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和女生一起羞羞羞的软件|直子は窓の外の月を眺めた。月は前にも増やして明るく大きくな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た。「私だってできることならこういうこと話したくないのよcワタナベ君。できることならこういうことはずっと私の胸の中にそっとしまっておきたなかったのよcでも仕方ないのよ。話さ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のよ。自分でも解決がつかないんだもの。だってあなたと寝たとき私すごく濡れてたでしょうそうで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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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9月10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致辞直新闻：刘先生，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中欧贸易大战。对此，您做何解读？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上个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这件事情不仅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所谓意识形态“新冷战”，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了安全领域，现在又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政治、安全与经贸领域相互联动的态势，而且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阵营式对抗，也已经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或者说，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也开始搞阵营式对抗了。同时，由于电动车既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样”之首，也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面对由美国主动挑起、其余西方国家纷纷跟随的这场关税大战，中国既不能自暴自弃、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同时又不能不讲策略，迎战所有的西方国家。这也就注定了，面对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摆起的阵营式对抗架势，中方只能策略性地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做法。那么很显然，在西方结成的电动车关税同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仍然是欧盟。因为跟中美之间相对不平衡的经贸不同，中欧则是互为对方的主要出口市场，无论是欧洲产的普通食品、高档消费品还是传统能源汽车，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具箱中报复欧盟的工具多得是，而且意味着，中欧一旦打起经贸战来，一定会是一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两败俱伤的游戏。同时更为关键性的是，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远非铁板一块，比如在传统能源汽车市场上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就坚决反对欧盟的做法。另外，捷克、希腊、爱尔兰和波兰等国家，也处于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状态。这就为中方利用欧盟来反制美国组建的关税同盟，以及从欧盟内部着手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机会。这一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并作出了反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表态，中方的时机点把握得非常好，正好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即将就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举行投票前夕。图为停靠在港口的货轮直新闻：那在您看来，在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上，中方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这个国家作为突破口？另外这一举措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行为吗？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选择西班牙作为突破口，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作为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一直是欧盟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也是如此，尤其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西班牙带头反对欧盟的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政策，将会在欧盟内部产生极大的反响。而在事实上，在桑切斯作出相关表态之后，欧盟的另外两大经济体德国与瑞典也立马进行了跟进，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然，中方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服欧盟的坚定支持者西班牙，也是因为我们对西班牙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硬的一手是，中方已经宣布，一旦中欧因为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而爆发贸易战，将会对欧盟输华的猪肉、白兰地和乳制品采取对等的关税报复措施，而西班牙每年出口中国的猪肉产品高达15亿美元，将会首当其冲；软的一手是，中方承诺，将会在西班牙投资建立电动车生产线。不过我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就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因为根据相关规定，这一提案要遭到否决，必须要有代表65%的欧盟人口以及15个国家投票反对，目前看来中方还没有这个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与西班牙的沟通没有意义，因为中方的最终目的，仍然不是要通过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投票行为，来解决这一贸易分歧，而是要在投票表决前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旦进入了投票程序，就意味着事态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中欧经贸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两败俱伤的结果，将会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德国、瑞典以及早前的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纷纷表达反对意见，就可以给欧盟委员会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并最终促使欧盟在谈判中不得不放软姿态，至少进一步降低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税率。而一旦中欧就此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电动车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欧经贸领域，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由美国打造的西方对华贸易战同盟。图为中国商务部 资料图直新闻：商务部宣布，针对此前加拿大宣布的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和钢铝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您又怎么看？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很显然，跟中方仍然致力于跟欧盟友好协商尤其是从欧盟内部相关成员国中做工作，准备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来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不同，商务部的这一宣布，意味着中方对加拿大直接采取了硬碰硬的正面迎战措施。而且中方对加拿大打出的是组合拳，并且招招都打在要害上，包括一是对产自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措施将对加国油菜籽产业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冲击；二是宣布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这一做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创下了一个先例。那么中方为什么单单选择对加拿大坚决反击？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加拿大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最为恶劣的。因为这些年来，除了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之外，中国并没有多少其它品牌的电动车销往加拿大，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在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上附和美国，选边站队与递交投名状。