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芯片为代表的科技竞争是中美博弈的一个焦点，中国半导体企业不断遭受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打压。针对不断升级的禁令，美国业界与其盟友也不断发出理性声音，有专家认为，2024年中美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不会减缓，以人工智能（AI）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为主的数字技术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

　　美国为何瞄准“传统半导体”

　　美国商务部12月21日称，针对半导体供应链的审查将于明年1月开始，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在美国关键行业供应链中的使用和采购情况，以评估其半导体供应链对中国芯片的依赖程度。

　　所谓“传统半导体”，即当前一代和成熟节点的半导体。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暂时将“传统半导体”定义为使用28纳米及以上工艺制造的芯片，涉及汽车、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等诸多领域。

　　美国为何瞄准“传统半导体”？韩国《东亚日报》12月23日报道，有分析认为，在美国与韩国、日本、荷兰等组团围堵尖端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之际，中国半导体企业正在积极攻占占世界半导体市场75%份额的20纳米级以上传统半导体市场。

　　美国商务部12月22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10年中为半导体产业提供了约1500亿美元的补贴。“过去数年，我们看到了令人担忧的潜在迹象，那就是（中国）扩大传统芯片生产，试图使美国企业的竞争更加困难。”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称，传统芯片对于支持电信、汽车产业和国防工业等美国关键行业十分重要。根据对半导体供应链的调查结果，美国可能会考虑提高关税和出口管制等贸易限制措施。

　　“这表明美国可能用关税或其他贸易工具来对抗中国。”美国彭博社对此评论道。

　　美对华科技竞争愈演 愈烈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一直在扩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对华科技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

　　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527亿美元的巨额产业补贴和遏制竞争的条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本土，同时禁止获得补贴的美国及其盟友伙伴的企业10年内在中国和其他关切的国家新建或扩大先进制程芯片厂。

　　2022年10月，美国更新《出口管理条例》，将31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并对某些先进的计算半导体芯片、超级计算机最终用途的交易以及涉及“实体清单”上某些实体的交易实施限制性出口管制。

　　今年8月，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监管美国在涉及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3个领域对中国实体的投资。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该禁令意味着不仅产品不能出口，还不能使用美国资金和专业知识帮助中国开发自己的产品。

　　今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先进计算芯片更新规则》及《半导体制造物项更新规则》，在2022年《出口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对华半导体行业的出口管制规则，把管制对象扩大至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约45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企业子公司。《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美国新规的核心是封锁尖端半导体技术从第三国流入中国的通道。受此影响，英伟达、AMD中国特供版GPU产品均已于11月17日起在中国禁售。

　　“美国不断升级对华出口管制，想要削弱、钳制和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以此阻断中国科技发展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崔守军表示，在美国实施严厉管制措施的背景下，多家中国企业依然在半导体领域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危机感。美国试图用更多手段来阻止中国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努力。

　　全球产供链合作或受影响

　　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持续加码引发业界和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多家日企高管近日表示，尽管同时面对来自美日两国政府的限制，“他们也无法退出中国半导体市场”，尤其是对华传统半导体设备的出口正在为他们的公司带来销售额增长。

　　韩国《东亚日报》12月23日报道称，韩国在传统半导体方面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很高。如果不能使用中国的半导体，韩国生产的家电产品、智能手机、汽车的竞争力就会出现问题。此外，如果对中国产半导体征收高关税，三星电子、SK海力士在中国制造的半导体也会随之蒙受损失。

　　法新社也分析称，预计日韩等美国盟友的半导体产业将遭受相当大的打击。失去中国市场准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已经面临市场低迷的半导体相关公司的盈利。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此前也表示，不应该“过度地伤害”商业创新、制造和就业，政府需出台一份豁免例外政策来确保商业的连续性，避免供应链中断，例外政策也应适用于在营工厂购买设备、工具升级所需的资本性支出以及原材料的购买。

　　有半导体业界人士指出，美国禁令可能激发中国开发替代技术的努力，中国研究人员在开发国产先进芯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最终反将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研究员周念利指出，在中美科技博弈的大背景下，以AI、5G为主的数字技术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两国的角力不仅决定中美两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更会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他认为，由于数字技术权力本身具有稀缺性、等级性、周期性等特征，中美对于数字技术权力的激烈争夺在未来并不会停止，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规制与监管方面也存在合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