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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讯）据日本共同社9月23日援引日本外交人士的说法称，今年7月4日无视中方多次警告驶入中国浙江省附近中国领海的日本“凉月”号驱逐舰，其舰长已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撤职。日方已经通过“非官方渠道”向中国通报了此事。报道称此次事件“是一个严重错误”。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外交部在这起事件发生后，曾就日方舰只的违法不当举动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日方就此作出了说明，称系技术性失误，中方要求日方彻查此事，承诺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日本海上自卫队“凉月”号驱逐舰，资料图此前，日本有报道称，此次被撤职的“凉月”号舰长在今年5月刚刚上任，事发之时刚刚在“凉月”号上当两个月舰长。 日方在调查结果中承认“凉月”号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当时正在执行监视中国在该区域军事演习的“凉月”号舰长，宣称自己不知道船已经驶入了中方的领海。目前这个舰长已经被撤职，日方还准备处罚舰上其他几个没有认真履职、未能发现问题的船员。报道称，不过，日方并不打算公开对此事的调查报告，日本防卫省官员对共同社表示“因为报告内容涉及自卫队行动”。 共同社称，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自1954年成立以来，日方军舰首次没有通知中方就进入中国领海。 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在当时“凉月”号事件发生后，日方曾一度辩称其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是所谓的“无害通过”。 面对日方当时的狡辩，中方明确表示日方说法不成立，“凉月”号做法不仅不符合国际海洋法的规定，还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即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领海，须经中国政府批准。而且，中方早在此事发生前3天，还连续3天发出了演习通知，提醒船只禁止驶入演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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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本周接连发生的通讯设备爆炸，让黎巴嫩再次受到全球关注。围绕寻呼机爆炸事件，至今仍有众多未解之谜。而卷入这起事件的两家欧洲公司的CEO，目前已经失联或躲了起来。据报道，爆炸的寻呼机贴有金阿波罗公司的标签。但该公司创始人称，这批寻呼机并非他们生产，而是授权匈牙利公司BAC贴牌制造。但位于匈牙利的BAC公司否认制造了这些寻呼机，并表示其只是中介代理。有报道称，这批寻呼机的销售由注册于保加利亚的Norta Global公司促成。事实的真相仍在调查中。而被卷入这场“寻呼机源头风暴”的女商人——被列为匈牙利BAC公司CEO的克里斯蒂安娜·巴颂尼·阿尔奇迪亚科诺，目前已经躲了起来。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巧合的是，被指控的保加利亚Norta Global公司的印度裔CEO林森·何塞目前也下落不明。在寻呼机爆炸发生的当天，他按照“预先计划好的”行程离开，而后已无法联系。女商人母亲称女儿获匈情报机构保护匈牙利官员否认据报道，这位女商人今年49岁，曾在英国受教育，自寻呼机爆炸事件发生以来从未公开露面。其母亲比阿特克丽丝居住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她的女儿受到了“不明威胁”，目前正在“安全的地方，被匈牙利特工所保护。”但这一说法被匈牙利官员否认。今年70岁的比阿特克丽丝称，其女儿此前曾联系过她，母女二人均被匈牙利情报部门告知不要对外发言，“不要评论。”匈牙利布达佩斯，BAC公司总部。图据视觉中国早些时候，她坚称自己的女儿没有故意参与寻呼机爆炸阴谋。“她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个中介。那些物品根本没有通过匈牙利布达佩斯，也不是在匈牙利生产。”对此，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也表示，这批寻呼机“根本没在匈牙利出现过”。攻读过物理，英国博士毕业自称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据悉，克里斯蒂安娜从小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长大，曾在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攻读物理。根据官方记录，她于2006年前往英国学习。据其社交媒体账号显示，克里斯蒂安娜自称是一位战略顾问和商业开发人员，拥有博士学位，曾在大型国际组织中工作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在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过。卷入寻呼机爆炸源头的女商人。据其领英资料显示，她从伦敦大学学院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在那里，她曾与匈牙利物理学家Ákos Kövér合作过，这位退休教授证实的确如此。Kövér教授称，“当年我们曾一起发表过论文，但据我所知她后来没有再做过任何科学工作。”其邻居们也表达了震惊。“她不可能知道这样的阴谋，”一位熟悉其家庭的匿名人士称，“她很聪明，家庭也很受人尊敬，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真的，那么可能是其他人骗了她。”其母亲称，女儿在英国毕业后还曾在巴黎和维也纳工作，后来在2016年为了照顾其祖母搬回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两年前创立匈牙利空壳公司据悉，克里斯蒂安娜于2022年5月成立了这家被卷入寻呼机之谜的BAC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透露，BAC公司与许多其他公司一起共用这座普通建筑的一楼。而且像许多总部设在匈牙利首都的其他公司一样，该公司并没有实体办公室，而只是把这栋建筑列为官方地址。该公司在网站上称，其专门从事“环境、发展和国际事务”。公司注册时列出了118项业务范围，包括糖、石油生产、珠宝零售销售和天然气开采等。公司在2022年有72.5万美元的收入，2023年收入了59.3万美元。去年，该公司在“设备”上花费近32.4万美元，约占其收入的55%。该公司网站自出事后起已经关闭。保加利亚公司于同一时间段创立CEO同样失踪，行踪不明针对注册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Norta Global公司，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19日表示，正在调查该公司在黎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保加利亚索菲亚，Norta Global有限公司所在大楼。图据ICphoto而在20日，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发表声明称，经过调查，保加利亚没有进口、出口或制造与9月17日爆炸事件相应的通信设备。据悉，Norta Global公司的创始人兼CEO名叫林森·何塞，是印度裔挪威籍公民。在创立该公司前，曾在挪威开过一家咨询公司。