第二，假如加拿大的行为不受到惩罚，这股歪风无法得到遏止，将会诱发更多国家有样学样，纷纷选择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如此一来，由美国挑起的对华电动车关税同盟，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第三，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经济体，加拿大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完全是自不量力，中国完全可以将他单独拎出来教训一顿，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即将迎来国内的大选，总理特鲁多所在的执政自由党支持率每况愈下，不排除特鲁多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是为了通过对华强硬的方式来讨好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重拳迎战加拿大，就是为了让特鲁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中方祭出的严厉关税反制措施，对加拿大的农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并让执政自由党因此而丢失大量选票。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编辑丨李怡，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编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2024年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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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9天9夜了……”9月12日，四川资中的刘双艳仍在四处寻找失联的66岁父亲。她告诉红星新闻，父亲刘继元是9月3日晚在老家离家后失联的。失联前，父亲和她的最后通话中还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图为刘继元照片事发后，家人找遍方圆几十里都没发现刘继元的身影。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帮忙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刘双艳说，她和家人希望尽快找到父亲。夫妻俩在县城摆摊卖菜男子回老家后失联刘继元的老家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7组。刘双艳介绍，最近一两年，父母都在资中县城摆摊卖菜。9月3日临近中午，因为天热，母亲表示不用收摊，但父亲担心菜被晒蔫了，坚持收了摊，母亲为此将菜搬进了库房。收摊后，母亲回县城的住处做饭，父亲则装好衣服，骑三轮车回了老家，母亲追出去也没追上。“妈妈那天也没吃（午）饭，就回了老家。”刘双艳说，回老家后，母亲发现爸爸在睡觉。想到平时卖菜很辛苦，凌晨两三点便起床进货，母亲并未在意。母亲上山转了一圈后，还和父亲一起打了核桃并去皮。父亲将打碎的一个核桃给母亲吃，但母亲因口干没吃。打完核桃后，父亲提出到资中县城，母亲觉得天热，次日卖菜也不需进货，便说第二天一早再进城。刘双艳还记得，当天晚上，她和父亲的通话中，除了提及这些情况，还说到自己的小儿子几天后过生日，让父亲来吃饭。“当时，我手机老是没信号。”她说，电话断了后，她又给父亲打过去，但父亲说的话让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电话中，父亲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还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嫁给他“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当时，我就回了他一句‘你说的啥子哦’。”刘双艳想不通父亲为何这样说。事后，她看到这通电话是19时36分打的。由于手机信号不好，电话挂断后，她赶紧给丈夫和妹妹说了情况，让丈夫给父亲打电话。几分钟后，她打通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父亲在房间里，于是她和母亲还聊了10多分钟。当时，刘双艳的丈夫拨通了岳父电话，但岳父并未说话，随后挂断了电话。刘双艳称，当母亲和她通完电话后，发现父亲不在家里了。母亲还以为他和平时一样出去耍了，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其回家。随后，母亲和邻居开始寻找，当晚9点过给她打电话告知情况。“我们赶回去，到处找也找不到，喊也喊不应。”警方介入帮助寻找9天9夜过去仍无消息在刘双艳看来，父母当天因为收摊意见有所不一也很正常，而且回老家后两人还一起打了核桃。但父亲失联前将钥匙、社保卡、驾驶证，退伍证和银行卡，还有所有钱放在床边柜的鞋盒上有些反常，这与他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听妈妈说，最近这段时间爸爸很‘小气’，早上妈妈给他买两块钱的稀饭，他都要骂妈妈，说妈妈破费了。但妈妈觉得，他很节约，习惯了。”刘双艳说，父亲离家时只带了一部手机和一包烟，还有一个打火机。刘双艳称，几天来，家人在方圆几十里都找了，还贴了寻人启事，她和朋友在社交平台发消息寻人，邻居也在帮忙。家人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没有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如今，9天9夜过去，刘继元仍没有任何消息。刘双艳表示，她和家人都希望尽快找到父亲，“什么结果都接受，就想找到他，哪怕是最坏的（结果）”。9月12日，归德镇玉皇村一村干部向红星新闻证实了刘继元失联的事，其表示村委会也组织了村民帮忙寻找，但目前仍无消息。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95后放线员在大兴安岭工作地失踪多日，或落入"塔头地形"截至8月2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工作的29岁放线员董磊已失踪12天，他的母亲和未婚妻从老家赶至林场，苦等他的消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当地森林公安处获悉，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不排除迷失方向或陷落入当地特殊的“塔头”地形的可能。家人发布的公开求助信失踪12天动用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未果董先生的未婚妻妹蒋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姐夫承揽内蒙古元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担任放线员。“8月14日，他们一行3人一起上山，测量是分固定点和移动点，他留在移动点，其他两个人手持机器前往移动点，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就一个人在山上。”“因为山里没有信号，手机一直联系不上，甚至都没有对讲机。他们说是在集合地集合，最后是在下午05:55，他所在的固定点的机器关闭，从这之后就再没有信号了。”蒋女士告诉记者，“8月14号失踪，8月20号联系的亲属。8月15号他们公司报警，当地的森林公安去现场查看，制定了搜救方案，从8月16号开始，动用了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至今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现在主要是他们公司在组织人力搜救。”蒋女士解释称：“装甲车主要是载人，我们亲属上山坐的就是装甲车。”搜救现场山高林密大兴安岭林区望不到头，有野生动物出没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12天，他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目前一无所获。“具体失踪的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他工作地点，已经去查看过，那一片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大兴安岭的林区，全是白桦树，长得很高，现场什么痕迹什么物品都没有发现。”蒋女士介绍，“从免渡河镇里到山上得有五六十公里，那里是林区，基本没有住户。这片林场方圆估计有10到20公里，正在修公路，路途不好走。护林员休息的地方得走十多公里，包括能躲避的山洞也去找了，也没发现他的身影，他有可能是在林区迷失方向。”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的林场已经去查看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区全是白桦树，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蒋女士表示，姐夫的手机平常就没有信号，这次上山工作都没带充电器。“8月14号早上6点，他借工友手机给家属打过电话。事发第二天当地下过一场雨。据当地人介绍，那里是有野生动物，但是没有狼、熊等大型的野生动物。”“他老家在甘肃，不存在私自返家的可能，我们就是从甘肃天水过来的，现在什么都没发现，他是工作时失踪的，他携带的工作仪器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都没有，相当于他是带着仪器凭空消失了一样的感觉。”天气多变在镇里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晚上会更冷记者看到，元发公司出具书面的搜救行动计划中，特别提醒，考虑到当地地形地貌复杂，野生动物较多，行动中可能遇到各种风险，加之天气的变化，要时刻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保障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沟通搜救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蒋女士告诉记者，“当地有一种特有地形，看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但猝不及防就掉下去。我姐姐和他母亲去实地看过，当地的森林公安很有经验，在搜救时想到这方面，但去现场查看也没发现。”“当地到了晚上以后天气比较冷，昨天（8月25日）晚上我们在免渡河镇上，还没在山上，就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了晚上会更冷。”辞职单干家中独生子，夫妻俩原来商定年底举行婚礼蒋女士表示，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找到董磊。