后卫的位置上，杨力维能够参考的留洋经验实在太少了。

　　最后，专业说到底还是一种教育，它注定会在潜移默化中给年轻人的性情与思考带来长久影响。学科专业不只是面向社会分工培养专业人才的“加工厂”，学科的根基在于人类面向自然、社会和技术领域所形成的专门知识；学科学习也并不是把具有经济效益的知识“灌”进学生脑袋，而是将经过凝练的生活经验与智慧传承下去，带给学生看待世界的一套思维体系。专业学习还是一种日复一日的训练和熏陶，磨砺习惯性情，传递价值观念。面对漫长而难免坎坷的职业路途，好的专业教育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和心智历练，将会在风浪中为年轻人送去披荆斩棘的精神动力。

林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