巧合的是，其创办Norta Global公司的时间点在2022年4月，与匈牙利公司BAC的成立时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内注册。Norta Global公司的注册地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一栋公寓建筑楼中，这里还有近200家其他公司。公司网站在爆炸事件发生后已关闭。而公司CEO林森·何塞，也在事情发生后失踪，行踪不明。有报道称，在爆炸发生当天，他已按照“预先计划好的”行程离开。据报道，何塞曾在挪威接受教育，从而开始崭露头角。他曾在英国短暂工作过，而后返回奥斯陆。今年37岁的他有个双胞胎兄弟，目前仍在英国。而他的父母仍在印度生活，二人均为裁缝。何塞的叔叔称，他们以前经常通电话，但“过去3天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何塞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会做这样的错事。他很有可能是被构陷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综合央视新闻、广州日报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戴维医疗9月22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云勤先生的家属通知，陈云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20日与世长辞，享年82岁。目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团队成员正常履职，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活动正常开展。陈云勤去世 资料图陈云勤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08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1.12%，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云勤所持的公司股份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将根据后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戴维医疗发布公告资料显示，陈云勤出生于1942年。2001年获评象山县十大企业家，2002年获评象山县优秀企业家，2004年获评象山县优秀党员，2005年度获评石浦镇功臣企业家。曾任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厂长，宁波戴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据宁波当地媒体报道，陈云勤1958年9月-1978年7月在浙江象山液泵厂从事机电工作，1978年8月-1983年5月在石浦区二轻公办从事供销工作。陈云勤1983年开始创业，当年他创办了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并担任厂长。从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发展到后来的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陈云勤用了将近10年时间。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陈云勤熬过了最难熬的阶段，最终通过转型走向了成功。资料显示，戴维医疗前身戴维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8日，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逐步转型为覆盖以儿产科保育设备、微创外科手术器械以及急救手术ICU产品三大领域的平台型医疗器械公司。公司于2012年5月8日上市。图为戴维医疗K线图据“象山在线”2018年文章《象山这位上市公司老董，退休后每天只花不到50元!》：“陈云勤退休后的生活很简单，他笑称自己‘每天花费不超过50块钱’。早餐花五元，中餐吃一点粗粮，晚饭喝点稀粥，既健康又养生。”陈云勤生活如此简单，但对慈善事业很热心。据宁波日报2018年报道，陈云勤从小在宁波市象山县高塘岛长大。2015年一个雨天，回乡的陈云勤路过高塘岛乡卫生院时，发现医院设施老旧，院舍破败，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部分房屋墙体脱落、霉变严重，有的甚至已够上危房标准。对此，他很是感慨。陈云勤决定将丹城自家的一栋别墅卖了，用于支持家乡建设新卫生院，并极力促成了县里相关部门同意。同年7月，陈云勤和县慈善总会签订捐赠协议书，委托对方通过一家拍卖公司拍卖别墅，所得的1200万元善款定向捐赠给高塘岛乡新建卫生院。这也是象山慈善事业史上数目最大的单笔捐赠。浙江日报曾报道他的善举当年，陈云勤被评选为“2018·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人物之一，感动理由：企业家一直是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能量越大，责任也越大。富而不骄、相扶相助，在宁波已蔚然成风。陈云勤老人一直心系家乡，把善款用于海岛紧缺的医疗资源上，造福乡民，是所谓人间大爱。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薛永军编辑 陈伊审核 罗祎 陈欣文

9月22日上午9时，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被判刑民警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而提出的申诉审查一案，在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举行听证会。9月23日，潇湘晨报记者从陈志伟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处获悉，其在此次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潇湘晨报此前报道，8月4日，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实名举报，称自己是临时被委派出警，回应出警时间等问题时被市级领导要求念新闻稿，并称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制定罪，自己两次手写申诉信均无结果。此举引发全网广泛关注。8月6日凌晨，由唐山市纪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进行通报，称陈志伟反映情况均不实。这份官方通报并没有让该起举报事件平息，随后陈志伟继续发布视频，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继续发声，其称此次专项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仍是判决书上的内容，自己反映的出警时间等问题仍未查清，自己将公布处警过程，披露详情并“举报到底”，同时，陈志伟表示希望更高级别部门介入调查。不过8月7日，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陈志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在处警过程均由领导安排，处置合规，因此认为自己无罪。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另据陈志伟接受采访时提供的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显示，7月4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对于陈志伟申诉调查一案的处理进展，8月7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接听人员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表示“等官方通报”。