“我算是他的小姨子，我姐和他订婚，他们属于未婚夫妻，原定是年底举行婚礼，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蒋女士介绍，董磊原先在中建工作，“他的职称是放线员，学历是大专。因为没项目的话，只能拿基础工资，所以很难坚持，他就辞职，单独联系项目。”蒋女士表示，董磊属于元发公司的临时工，还没结算工资，“这种是自己联系项目，一个项目结一次工资，不是长期和这个公司合作。”森林公安搜救有可能迷路，也有可能落入“塔头地形”8月2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免渡河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未发现失踪者的踪迹。“他们公司标段的工作人员，还有林区的工作人员还在山上寻找，山上没有什么猎户，山里也没有监控，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没找到，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告诉记者，山高林密，搜救有难度，“他有可能迷路，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标段的工程点，整个林子的辖区那就大了。”民警向记者解释当地特有的“塔头地形”，“就是山区里的草丛，跟沼泽差不多，它就是一个个草堆组成的，它底下是湿地，有水，我们当地俗称叫‘塔头’，他有可能不留意就掉进去，但是我们都去找过，没发现。民警表示：“他们标段的搜救人员现在还一直在山上寻找，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现在都在寻找，这些可能都会有，现在都排除不了。”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波兰外长妄言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回击9月初，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完成了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访问。期间，他多次提到南海问题，称南海地区的争端不能以暴力、经济或物理胁迫的手段来解决，无论大小国家都必须尊重所谓仲裁法院的裁决以及国际法。在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波兰外长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询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同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有关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毛宁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波兰外交部长的访问正值南海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作为一个远离南海地区的欧洲国家，波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与南海争端无关。西科尔斯基此访为何频繁“插手”地区问题？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反映了波方在全球地缘政治中谋求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企图，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借炒作南海议题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联系；其二，借挑动南海问题实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再塑造，即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并支持所谓‘国际法治’的欧洲国家。”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波兰方面妄图通过这种言论恶意曲解国际法，将自身装扮成所谓“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捍卫者”的角色，并借此增加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互动，从而促进其在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此举也旨在巩固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外交及安全关系。波方通过支持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来换取它们对波方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立场的支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新加坡 马来西亚谨慎回应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波兰的访问表现得相对冷静。两国实际上更专注于双边经济合作，而非政治或军事议题。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访问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强调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即通过区域对话和合作保持稳定。王晓鹏分析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方式各有不同，这主要源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经济利益及对华关系的基本构架。新加坡虽然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向来非常重视区域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因此，新加坡倾向于通过磋商与对话来促进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同时保持其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作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马来西亚则相对低调处理南海争议，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通过谈判和磋商管控有关分歧。对于高敏感度的海洋问题，马来西亚通常会避免采取激进的公开立场，以免破坏地区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此访唯一对波兰表示“热烈欢迎”的是菲律宾。王晓鹏认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菲方一方面在黄岩岛、仁爱礁、仙宾礁等敏感点位持续挑衅，妄图扩大化其在南海的非法存在；另一方面，菲律宾不断拉拢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妄图将南海局势导入国际化与军事化的危险境地。菲总统马科斯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欧洲国家干涉南海问题有何盘算？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欧盟一些人及个别欧洲国家近年来频频拿南海问题说事。9月1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曾发表声明，为菲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英国、德国等国家，曾派遣海军战舰前往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强调对“维护国际水道安全”的重视。这些域外国家与南海争端无直接利益关系，却通过“支持国际法”和“维护自由航行”的名义，试图插手亚太事务。王晓鹏认为，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加大了在南海挑衅的力度，部分欧洲国家也似乎在为这些非法行为“站台”。这些欧洲国家的行为出于双重战略考量。“首先，通过支持菲律宾及其他南海声索国，这些欧洲国家妄图在曲解国际法的基础上，扮演西方版国际法的‘护法’角色，从而挑动亚太海洋局势，介入南海问题。另外，这些欧洲国家通过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旨在加强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共同对抗它们口中的所谓‘亚太大国’，从而建立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霸权。”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虽然这些言论本身不足以改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但其可能会加剧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分歧以及引发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作者 | 田鑫，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编辑丨郭永佶，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排版丨盘思仪，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

