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6月8日电 (张斌)6月8日，“第二届中华翻译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暨《中华译学》出版发布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中华译学》在会上首发，吸引翻译学界一百余位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共聚一堂，庆贺《中华译学》创刊。
《中华译学》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主办，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两辑，旨在为翻译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自由探索的平台。浙江大学原副校长、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基地主任何莲珍任编委会主任，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任主编，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冯全功任执行主编。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于2017年12月正式成立，立馆宗旨为“以中华为根，译与学并重，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中华译学》的办刊宗旨与中华译学馆的立馆宗旨是一致的，尤其表现在栏目设置与办刊导向上。
《中华译学》的主要栏目包括：翻译家心声、学者访谈、翻译理论、中国典籍翻译、翻译史、文学翻译、应用翻译、翻译教育、翻译批评、翻译技术、观察与争鸣、研究生论坛等。办刊导向主要体现在“传承性——植根中华文化，展现中国特色”“现实性——服务国家所需，解决现实问题”“人文性——围绕人之本体，探索翻译精神”“创新性——基于现实问题，推动理论创新”“对话性——吸融国外译论，促进双向交流”“多元性——鼓励不同声音，碰撞思想火花”等六方面。
《中华译学》特别注重“以中华为根”的学术导向 ，传承中国优秀文化，通过对中国传统理论资源进行挖掘与转换，丰富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
比如，第一辑中潘文国的“建设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必由之路——学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朱含汐与许钧的“关于探索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几个问题——许钧教授访谈录”、蔡新乐与胡其维“中国译论要走向何方？——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为例”等，立场鲜明、观点明确，颇具代表性。(完)
李春生曾任河南省新县县委书记，河南省信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河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2006年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局长，2008年出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人事训练局局长，2013年升任广东省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通常做完一款成人药的临床试验后，国家药监局会鼓励药企增加儿童适应症。但由于儿童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药物给药途径、剂型、规格、口感气味等方面要求较高，这使得儿童用药的研发成本加大。“现在大部分儿童用的药仍然是苦的。如果药企想要研发一款针对儿童的药物剂型，至少需要在成人临床研究的基础上，外加几百万元才能做下来。”赵立波说。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2月2日，注册在佛山的氢能科技生产企业、供应链公司和研发机构达到92家，其中，1至5年内成立的有51家，1年内成立的有19家，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元的有50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英雄烈士抚恤优待制度，英雄烈士遗属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优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加强烈属人文关怀和精神抚慰，突出解决烈属家庭后续生活保障、救助帮扶援助等实际问题，优化烈属住房、养老等服务专项优待内容。做好烈属优待工作，让广大烈属享受到应有的优待和国家改革发展成果，是关心关爱烈属的具体举措，也是对革命烈士的告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侵害烈属合法权益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切实维护烈属的人身财产权益；畅通烈属维权案件绿色通道；坚持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原则，为烈属维权诉讼提供更加便利高效的司法服务；加强对烈属的司法救助、人文关怀和精神抚慰，及时处理烈属的涉法问题，树立关爱尊崇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696例，其中境外输入219例，本土25477例（广东4816例，重庆4575例，北京2731例，山西1361例，黑龙江1167例，陕西1009例，四川879例，云南708例，新疆625例，山东623例，江苏546例，上海524例，天津496例，青海481例，湖南452例，浙江408例，湖北387例，内蒙古380例，广西378例，吉林353例，辽宁335例，宁夏328例，安徽317例，福建312例，甘肃232例，贵州229例，河南222例，河北195例，海南172例，江西170例，兵团39例，西藏27例）。
刘毅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GCP（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办公室质控员、副主任药师，参与该院临床试验项目的日常管理。他所接触的儿童临床试验中，除了难治疾病及罕见病外，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成为受试者。北京儿童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梁宇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儿童临床试验大多数时候需要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因而决定权往往在家长，而家长群体间对临床试验的认知差距较大。由于招募难，整体来看，儿童临床试验招募的受试者人数比成人较少。
陈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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