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抓住政策重点。中国目前的政策重点应是降低育儿成本和缓解工作—家庭矛盾。育儿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上，要加强对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监测，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规范教育培训市场。通过面向育儿家庭提供住房补贴、购房优惠、保障住房等措施降低育儿的住房成本。加快0~3岁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除了建设传统的公办、民办托育机构以外，应鼓励多种形式托育服务的发展，包括发展企业托育服务、兴建家庭托育点、支持隔代托育照料、实现幼儿园向下延伸等，目标是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安全、便利、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进行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覆盖孕期、育儿期在内的亲职假制度，设计合理的假期成本分摊机制，让假期能落到实处，缓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工作—育儿矛盾。

　　这些企业均是手握关键核心企业，对相关制造业产业链具有重要影响力。“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小循环’要做起来。”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对城叔表示，就像上海和苏州之间，很多的企业、产业链乃至城市之间互动非常密集，几乎很多产业链相关要素属于当天就要流动起来的。

　　“疫苗开发需要投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什么是可负担的，以及对发达国家而言什么是可负担的，两者标准完全不同。”Klaus SCHUSTEREDER表示，“瑞士认可中医药，保险公司也可以进行报销，中医药发挥了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跳出条条框框进行思考，找出解决方案，因地制宜发挥效力。”

　　到了2023年1~2月，中国乘用车总共卖出了267.9万辆，其中燃油车190.9万辆，新能源汽车77万辆。而在去年1~2月份，中国卖出的334万辆乘用车里，272.3万辆是燃油车，新能源汽车为62.7万辆。不断萎缩的市场，让燃油车企业危机感倍增，也让“电动化”转型，从说说而已变为最迫切的现实。

　　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世界人口发展的共同趋势，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会造成人口规模的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给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使如何应对低生育率问题被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为了提升生育率，各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策探索，但效果并不如意。那么，应对低生育率，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

　　根据传统汽车企业最新公布的电动化战略，可以感受到的是，无论车型投放、平台研发或是资金准备，这一轮来自传统车企的进攻，火力都有明显提升。尽管目前还无法判断传统车企能否顺利完成转型，但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是事实。如今，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产品布局几乎已经全面覆盖了从几万到几百万的价格区间，这与几年前市场中没有太多产品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吴明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