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延伸阅读中纪委打三虎：前反恐专员私存涉密文件，“油老虎”境外收钱9月11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时通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这三名副部级高官分别来自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央企，均是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3月15-18日陆续落马。时隔近半年，中纪委同时公布了对三人的党籍政务处分结果，任上被查的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退休4年的刘跃进和去年底才卸任的李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中，三人被查出问题非常严重：曾主办过“湄公河10·5案”缉毒大案，长期在公安部负责禁毒工作，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助理、首任反恐专员的刘跃进被查出执法犯法，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曾担任过双鸭山市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的李显刚，被查出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大搞钱色交易，还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先后在中海油、中石化这“两桶油”担任过要职的李勇被查出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刘跃进和李显刚均被查出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除了严重违反党纪，三人均被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李显刚还涉嫌贪污犯罪，三人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将被依法审查起诉。节日期间往往是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宴请收送礼品礼金、借操办婚丧喜庆之机敛财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期。中秋节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对三名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结果，释放出高压反腐不松懈的强烈信号，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图为李显刚资料图，他被指曾违规打探巡视信息李显刚：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大搞钱色交易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3月17日任上被查。被查前两周，3月3日至4日，李显刚带队到牡丹江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显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规矩意识缺失，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道德败坏；贪婪腐化，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侵吞公共财物。李显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显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李显刚，1963年2月生，湖北汉川人，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他1983年从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入职原农牧渔业部（后改为原农业部），任职长达16年，曾任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管理处处长，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99年后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2000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任职5年。2005年，李显刚“空降”黑龙江，出任省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双鸭山市市长，2009年任双鸭山市委书记。2013年，李显刚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任职6年被查。李显刚落马前的9个多月时间里，黑龙江已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且均是在任上被查，分别是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曲敏，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新。李显刚落马当天，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均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李显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图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资料图，他被指曾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刘跃进：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大搞权钱交易已退休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3月18日被查。他于2020年6月卸任公安部反恐专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跃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收受礼金；私自留存涉密文件；毫无纪法意识，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跃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跃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刘跃进，1959年1月出生，湖南宁远人，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他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 大学毕业后就入职天津市公安局，从基层侦查员做起，历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等职。此后，刘跃进调任公安部，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等职。在任内，主办过包括“湄公河10·5案”在内的多起缉毒大案要案。2014年10月起，刘跃进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同年11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月起，刘跃进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5月起，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刘跃进成为公安部第一任反恐专员（副部长级），至2020年6月离任。卸任近4年后被查，刘跃进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公安部落马的唯一副部级高官。图为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资料图，他被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李勇：靠石油吃石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3月15日被查，此时距离他卸任才过去80多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供应商安排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提拔调整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搞钱色交易；毫无纪法底线，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代理、产品销售、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李勇，1963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他长期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大学毕业就入职中海油，曾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党委书记等职。2016年6月，李勇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海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他转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4月任中石化党组成员。2020年9月，李勇回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3年12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在港交所公告，李勇因到龄退休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7日至6月21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李勇正是在中央巡视之后被查的。李勇落马之后，他的多名下属相继被查，5月6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济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齐美胜被查，7月9日中海油四名高管同时被查，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原副总经理邓建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钻完井）喻贵民，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原专职外部董事、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曹树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外事工作部原副总经理訾士龙。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今年以来，中纪委对国资央企领域反腐力度明显加大，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先后被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