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直到今天，不断有学者撰文探讨晚清战败的原因，有人归结为帝后党争、中央政府内部的分化（戚其章，1984）；有人认为战前袁世凯在朝鲜的误判、外交上的失误（侯宜杰，1984）；还有的归因于北洋舰队整体素质低下、战斗力不强（靳天宇，2013）。总之，从政治、外交和军事各个方面都可以找到诸多原因。从金融史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晚清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一个重要因素乃是现代金融制度的缺乏。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列强的进入，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启了近代化进程。然而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清王朝并没有在经济体制各方面进行深刻改变，只在军事工业上获得有限发展。整个社会依旧在传统的窠臼里打转，未能往现代化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在政治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经济上也建立了现代金融制度，以及完整的现代工业化体系。日本由此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并快速成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甲午海战开战前，中日两国的财政收入大致相当。清朝一年财政收入为8000余万两库平银，日本的财政收入约1亿元，按日元与库平银1.4：1的比率算，两国基本持平（刘志坚，1994）。清朝的海军实力并不弱，自北洋舰队成立以后，清廷投入巨资购买铁甲舰，打造了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海军。然而由于军费有限，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直至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北洋舰队再没有增加新的战舰，装备也一直得不到更新。大量海军经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献礼。颐和园修成后，户部又以“库款支绌，亏短甚巨”为由，没有给舰队添置装备。北洋海军各种战备和弹药也都不足，仓促应战，焉能不败？

　　日本自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以后，每年添购新舰，到甲午开战前购置的战舰，速度与快炮设备皆远胜中国。于是甲午战火一起，日本联合舰队很快横行海上，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百年以来，国人无不扼腕。

　　战争是一门烧钱的艺术。近代以来，军事行动通常都伴随着金融战争。能否在短期内持久、迅速筹措到大量军费，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甲午海战爆发前，清政府对战争估计不足，准备也很不充分。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而清政府拿出了18万两（中国史学会，1955）。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手忙脚乱地开始筹措经费。1894年8月，户部提出停止工程、核扣俸廉、预缴盐厘、酌提运本等紧急措施。此后又提出商行捐输、息借商款等其他举措，办法不可谓不多，但收效甚微。1894年9月，甲午战争中决定性的黄海海战已经结束，北洋水师覆灭几成定局。

　　如果在战争后期，清军在陆战中扳回一局，中国 还可以少些损失。然而，清政府仍然没有办法筹集到足够军费。李鸿章建议举借外债，户部以往年“息借洋款，多论磅价，折耗实多”为由断然拒绝。户部使尽所有办法筹不到足够军费，最后不得已又只能求助外资银行。1894年11月，清廷以7%的年息向汇丰银行贷款1000万两。1895年1月，又向汇丰银行借300万英镑，折银1865万两，年息6%（许义生，1962）。这两笔外资银行的借款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军费的最大来源，然而此时战争已近尾声，清军在辽东战役中没能挽回败局。在整场战争中，中央与地方总共筹集了6109万两白银，实际用于作战的费用4465万两，其中58%是外债。

　　与晚清不同，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之后，大力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政策，并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日本政府于1872年颁布《国立银行条例》，设立国立银行，这是日本现代金融业的开端。1880年横滨正金银行成立，这是一家具有半官方的外汇专业银行，在国外广泛设立了分支机构，为日本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1882年，《日本银行法案》颁布，中央银行随之建立。在此以后，日本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并驾齐驱，形成金融业的“双头体制”。到1889年，日本的现代银行已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会社达695家，共有资本3189万元（Tamaki，2005）。

　　除了完备的银行体系（间接金融），日本还建立了证券市场（直接金融）。1878年，明治政府建立东京股票交易所，这就是今天的东京证券交易所。1894年8月，甲午战争已经爆发，日本政府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军事公债，预定5000万元，实际认购达7695万元，其中各银行应募资金达3000多万元。明治政府为准备这场战争，早有25000万日元的军事预算，实际使用的军费为22367万日元，折银约15976万两，是中国的近4倍。通过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达11680万元，占实际军费支出的52%（刘志坚，1994）。

　　反观晚清，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还没有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本土银行。虽然有识之士早有倡议，建立现代化的金融机构。1859年，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提出“兴银行”的主张。1894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也有关于设立银行的详细论述。容闳、张謇等知识界精英都提出过类似主张，洋务派的代表盛宣怀也一直着手创办本土银行，然而因为各种因素，创办本土银行始终难以落地。

　　中国虽然有旧式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账局和银号等，但是经营方式陈旧，资本金十分有限，不能为国家筹集大规模资金。没有现代的金融市场填补军费空缺，财政收入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一下子增加，无奈之下，户部尚书翁同龢建议“开海军报效之例”，向商户借款。然而当时清政府信誉扫地，没有商人愿意借给政府，所谓的“报效”成为政府变相的勒索。直至战争结束，京师、直隶两地通过息借商款筹得200万两，山西只筹得40万两，相比外资银行的举债，可谓杯水车薪。

　　甲午战败，中国面临巨额赔款，清政府此时才进一步明白建立现代金融制度的重要性。在盛宣怀的努力下，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1897年成立，彼时距离日本建立本土的现代银行迟了25年，距离中国出现的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1845年英国人设立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也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次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三十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戚其章，2000）。

　　晚清的洋务运动，源于“自强”愿望。清政府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制器又必须开办铁厂，开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办了铁路又不能不办银行。从今日眼光来看，恐怕是一种因短视而形成的逆向思维。直至甲午战败，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如果没有金融制度上的变革，将成为洋务事业的障碍。经此周折，朝廷终于批复创办银行，因此有了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清政府又成立户部银行，尝试建立中央银行，并进行币制改革——中国的金融业这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从某种程度讲，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人创办本土的现代化银行，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层面”、而非“器物技能层次”的重要变革。为什么1897年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之后，随即在1898年出现“戊戌维新”？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发生在一前一后绝非偶然，颇耐人寻味。只不过，这一切都比日本晚了二三十年。

　　（作者丁骋骋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金融和金融史等；毛子涵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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