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永不落幕的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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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南一北两条关于书市的消息引人注目：上月结束的上海书展，7天时间吸引了近30万人次，销售总码洋达4814.83万元；仍在举行中的北京地坛书市，仅在中秋假期就接待客流近23万人次，提供盖章打卡服务的店铺前更是排了长龙。有因为书市第一次前往地坛的书友大惊，这里根本不像史铁生笔下的描写——“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而是找到了“菜场挑菜”的感觉。

　　除了组织出版机构和书店设摊，本届地坛书市还加入了以国潮动漫IP为切入点的“二次元”专区，专区内的漫画书、合影展牌、文创周边、手办潮玩，被网友评价“二次元浓度”比去年高。此外，还有外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图文并茂的展板，结合对景点、小吃、文创的推广宣传，打出了“跟着阅读去旅行”的响亮口号。

　　我注意到，一位书友逛了书市以后“灵魂发问”：人与书的关系是什么？书市如何找到持续的生命力？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广大读者的选择里，更藏在书市这一文化业态的核心价值理念中。

　　相比线上购书，即便有商家的大让利，在书市买书未必更实惠，何况还要算上往返交通、餐饮等额外消费。对于不少读者来说，逛书市满足的更可能是某种“情绪价值”，是旨在表达对实体书和线下图书购买体验的珍视。对此，人们既无需羞于启齿，也不必妄自菲薄。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纸质书原教旨主义者”，让出版业更加从容地应对转型，让文化以体面的姿态与时代共存。

　　书市这样特殊的载体，在制造一时繁荣的同时，也蕴藏着更加深邃的命题：如何实现人与书的对话、人与文化的交融，如何实现城市文脉的滋养与传续。

　　我上大学时，每逢周末，学校就会允许经营者到学生活动中心前面的空地摆摊卖书，最盛时多达二三十个摊位。只要眼睛够尖，时常能“淘”到意外之喜——可能有比学生年龄“老”上好几轮的经典名著，有绝版已久的小众学术著作，也会有英文原版《国家地理杂志》《纽约客》等。当然，也少不了主打实用的考试真题集、单词本等。买定离手以后，书摊老板夸上一句“有眼光”，这样的默契互动更是让人沾沾自喜。

　　北京的书市传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鲁迅在北洋政府当公务员时，就时常到琉璃厂、报国寺“淘宝”。当时的书市虽然没现在洋气，但已经有了文化综合业态的样子，除了卖书，还有古玩、字画、碑帖、民间艺术等各类经营活动。鲁迅逛书市也算不得不务正业，作为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其一大职责就是“调查及搜集古物”。后来，鲁迅搬到广州生活时，还一度创业开办了一家书店，很难说没有受到北方书业的启发。

　　如果说在信息闭塞、出版业滞后的年代，书市的作用是汇聚社会上的各类文化资源，满足人们一站式文化消费的需求，如今，书市的功能有了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作为城市的品牌符号，维系书市的传统价值无疑是必需的。与此同时，只有以书为媒，打通受众与文化的连接，书市才有可能焕发更长久的生命力。

　　比如，强化书市的社交属性。今年地坛书市，主打古旧书销售的中国书店举办了古籍修复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年轻人参加。有大学生结伴骑车而来，以“City read”的形式边走边读，在品尝文化“大餐”的同时，也收获了独属于“书市搭子”的友谊。“爱书的人自会相遇”，有理由相信，总有读着史铁生长大的年轻人，在同一个园子里留下“我与地坛”的青春篇章。

　　与鲁迅时代的常设书市不同，如今多数书市都是临设性书市。几天时间，在节日效应带动下，固然能产生不少人气，但经营者为筹备书市摊位付出的成本也不容小觑，“大赚一场”恐怕是局外人的错觉。一些市场化的图书市集尝试收取入场费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买书”先要买门票的理念。深化书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政府部门理应有积极作为。比如，如今的地坛书市非但不收取额外入场费，还在举办期间免去公园原有的门票，无疑是人气爆满的重要支撑。

