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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接连两天发生大量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后，以色列19日晚些时候突然对黎巴嫩发起大规模空袭，以战机轰炸了100多处据称是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路透社称，这是自去年10月加沙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对黎巴嫩发起的“最猛烈空袭”。就在以军空袭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电视讲话，称以方已“越过所有红线，等同宣战”，他还誓言对以方进行严厉报复。20日午后，以色列北部遭到大量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对于以黎局势急剧升级，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各方克制，避免爆发全面战争。当地时间9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局势举行公开会 图源：视觉中国以军与真主党互相袭击据法新社报道，20日午后，以色列北部多地频繁拉响防空警报。以军称，这一地区遭到大量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以北部加利利湖附近空中频繁出现爆炸，以军动用“铁穹”防空系统拦截来袭的火箭弹。以军当天还发出警报，要求北部地区民众留在防空洞内，避免外出和聚集活动。法新社援引以军发言人的话称，一小时内至少150多枚火箭弹袭击了以方。目前以方伤亡情况不明。法新社称，黎巴嫩真主党反击后，以军当天随即向黎首都贝鲁特发动“定点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报道援引一名真主党消息人士的话称，真主党精锐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被炸死。此前一天，以军空袭了黎巴嫩南部上百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19日晚称，空袭摧毁了真主党约1000个火箭发射器以及多个武器储存设施。路透社称，这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最猛烈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9日发表声明称，战争进入新阶段确实存在重大风险，但以军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他还威胁：“战斗持续时间越长，真主党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19日发表电视讲话，誓言真主党将继续战斗，让以色列面临“公正惩罚和痛苦清算”。他说：“报复肯定会到来，但规模、形式和地点，我们不会透露。” 他还说，虽然以色列拥有“技术优势”，但真主党不会屈服于压力，“只要加沙没有停火，对以色列的袭击就将持续下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日称，实际上以军和真主党武装19日已进行数十次交火。真主党当天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动了至少17次袭击。以军19日稍早时候承认，至少两名士兵在北部的战斗中死于真主党的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另有9名士兵受伤。19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名男子走过一块巨型广告牌，广告牌上三人从左至右分别为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黎巴嫩真主党前军事指挥官舒克尔 图源：视觉中国“与真主党全面开战？”“以色列是否准备与真主党全面开战？”美联社20日以此为题报道称，随着以防长宣布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及以方对黎大规模空袭和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日称，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冲突了几十年，本周的一系列爆炸和袭击将双方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真主党被认为是世界上武装最精良的非国家组织。美联社称，近年来，真主党军事力量在增强。据估计，真主党拥有15万枚火箭弹和导弹，其中一些配有制导系统，真主党武装还拥有一支日益庞大的无人机部队，可以威胁以色列所有地区，它的大规模报复可能导致以色列民众生活陷入停顿，并导致数十万人逃离家园。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对于以黎陷入全面战争边缘，以色列前驻美大使阿隆·平卡斯指责以色列现政府的战略“愚蠢”。他称，那些一直推动对黎巴嫩发动攻击的政客因近来的一系列袭击变得更加大胆，“这些白痴以为生活就是一场詹姆斯·邦德的007电影”。国际社会感到担忧国际社会对黎以之间可能爆发全面战争感到担忧。美国警告各方不要让局势出现任何形式的升级，称当务之急是找到外交解决方案。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19日称，美国“对潜在的局势升级感到恐惧和担忧”，“外交解决方案刻不容缓”。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一边表示“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升级这场冲突”，一边又称“我们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利”。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发言 资料图法国总统马克龙19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警告必须避免以黎全面战争。他还对黎巴嫩发表视频讲话称：“外交途径仍然存在，战争并非必然结果。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与此同时，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9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径。信中称，伊朗“保留根据国际法采取必要措施，以回应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和违法行为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日警告，以色列在黎巴嫩开始全面军事行动将对整个中东的安全造成最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必须避免这种情况。1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中方敦促以色列放下使用武力的执念，摒弃军事完胜的迷思，立即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停止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停止可能将地区拖入另一场浩劫的冒险行径。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当地时间20日就黎巴嫩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召开紧急会议。黎巴嫩总理米卡提19日呼吁各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本报驻埃及、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黄培昭 萧达 王逸 柳玉鹏

