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 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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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李茹民（记者 李正乔）09月22日,辛齐亚·德尔皮诺辛齐亚·德尔皮诺 (Cinzia Del Pino），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沿海城市维亚雷焦的女商人，同时也是该地区颇有名气的社交名媛。现年65岁的德尔皮诺一直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到几天前，她被逮捕了，虽然现在已经被释放，但还是处于软禁状态，而且当地的很多民众对她非常不满。据当地时间9月16日的消息称，德尔皮诺因驾驶SUV故意碾轧一名男子并致其身亡，而被捕，但她拒绝认错，并且还声称：“我只想阻止犯罪。”事发时监控画面截图据报道称，事发前德尔皮诺放在车座上的包，被一名摩洛哥籍的男子诺尔丁·纳齐基 (Nourdine Naziki）给抢走了，当时车窗没有关。愤怒的德尔皮诺在随后开车行驶时，发现纳齐基正走在一家商店前，于是她踩下了油门撞向了他。据称，汽车在将纳齐基撞倒后，先后倒了四次车，据称每次都压到了纳齐基。之后穿着高跟鞋的德尔皮诺平静地走下车，拿起她的包，重新回到车上离开了。而纳齐基虽然在急救车赶来后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了。德尔皮诺对着镜头微笑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监控找到了德尔皮诺，并将其逮捕。社交名媛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称：“他曾威胁要用刀杀了我。我很害怕。我不是故意要杀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包里有重要文件，但我无法报警，因为我的手机也在里面。”据悉，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家门钥匙、个人证件等。尽管德尔皮诺提到了刀，但警方透露称，在纳齐基身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另一边，虽然德尔皮诺最初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关押在监狱，但后来被改为了软禁，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回家了。律师恩里科·马尔扎杜里 (Enrico Marzaduri）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称：“我从尸检结果中了解到，最初的撞击确实是致命的，而且尸体上没有轮胎痕迹。她只是想阻止他，并瞄准了他的腿。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而这样的解释不但没有为德尔皮诺赢得任何的同情，相反还激起了当地人更大的愤怒，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抗议队伍穿越维亚雷焦的街道，希望能够为纳齐基伸张正义， “无论他有什么错，他都不应该这样离去，”很多人喊出了这样的话语。当地大主教保罗·朱利埃蒂 (Paolo Giulietti) 表示：“你如何能多次驾车碾压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位安静而受人尊敬的女士、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尽管谴责德尔皮诺的声音很多，但还是有人为她做了辩护，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起闹剧是犯罪的后果。如果失去生命的男子不是罪犯，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李茹民（记者 高思妤）09月22日,《纽约时报》援引了解以方本次行动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官员的话称，真主党武装从中国台湾地区的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一批传呼机，大部分是该公司生产的AP924型传呼机。这些传呼机在运抵黎巴嫩之前已被改装。两名官员表示，每部传呼机的电池旁都被植入了少量的炸药，重量约有一到两盎司，还植入了一个遥控装置可以远程触发引爆炸药。黎巴嫩时间17日下午3点30分，这些传呼机收到一条看似来自真主党领导层的消息，但这条消息却引爆了炸药。另外三位官员对《纽约时报》称，这些遥控装置收到指定信息后会发出几秒钟的蜂鸣声，然后爆炸。据报道，真主党指责以色列策划了这次袭击。以色列尚未对这次袭击发表评论，也没有承认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研究过寻呼机爆炸录像的安全专家表示，爆炸的强度和速度显然是由一种爆炸物引起的。欧洲刑警组织网络犯罪顾问米科·希波宁称：“这些传呼机很可能经过某种改装，才引发了此类爆炸——爆炸的规模和强度表明，爆炸原因不仅仅是电池。”一些官员和安全专家称，今年早些时候，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要求组织成员严格限制手机的使用，因为他认为手机越来越容易受到以色列的监视。几名官员称，真主党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3000多台传呼机，并将这些传呼机分发给位于黎巴嫩各地的成员，其中一些还传到了位于伊朗和叙利亚的真主党盟友手中。以色列的袭击影响了已开启并正在接收信息的传呼机。延伸阅读延伸阅读综合各方消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黎巴嫩全国多地发生大规模的寻呼机（注：也称传呼机、BP机）爆炸事件！爆炸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约2750人受伤，其中数百人伤势危重。

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多名中国游客在莫斯科一家中餐馆用餐后出现腹泻症状，这些游客来自同一旅行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警方提供给游客的文件显示，这起事件导致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莫斯科当地医院。日前，涉事地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家餐厅已开业多年，长期与中国旅行社合作，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旅行社已经协调旅客就医，也会与游客商谈赔偿事宜。多位游客表示，事情发生后旅行社一直没有给个明确说法，仅仅补偿两个景点不足以弥补带来的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赔偿。在莫斯科就餐后多人腹泻有人身体虚弱磕伤头部9月15日，多名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时，在导游安排下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就餐后，多人出现腹泻症状。游客表示，他们是9月11日从成都出发去俄罗斯的旅行团，大家签合同的旅行社各不相同。行程首站为莫斯科，团队有25人，其中有多位老年人。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在导游带领下他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中餐馆就餐，当晚就有人出现腹泻、发烧的症状，第二天集合时得知团队共有9人晚上出现腹泻症状、4人出现发烧症状。游客被送医 受访者供图据游客回忆，就餐的中餐馆人很多，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当天食物中有鱼、猪蹄、红烧肉、西葫芦、番茄汤等食物。