　　让书市这一文化品牌的根扎得更深、叶长得更茂，而不仅是短暂的盛放，城市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不妨尝试借鉴西班牙马德里的“莫亚诺斜坡”，利用公园、广场等交通便利的公共空间，为有意长期设摊的经营者提供廉价场地，打造“永不落幕的书市”。由此，书市将不仅是市民文化消费的场所，更将成为城市常驻的文化景观，不仅为推广全民阅读，也为文旅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助力。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陆毅昀（记者 陈嘉慧）09月21日,“很多餐饮老板们在见到我之后说，之前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我，但现在想见到的反而又是我。”北京鲸起智造餐饮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鲸起智造”）创始人安大为，从2019年开始做二手回收。过去一年，是安大为经历的餐饮业最“疯狂”的一年，用他的话说，“应该是有史以来餐饮业半年开店数量最多的一年”。而到了下半年，安大为又回收到了不少上半年才开的门店设备。一来一回，安大为称过去一年忙得没有时间去开新仓库，团队也从7人扩大到15人。虽然在7月份收了42家火锅店，但安大为表示，过去一年，火锅店还不是他们收的最多的店铺，茶饮店更多。安大在7月份收了42家火锅店 资料配图 图据视觉中国（一）二手回收商：回收奶茶店设备也看品牌影响力近期，书亦烧仙草因“回收商不收设备”引发市场关注。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也会做书亦烧仙草的回收，但回收价格在一家店4000元以内，超过4000元就难以流通。在四川几个县城做设备回收生意的钟先生则表示，他近一年还没有遇到书亦烧仙草关闭需要回收的门店，不过收了几家茶百道门店。安大为称，某网红酸奶是团队最近收得最多的茶饮品牌。“我们听到这个品牌老板说得最多的闭店原因是之前被曝了两波黑料。”安大为说，该酸奶品牌刚出现闭店时，回收价格在1万上下，但现在几乎只能以一半的价格去收了，因为“烂街”了。“奶茶店很多设备都不是通用的，一般是新开的（同品牌）奶茶店需要或者原有奶茶店进行补充。”钟先生表示，有些奶茶店设备上还有品牌标志，难以用于其他品牌店。因此，对于二手回收商来说，茶饮设备的回收价格除了由设备本身的价值决定之外，还由茶饮品牌的品牌影响力、周期决定。安大为称，目前还比较愿意收蜜雪冰城、茶百道、沪上阿姨等品牌的设备，因为“有新加盟商进，还算是个好项目”。最近，他们团队在收一个茶饮品牌加盟商近30家门店的设备。据了解，该品牌是初代网红奶茶品牌，安大为认为其生命周期快结束了，打不过那些其他的品牌。而另一个与该奶茶品牌同期的网红品牌，也是他们去年回收得最多的奶茶品牌。红星资本局了解到，茶饮门店的设备出货还受到整个餐饮大环境的影响。奶茶品牌中的冰激凌机，在最近一年成为了安大为团队的“烦恼”。“以前我们冰激凌机可能会卖到一些中餐店、火锅店或者其他餐饮店，店家会拿这个作为吸引力，比如免费送冰激凌，但是现在很多店连冰激凌都送不起了，因为大家都在降价，利润已经打得够薄了。”安大为表示。书亦烧仙草因“回收商不收设备”引发市场关注 资料图（二）一个月收42家火锅店有火锅加盟商转为二手回收商火锅店，是钟先生收得最多的餐饮品类。“现在很多开火锅店的是餐饮小白，想尝试一下，但是事与愿违。”安大为称，团队回收的火锅店铺数量虽然没有外卖档口、茶饮店多，但从亏损金额来看，火锅赛道一骑绝尘。“我们接触过六七百万的商场店，门店四五百平，还请过明星来站台。”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十年前，火锅是个好生意，但现在不是了。这个品类竞争激烈，白牌店没生意，品牌店又有投资过大、价格打得特别低的问题。”安大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去年就发现火锅行业出现了特殊情况：10月以后是火锅行业的旺季，但安大为团队一个月能收二十多家火锅店，高峰达到32家。“去年之前，从来没有过在旺季收那么多家火锅店的。”今年，火锅赛道出局玩家也不少。今年7月，安大为团队收了42家火锅店，8月数量回落了一些。