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出现在日本东京据当地时间9月19日《每日邮报》的消息称，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一起出现在了日本东京，到一处商场内购物。现年29岁的比安卡延续了放飞自我的风格，她选择了一件肤色的吊带背心，而且面料还是薄纱的，即便如此她也选择了内搭空气。比安卡曾因为在洛杉矶穿透视上衣内搭空气，而惹上了可能被逮捕的风波，但这位澳大利亚建筑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坎耶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和妻子不同的是，现年47岁的坎耶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甚至连帽兜都是必不可少的，跟比安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一个很怕冷，而另一个则是非常怕热。从画面质量以及数量看，这次坎耶和比安卡的出镜，应该是真街拍，而不是像很多明星的那种刻意而为。也就是说，比安卡的放飞式穿搭，已经贯穿了她的日常生活。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父亲的身旁从另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坎耶和前妻金·卡戴珊的两个儿子，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了父亲的身旁，至于两个女儿，11岁的西北和5岁的芝加哥则是没有看到踪影。英国报纸没有指出这次东京街拍的明确拍摄时间，只是说在本周的一天，这也不禁让人发出疑问，卡戴珊家的孩子到底去不去上学？金姐曾分享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就在洛杉矶时间17日，金姐曾分享过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并且解释说开学了。而此时东京的照片出现，还真是挺让人迷惑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完东京之后回到的洛杉矶，要么是没怎么上学就又飞东京了。金姐和姐妹合影孩子们经常被他们的父亲带走，倒也给了现年43岁的真人秀女星很多的自由，出席个名媛派对什么的，玩得也是不亦乐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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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以色列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中放了炸药，几个月都没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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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芬兰总统呼吁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务院：整点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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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出现在日本东京据当地时间9月19日《每日邮报》的消息称，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一起出现在了日本东京，到一处商场内购物。现年29岁的比安卡延续了放飞自我的风格，她选择了一件肤色的吊带背心，而且面料还是薄纱的，即便如此她也选择了内搭空气。比安卡曾因为在洛杉矶穿透视上衣内搭空气，而惹上了可能被逮捕的风波，但这位澳大利亚建筑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坎耶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和妻子不同的是，现年47岁的坎耶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甚至连帽兜都是必不可少的，跟比安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一个很怕冷，而另一个则是非常怕热。从画面质量以及数量看，这次坎耶和比安卡的出镜，应该是真街拍，而不是像很多明星的那种刻意而为。也就是说，比安卡的放飞式穿搭，已经贯穿了她的日常生活。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父亲的身旁从另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坎耶和前妻金·卡戴珊的两个儿子，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了父亲的身旁，至于两个女儿，11岁的西北和5岁的芝加哥则是没有看到踪影。英国报纸没有指出这次东京街拍的明确拍摄时间，只是说在本周的一天，这也不禁让人发出疑问，卡戴珊家的孩子到底去不去上学？金姐曾分享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就在洛杉矶时间17日，金姐曾分享过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并且解释说开学了。而此时东京的照片出现，还真是挺让人迷惑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完东京之后回到的洛杉矶，要么是没怎么上学就又飞东京了。金姐和姐妹合影孩子们经常被他们的父亲带走，倒也给了现年43岁的真人秀女星很多的自由，出席个名媛派对什么的，玩得也是不亦乐乎了。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种植户被迫将即将收获的作物铲除 图据受访者红星新闻记者丨钟梦哲 罗梦婕林地系“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有文件显示允许“林间兼种”东风镇多名租赁林地的村民，都是从当地承包大户刘成龙（化名）处租赁的。9月14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刘成龙。他表示，租地一事属实，租户种植的谷子被铲一事他也知晓。“但这事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刘成龙手中所有的林地，为“万里大造林”的涉案地块，该案系2004年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公开向购买人承诺“高回报零风险”等手段，总计向社会销售林地45万多亩，非法吸纳公众资金13亿元。在涉案人员被绳之以法后，关于涉案林地的处置未能完全有效解决。刘成龙手中的土地是他向兴安盟森泽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称森泽农业”）处承包，而森泽农业又是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得来。森泽农业“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变卖确认书 受访者提供红星新闻获得了森泽农业29份“变卖成交确认书”，显示森泽农业购买“万里大造林”涉案6万多亩林木、林地经营权。刘成龙提供了他和森泽农业的林地木材销售合同显示，他和合伙人共同购买了森泽农业6万多亩林地林木，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年2月16日。“因为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份文件，允许林间兼种，所以我才向森泽农业承包土地。”刘成龙说，按照政策将涉案林地上的林木采伐完后，是可以在林间兼种三年。2024年，东风镇多位在刘成龙手里租赁这些林地，本以为可以林间兼种的村民，没想到却在今年8月份收到要求铲除所种谷子的通知。刘成龙所说的六部门联合文件，为2021年9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厅联合发布内党政法通字〔2021〕46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中七个具体问题的通知》。