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何俊熹

陈建彰（记者 吴立功）09月23日,9月22日，辽宁省本溪市一位市民发视频称，自己在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游玩时，发现有几位游客越过栅栏折“枫王”的枝叶。同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确有此事，几位游客将“枫王”折断了一小枝，数量不是太大，对树木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事发时现场有其他游客对她们进行录像，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发现并制止了。目前警察已介入处理，几位涉事游客也被带走进行调查了，调查结果暂未出来。游客跨过护栏在“枫王”底下折枝拍照 图/社交平台视频中，几位折枝的女游客看起来年纪较大，均翻过护栏，四五位蹲坐在“枫王”底下，或用手将红叶扯到身前，或摆好姿势，另有一位背对镜头站在离“枫王”稍远的地上。景区工作人员称，此前景区内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枫王”树龄有200多年，属于景区重点景观，正常情况下被折枝会被列入刑事案件。“这几位游客应该是南方来的，本地人都知道这棵树是受保护的植物。每年国庆期间枫叶红了都会有工作人员巡逻，但现在叶子还没怎么红，也就没安排工作人员，毕竟护栏上有提示牌，树上也有监控。”他说。其表示，很多年前，景区给“枫王”投保了，投保金额是一千万，具体情况自己并不了解，但这份保险应该是有期限的，不清楚今年是否在保期内，是否仍生效。至于后续是否会对“枫王”采取其他保护措施，也要看景区领导的决定。据本溪日报2019年报道，辽宁关门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投保签约仪式，为关门山景区标志性景观“枫王”投保1000万元人民币。“为了保证集团的核心资源和企业资产安全完整、保持增值，我们为‘枫王’投保1000万元，开创了本溪市景区景观林木投保的先河。”辽宁关门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凯表示。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图/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府官网资料显示，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本溪市东南70公里处，森林公园占地3517公顷，海拔310米―1234米，森林覆盖率95％。国内植物保存完好，古树名木众多，风景秀丽。是中国最佳枫叶观赏区，素有“燕东奇葩、生态画廊”和“东北小黄山”之美誉。因双峰对峙，一阔一窄，一大一小，其状如门，故称关门山。“晓来谁染霜林醉”，关门山的枫叶名扬天下，每到枫叶红时，漫山遍野色彩绚烂。来源 九派新闻延伸阅读海口最大“花梨王”台风中倒下，之前旁边那棵枯死的都卖了264万9月7日，一个题为“摩羯把海口市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树吹倒了”的短视频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目光。当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口市海垦路农垦东大院附近的这棵大黄花梨倒伏现场，只见这棵黄花梨枝繁叶茂、树干粗壮，横卧地面，根部也已断裂脱离地面，它的枝干还砸中了停在一旁的一辆白色面包车。倒伏的黄花梨树记者看到，倒伏的这棵海南黄花梨树干上还贴有一个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出示的国家古树名木铭牌，内容显示，这是一棵降香黄檀（别名黄花梨，位列四大名木之一，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为蝶形花科·黄檀属，树龄为60年。树上挂有“降香黄檀”国家古树名木牌记者在现场还看到，海南黄花梨木界知名的黄花梨收藏者洪林与同伴用尺子量了这棵倒伏的黄花梨。倒伏的黄花梨树干粗大“这棵黄花梨与此前枯死的那一株黄花梨是种在一起的，之前那一株后来拍卖了264万元，这一株黄花梨的围径有170厘米，虽然还不清楚树木内部情况，但依据经验评估，也会有260万元左右的市场估价。”洪林说，据他了解，以这棵黄花梨树这么大的躯体，几乎可以说是海口的“花梨王”。据介绍，海南黄花梨（降香黄檀）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同时也是中国木材市场上价格最昂贵的红木树种，野生种群仅见于海南岛，数量稀少，但近年来作为林业提质提效的重要举措获得大力推广，并在我国南方各省区广泛栽培。海南黄花梨为海南独有树种。据《中国树木志》记载，野生的黄花梨一般生长于350米以下的山坡。海南黄花梨需要生长数十年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形成较大优质的芯材。海南花梨谷内黄花梨绿树成荫海南黄花梨木料论斤卖，人称“木黄金”。其漫长的生命过程中，树木自重挤压，加上常年台风摇摆树体，成就了其独特的纹理。纹理炫美瑰丽、材质油韧细密、触摸温润如玉，独特的香气还具有降血压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黄花梨家具不用上漆，只需稍稍打蜡就亮丽夺目，尤其是明清古典家具，样式简洁、线条明快、返璞归真，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它的美含蓄而不张扬，符合国人的审美取向，被公认为是投资、收藏珍品。2018年，海口人民公园拍卖的两株50多年树龄的黄花梨树，起拍价500万元，以1428.2万元的价格成交。2023年，北京保利拍卖有限公司，一件黄花梨独板大架几案2900万元起拍，最终以5520万元成交。