据他们团队统计的数据，今年截至8月，他们收了300家火锅店。同时，安大为还发现，去年团队收得最多的还是白牌火锅店，今年，连锁火锅品牌加盟店却成为了安大为团队的常客。窄门参眼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5日一年，全国新开火锅店近21万家，但净增长火锅店数为6万家。也就是说，近一年全国火锅店闭店数近15万家。安大为认为，从2019年开始，不少公司开始以收割的方式去做火锅品牌之后，火锅店数量陡增、价格战开打，火锅便不是好生意了。最近一年，安大为团队收得最多的连锁火锅品牌就是一家以明星名义开的火锅店。安大为介绍，他有个徒弟就是该火锅品牌的前加盟商，在齐齐哈尔开店亏了两百多万，现在转行到了餐饮二手回收赛道。火锅店加盟商转行做“餐饮回收人”，图为餐饮设备 资料图（三）二手设备回收生意不如去年“去年太特殊了”今年的二手设备回收生意没有去年好做，是行业的共识。去年5月入行二手设备的钟先生认为，生意不好做的原因是竞争对手变多了。“去年，我们县包括我们在内有两三家二手设备回收商，现在就有四五家了。客户自然而然分流了。同时，大家开始拼价格，回收价要给得更高，卖出价要卖得更便宜。”不过安大为觉得，今年是回归到了正常状态，和前几年情况类似，只是“去年太特殊了”。去年春节期间，安大为就感受到了开店潮的涌动。还在假期的安大为，本计划正月十五开工，但由于太多人咨询买设备，他便赶紧通知团队提前到正月初八上班。“去年3-4月我们营业额比正常年份翻了5-6倍。当时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就从同行那里调货。去年上半年，我们把北京市场几乎所有同行的硬通标配货，也就是操作台、冰箱这些设备，都卖光了。到最后调不到货，大家只能买新设备去卖，新的利润其实会低一些。”安大为认为，去年会爆发餐饮开店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策放开行业复苏，二是许多人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拿着裁员赔偿金或储蓄入局开店。和他打交道的新店主里，大部分都是餐饮“小白”，原先从事互联网、教育、医疗等行业。到了下半年，开始有年初开店的客户再次找到安大为团队回收设备。“很多店投资不大，整体投资二三十万，一些店觉得三个月如果做不起来可能就没戏了。还有一些店是季节性的，比如一些烧烤店，夏天过去了，赚了钱就不干了。”据安大为团队统计，他们在2023年11月的回收量等于9月、10月之和，12月比11月又增长了30%。（四）闭店老板乐观者居多不少餐饮老板依然选择餐饮安大为收店时遇到的大多数老板，并非传统印象里的苦大仇深。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在回收设备的时候，大部分客户更多是觉得及时止损、“脱离苦海”了：“大部分老板乐呵呵的，说终于把我给请来了，之前最不想能见到的就是我，但现在想见到的反而也是我，让我赶紧帮忙把烂摊子处理了，生意人其实心里没有那么脆弱。”据安大为观察，餐饮店老板们闭店后，很多人都会选择再战餐饮项目。安大为举例，有火锅赛道的老板2022年投入320万元左右加盟了某网红辣火锅品牌亏了，2024年又投入400多万元再入火锅赛道，只不过换成了酸汤火锅。“那个老板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有客户今年半年时间陆续换了4个项目，每个项目干一两个月不行就把用不上的设备卖给安大为团队，然后又重新买点新项目用得上的设备。安大为了解到，该客户最开始做快餐，中间做过小吃品类，最后做的麻辣烫。“到现在没有找我们回收，应该是目前活下来了。”令安大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做板面生意的老客户。在做板面生意之前，那个客户在近几年做了七八个餐饮项目，直到做板面生意，才成了。据他了解，目前该客户已在北京开出了二十多家店，门店选址主要在美食城，客单价不高，外卖占比70%左右。“餐饮这一块，踏踏实实赚点小钱还是可以的。”安大为表示。红星新闻记者 张露曦编辑 杨程

陆毅昀（记者 吴辛苹）09月21日,#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