他们起初怀疑是肉有问题，但后来沟通时发现团内部分只吃了素菜的人也存在症状。游客发来的照片显示，有老人因为晚上腹泻头晕，走动中撞到墙，头部红肿，还有人无法自控腹泻弄脏床单。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游客告诉记者，9月13日中午救护车将几个病情较重的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效率问题，直到晚上才就诊完离开。期间只是验血、验便，给的结果是不明原因的细菌感染，开药让其自行购买。该游客还表示，13日晚，俄罗斯警察找他们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询，并让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期间只有几名留学生做翻译，沟通并不顺畅，她也不清楚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警察录口供时曾向部分旅客展示了后厨录像，显示后厨很凌乱，鱼是死的，鱼池里面的水也是污黄的。之后，团内病情较轻及没有症状的14名旅客继续出发去往圣彼得堡，几位病情较重的旅客留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期间陆续有游客好转后离开莫斯科继续行程。旅行社称与饭店合作多年未出事正联系各方救治生病游客9月15日晚，记者通过该旅行团领队联系到旅行社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自己是俄罗斯的地接旅行社员工，旅客与国内多家旅行社签订合同，这些国内旅行社属于组团社，自己所在旅行社则属于地接社，这一模式在旅游行业很常见，符合法律规定。该负责人称，客人出现健康问题后，旅行社一直在积极联系就医，现在部分游客还在医院住院，症状较轻和没有症状的游客已经按照行程去往圣彼得堡，还有部分游客在接受治疗后继续行程。就医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医院和中国医院存在差异，医院效率不高，并且部分生病旅客要求打针、输液被当地医生拒绝，导致部分游客存在不满情绪，但旅行社后续持续沟通，安排部分旅客接受了住院、输液等治疗。对于事件的原因，该负责人称调查组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这家餐厅在俄罗斯开了很多年，来自中国的旅行社都会来这家餐厅就餐，此前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她还提到，团餐都是一次性出很多餐，出现症状的游客也不在同一桌。当天餐厅接待了15个旅行团，只有他们团和另一个团有人出现症状，但另一旅行团症状都很轻。对于相关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游客治疗的费用有保险承担，但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如酒店、火车票、用车费用等都由旅行社垫付，旅行社还给可以继续行程的游客赠送了两个原本自费的景点。有些旅客对旅行社的处理表示理解，不会进行索赔，还有游客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完成治疗和行程后与游客协商赔偿事宜。当地报道称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游客表示旅行社应赔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梅什琴斯基地区法院宣布，莫斯科一家中国餐馆的负责人因致4名中国人食物中毒，被判拘留至11月13日。报道中提到，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对年长夫妇在莫斯科一家名为VanDi的中餐厅用餐，并点了蒸鲤鱼和米饭。不久，他们就因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而被送医并住院。旅行团游客告诉记者，报道里提到的食物中毒的4人就是该旅行团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成员，后来团队中还有其他人出现了症状。旅客提供的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中提到，2024年9月12日，“VanDi”餐厅的雇员以及产品供应商的员工，提供了不符合消费者生命安全或健康要求的服务，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医院。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 受访者供图旅客提供的出团通知书显示，这次旅游产品为“乐游俄罗斯8日游”，行程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在“当地用餐情况”中提到，“境外团餐大多在中餐馆，十人一桌。团餐以吃饱为主，对于口味讲究的客人请多多包涵。在俄罗斯大部分中餐馆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南方的客人如觉得不习惯，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类带过去，敬请多理解。”双方签订的旅行合同中还提到，“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出境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但合同中也有一条免责条款，“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安排的餐厅出现问题，造成大家出现腹泻等症状，影响了这次行程，应该承担责任。还有游客表示，旅行社想通过赠送旅游项目的方式解决并不合理。9月16日下午，一名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游客告诉记者，领队称旅行社领导会在17日与他们商谈相关事宜。律师说法：旅行社未尽到保障义务应担责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图为莫斯科景色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在此事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作为旅游服务的组织者，他们有义务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旅行社能够证明腹泻是由于饭店的过失导致的，并且他们与饭店的合作关系中明确规定了饭店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第三方责任。但旅行社仍需承担因选择不当给游客带来的损失。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如果旅行社与饭店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协议，那么旅行社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些协议向饭店追偿。对于合同中约定的1-3倍赔偿，付建认为，按照常理来讲，该项赔偿目的保护的是旅行社直接对旅游者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对饭店有选择和一定的支配力，但不能等同于旅行社本身，因此可能会不支持一到三倍赔偿。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认为，这类事件中，要求旅客向海外餐厅追责并不现实。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尽到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既符合公益原则，也有利于督促旅行社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服务。但在实际裁量中，法院可能不会支持旅行社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实习生 叶颖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