陈建彰（记者 姚冠宇）09月23日,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原创 雁默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黎巴嫩遭“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甫一发生，震波就已传递至东亚。从两岸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两个层面：论供应链安全，以前主要怕“断链”，现在还怕被“武器化”，此次事件是否将深刻影响本区科技制造业发展，此其一。如果台湾成了恐怖袭击的帮凶，或已是帮凶而未来还会常态化，并遭到报复，大陆当局该如何处理变局。此其二。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对于信息及通信电子制造业而言，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情景，这可是两岸贸易主力，如果此一联系随着两边敌对情绪不断升高而被武器化，哪怕只是一例恐怖袭击个案，后果都不可收拾。是的，可能性很低，但摩萨德开启了我们的想象。是的，以色列并未承认犯行，但也未否认。谁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就当前的案例看问题，台厂金阿波罗一推六二五，称只是授权商标（俗称贴牌），设计制造都不是在台湾，而是由匈牙利的BAC公司包办一切。如果这是真相，那么问题比想象中更大——贴牌现象是不是巨大的安全漏洞？贴牌制造，是业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一般而言，会由原厂提供关键材料或零件，于买方端组装成品，此举是为了节省运费，或是避税。不提供材料零件的纯授权现象较少，因为毕竟事涉品牌名誉以及法律问题。原厂纯授权，得对买方有十足的信任与了解，或原厂仅能靠卖商标存活才会出现。金阿波罗公司虽小（员工仅40人），但远不至于得靠卖商标续命。况且，此案中一台寻呼机授权金只有15美元，真主党也才订购5000台，生意小到不值一提。那么，金阿波罗对BAC公司现况很了解吗？显然也不是。事发后，BAC被查出是空壳公司，匈牙利政府也否认BAC在本土有设厂。这意味着金阿波罗对商标授权处理非常随便，买方要在产品中放炸药简直轻而易举，而此一现象是不是两岸信息及通信产品贸易的普遍现象，值得深入调查。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许清光向媒体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爆炸寻呼机不是在台湾生产 视频截图再者，从法律面来看，金阿波罗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授权需要符合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以及CMMC标准（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Certification，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依法规，授权厂与买方之间必须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和风险评估，授权厂有权利与义务监控买方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以免买方违反国际制裁，或用于军事用途等规范。而金阿波罗显然对法规毫无所悉，或基本无视，事发后，也拿不出可供其卸责的相关合约条款，以证明其符合安全程序。换言之，黎巴嫩政府完全有权控告金阿波罗，也应该这么做，让国际司法机构介入调查。讽刺的是，“低科技公布袭击”事件立即让美国“清洁网络”倡议者借机强调了其合理性，而加入此一倡议的台湾，却引发了“不清洁”的疑虑。这是另一种可能，即台“经济部”所声称，金阿波罗的寻呼机是在台湾生产制造，只是并未出口至黎巴嫩，“台湾制造”也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台“经济部”的说法与金阿波罗相矛盾，后者想完全撇清，前者则承认是台湾制造，但“出口后遭改装”。此一矛盾，显示台湾当局不希望国际社会怀疑台湾制品“不干净”，而金阿波罗的“贴牌”撇清之说，却凸显了台湾制品的重大安全漏洞。个人深切怀疑“凶器”是在海外遭改装的说法，倾向认为爆炸物是在生产过程里就被置入，因为改装5000台呼叫器，工程也不算小。因此，重点在于生产地到底在哪里，目前仍是谜团。不太明白为何黎巴嫩政府尚未公布进口资料，在此资料上顺藤摸瓜，作案地点应该不难查。台湾到底是不是恐怖主义共犯，必须有一个答案，因为顺着“清洁网络”的思维，舆论很快就将“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尽管大陆与黎巴嫩遭遇的恐袭事件一点关系也没有。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到底是谁“不干净”？台湾是肇事嫌疑人，却有人想借机对大陆泼粪。此举虽然卑鄙，但却值得大陆当局重新审视两岸信息及通信贸易上的安全漏洞。