红星新闻记者查阅该文件，其中第五条规定了林间兼种的要求：关于间作矮秆作物问题，在确保初植密度和造林成活率达到标准的情况下，可采取“两行一带”配置方式造林，乔木林的带间距不超过8米，灌木林的带间距不超过5米。“两行一带”造林，在不影响新造林地郁闭成林、不影响林木生长的情况下，两林带之间可以间种矮秆豆类作物，但林带两侧均必须保留各不低于1米的保护带，保护带范围内不得种植农作物。造林三年后必须停止间作。种植户称播种时未遭到阻拦谷子快成熟时却被迫铲除东风镇种植户常庆（化名）从刘成龙手里租赁了约3000亩林地，9月14日，其家人向红星新闻提供了和刘成龙签署的“土地流转合同”。合同内约定了土地性质为林地，常庆方不得改变流转土地用途，用于非农生产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机关、行政部门规章制度等政策性文件要求；林地也需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允许的范围内合法、合规经营使用。今年春天，常庆一家在租种的林地散上谷子，5月29日，常庆被警方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拘留。他家所种植的谷子到8月份已有长势，如果顺利的话，在今年9月底左右就能收割。之后常庆家人收到通知，需要将林间兼种的谷子铲除。开鲁县东风镇部分涉事林地上被铲除的谷子8月22日，常庆家人把拖拉机开进田地，将还有一月就要成熟的谷子铲除。现场的视频显示，随着轰隆隆的声响，拖拉机所过之处一片片谷子倒下被铲除，即将丰收的庄稼在顷刻之间结束了生长。8月29日，常庆家人在缴纳了保释金后，常庆终得回家。9月14日，东风镇另一种植户李小仙（化名）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她家从当地刘成龙手里租赁了约2000亩林地。“那你说不让耕种，咱们当初真金白银去租那玩意干啥，让耕种所以我们才租的。”李小仙说，她丈夫也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拘留，至今未能取保候审。“让种谷子、豆子，我们才种的，这些年也没经历过种地犯法这事。”李小仙告诉红星新闻，有的庄稼马上成熟也被毁掉。“地里有镇政府派的人24小时看着，不让你侍弄，不让你经营。我们家谷子是8月20日左右到9月2日最后铲的，实在是不铲不行。”9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开鲁县东风镇约见种植户常庆和李小仙，但对方都婉拒了记者采访。在当地一名村民的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来到部分涉事林地。刚踏入田边就可清晰地看到倒伏在一旁的谷子，肉眼可见谷子颗粒饱满，而再往田间深处走去，只剩下被铲除的谷子根部，光秃秃的一片连着一片。在入林口，红星新闻记者还见到了在此处值守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从今年开始这里啥都种不了。”记者询问那为何还有土地上种着谷子，但是却被铲除？工作人员表示：“那些全是违法的。”至于违法原因他们不清楚，需要去问镇政府。开鲁县东风镇部分涉事林地上谷子被铲除完毕因政策调整“林间兼种”被叫停当地与刘成龙正协商后续处理9月20日上午，开鲁县林业局、开鲁县森林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表示，部分种植户反映依据的内党政法通字〔2021〕46号文件中，确有允许承包户采用林间兼种的规定。但是“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绝大多数处于科尔沁沙地，为了加强防沙治理工作，2023年8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工作办公室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又发布了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地林木（第三标段）采伐更新造林存在问题整改方案》。红星新闻获取了该方案全文，其中在第一条整改要求中规定：“对截至今年（2023年）6月底前已经采伐林木但尚未更新造林的……全面停止林粮、林草、林药等间作模式。”而且在第二条整改措施中，要求“凡今年6月底之前已经实施林粮（林草、林药）间作的更新造林地块，2024年必须全面禁止间种花生、谷子、红干椒等作物”。《“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地林木（第三标段）采伐更新造林存在问题整改方案》（部分）截图当天，红星新闻还获得今年3月28日，通辽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通政办发〔2024〕12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停止‘林粮’兼作模式”，“严禁种植任何粮油作物，包括豆类、谷类等”。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开鲁县今年3月发布《林下经济工作实施方案》，其中也要求“万里大造林”涉案采伐地块，需要按该案善后处置工作办公室相关文件执行。“刘成龙所购买的林地是2023年6月之前采伐，7月之后种植新树，分包后种植户种的又都是禁止种植的谷子，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种植要求，都是不符合自治区、市、县的法规政策。”开鲁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事的确是因前后政策变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作为县级政府职能部门，上级的政策开鲁县只得执行。对于给刘成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林业局主要负责人称，开鲁县多位领导曾和刘成龙一起前往自治区协调此问题。“但最终上级还是认为应按照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文件执行，政策不能再变动了，由我们自己协调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如果刘老板（刘成龙）通过法律起诉，败诉让我们赔多少钱我们认赔，或者说我们双方坐下来一起协商，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弥补他的损失。”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一种植户因涉嫌非法占用农地罪被刑事拘留，后保释回家 受访者提供对于部分曾经因此事被刑拘的种植户，开鲁县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回应称，涉案种植户耕种土地性质属于林地，耕种已经改变了土地用途，违反法律。“而且他们涉案数量都比较大，按照刑法第342条规定，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位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从没要求种植户将谷子铲除。“案件办理期间嫌疑人家属告知我们，为了认罪悔罪已将谷子自行铲除。我们和检察院沟通后，根据法律规定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也就是取保候审。后期我们还会依法办案，将案件提交检察院提起诉讼。”对于种植户自行铲除的谷子，开鲁县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称，种植户涉及的案件属于刑事性质，这些谷子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违法所得。“我们也不能说给他们罚款交钱了事，然后让他们继续种植，这样的话就属于以罚代刑，那么做就属于我们公安机关违法了。”对于为何早前已经下发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文件，要求全面停止林间间作，但今年春天种植户仍然将谷子种下，直到8月镇政府才派人阻止？开鲁县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在此事有疏漏的工作人员，后期会依纪依规处理。（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