大陆需要警惕的是，台湾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愈来愈重视科技合作。以色列国会议员于今年4月窜访台湾，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利用彼此的工业优势深化伙伴关系。此一事实，也被考虑在这次恐怖袭击的来源列表里，有人质疑，按时间序列，这不能排除是台以合作的恐怖袭击，即便台湾并不知道以色列的工业合作目的，但也属不知情之共犯。既然嫌犯以色列开了先例，就无法排除美国会与台湾合作，借由供应链通道，对大陆进行各种“袭击”。即便不循此途，按“清洁网络”思维，台方也可以此事件为契机，推出新的供应链转移计划，逼台商在大陆撤资，加速“产业去中”，进一步干扰大陆的投资环境。我一直主张，要将统一事业嵌入到中国发展轨道里，以前可能还有人认为这是两回事，或只是顺序问题，而现在摩萨德提供了想象，从两岸供应链安全层面看，台美合作对大陆发展是具有破坏性的，而且可以是立即性的。一定会有坏份子想利用摩萨德引发的全球性供应链恐慌，以台湾产业为杠杆，恶化两岸关系，阻碍大陆发展。供应链安全之外，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台湾遭到报复，大陆该如何反应？如果中国台湾成了恐怖袭击帮凶“台独”当局对此事件反应低调，矢口否认并四两拨千斤，反而启人疑窦，因为这是共犯的特征。已有舆论在第一时间警示，卷入中东乱局十分危险，台当局应严正驳斥自己与恐怖袭击的关系，拿出证据以正视听，否则有遭到报复的可能。尤其要考虑到台湾有许多穆斯林外籍劳工，很难预测以色列当前的作为是否会引发在台穆斯林的义愤，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不过，赖清德并未意识到此一事件潜藏的严重性，或者，美国并不希望共犯因“多言”而出差错，因为台美可能都是共犯。坦白说，我很难想象穆斯林外籍劳工会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他们都是辛苦人，来台湾挣钱的，亚洲穆斯林实无必要为中东穆斯林涉险搞恐怖袭击，这里不是中东。不过，金阿波罗公司位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区，该工业区确实有穆斯林外籍劳工，若有人资助他们搞点事，也不能说机率为零。位于新北市汐止远东世界中心园区的金阿波罗公司如果不幸发生了一次“金阿波罗攻击事件”，哪怕事件多么微小，势必都会引起国际瞩目，而大陆当局则会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台独当局必然会栽赃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大陆，借此进一步深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大陆如何破解？二、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台湾若成了恐怖袭击共犯且遭到报复，中方该谴责穆斯林还是美以共犯结构？如果将台湾视为“外人”而切割处理，就会落入“一”的陷阱，如果将台湾视为自己人而概括承受，就要解决“二”的问题。答案呼之欲出，大陆免不了要将“台独”当局标定为“待收拾的叛乱团体”，将台湾定位为“待收复的叛离省份”，并诉求“统一平乱”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回应，如此方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除此之外，若台湾成了“中国的以色列”，开始借由供应链对大陆进行各种渗透、离间、破坏，以致造成大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哪怕程度仅止于骚扰，中方要如何应对或预防？诚然，“台湾”人相对温和，“台独”远没犹太人本事，两岸仇恨值也远不能与中东相比，上述的极端状况发生机率很低，但摩萨德所开的先例并不只是“低科技恐怖袭击”，它启发了“民生物资武器化”的可能性，真有心搞鬼，食物供应链也可以下手，想象空间奇大无比。须知，结亲难，结仇就容易多了。“台独”或许不需要在两岸制造恐怖氛围，只需要一点一滴孕育仇恨与不信任，时间拉长了它就是赢家，最起码，可以完全抵消大陆的融统政策。结语中东纷乱以这种形式传导到东亚地区，实在出人预料，东亚现在是电子消费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也是全球范围内相对和平繁荣的区域，大家努力发展，类似恐怖袭击的事件也在减少，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全力防止恐怖主义入境。东亚没有国家恐怖主义，但台湾可能是被相中的候选者。当前的“台独”势力，早已动念发展民兵组织，只是美国显然不支持所以未能成形，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此一图谋是否化明为暗，等待时机成熟。和平统一与融统政策，从某种角度看是为了避免统一后台湾本土出现恐怖组织。虽然在当前，民兵组织不见容于内外，但我们必然会在赖清德掌权时期，目睹各种扩增敌意的文化商品出现，并积聚成恐怖主义沃土。供应链可能武器化的问题已无法回避，两岸相关产业都要提升安全措施，因为大陆是朝开放路径走，危险因子会随之增加，拉拔经济之余，不能不正视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类似真主党与黎巴嫩无辜平民的遭遇，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