图为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延长审限通知书据周兆成律师介绍，此次听证会从9月22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约5个小时。整个听证会，主要围绕原审判决事实和证据是否错误展开，其在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但周兆成未告知7份证据详情。周兆成认为，原判对陈志伟犯滥用职权罪的认定存在商榷，陈志伟案应该启动再审。首先，关于出警时间延误的问题。陈志伟作为普通民警，并不能自行决定出警安排。当时的警力调配困难以及道路施工障碍从而导致延迟，而这并非他的个人责任。更重要的是，这次延误并未引发严重后果，如案件无法侦破等。其次，关于指控其放任陈继志离开医院，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出警时案件仅仅是行政案件，加之陈继志身处医院，正接受治疗。陈志伟当即向值班所长汇报，上级没有要求对此采取控制措施，这是基层民警依法履职行为，而非滥用职权。第三，原判法律适用存在明显错误。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故意，且客观上行为导致重大损失。本案中，陈志伟既无主观故意，也未造成任何重大损失。此外，陈志伟的履职行为反映出基层一线民警的辛苦。作为基层民警，事发当日，陈志伟从9号早晨8点多一直工作到10日早晨6点多，长达22个小时的值班异常辛苦，而对唐山打人案的出警处置也连续长达3个小时，其在履职过程中始终遵循公正、合法原则。案发后也能够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还是不应该过度苛责。陈志伟与周兆成律师合影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获刑民警清空举报内容，曾晒聊天记录举证，事件三大疑问待解焦点一：陈志伟是否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主犯离开？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在办理“06•10”烧烤店打人案件过程中，未按照办案规定处警执法，且在医院发现主犯陈继志后，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陈继志离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依法审理，构成滥用职权罪。对此，陈志伟在接受大河报采访时，回应了自己未能当场抓捕主犯的原因。其称自己在医院发现陈继志时，其当时还处于醉酒状态，脑部受伤，且家属在现场提出诉求要求治疗。而且当时存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但凡我多带俩人去，也可以分开，工作可以同时开展了，当时所里已经没人可用了……我故意犯罪的主观动机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对于是否向韩志勇带班长请示汇报，陈志伟称，“我当时除了打电话跟韩志勇汇报情况，还把在医院掌握的情况也发到微信工作群了，最后韩志勇给我下达命令，让我回所审讯沈小俊……有时候汇报的意思，就是把现场的情况跟领导汇报清楚，等领导给我下达命令。至于有没有向领导明确询问过如何处理陈继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询问和请示汇报在我这里是画等号的。”陈志伟提供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 来源：大河报关于滥用职权罪，8月7日，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其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行为人要明知自己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并且明知这种行为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失，行为人希望或放任损失结果的发生。焦点二：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是否存在？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判决后陈志伟未提出上诉。关于陈志伟反映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定罪名、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工作组通过调阅卷宗、查看留置讯问录像、核对笔录、查阅陈志伟本人忏悔书、与有关人员谈话等方式进行了核查，其反映问题均不属实。对此，陈志伟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按正常申诉流程走，于2023年底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最后一次是2024年1月5日。7月5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刘凯律师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是两种不同的司法救济方式，适用的程序和条件也有所不同。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判决、裁定结果不服，因已经生效又不能再上诉，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要获得法律救济就只能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让人民法院能对本案启动再审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再审审限通常为三个月，可以延长三个月。再审程序启动后，如果申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如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原刑事判决、裁定正确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说服申诉人服判息诉。如坚持无理申诉的，可裁定予以驳回。焦点三：案发时出警情况究竟如何？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反映实际出警时间为10余分钟、被有关领导要求念稿“出警5分钟”问题，经核查，系其在采访前与处警人员（已依法处理）商议隐瞒后对外公布。但对此，陈志伟称可以调取相关证据证明。据大河报报道，陈志伟称，“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我耗时20多分钟才赶到现场，真正的事实是我到快3点才知道警情。接警后，我正常整装下楼，因为派出所门口修路还得绕远，我们正常出警了。”陈志伟保存的微信工作群聊天截图 来源：大河报对于接受媒体采访时谎称出警时间，陈志伟称2022年6月11日自己接到通知需接受媒体采访，他看到的稿子里写着“我们在5分钟到达现场。”他称这不是自己的出警时间，念不了稿子，“领导就急眼了，让我赶紧照着稿子念。后来，我就读了稿子。我当时的心态是，把出警的真实时间跟所能接触到的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作为警察，我必须执行命令。”陈志伟还表示，表示唐山此次发布的通报仍为判决书上的内容。“分局4楼会议室有监控摄像头，调出监控，可以看到现场情况。而且现场那么多人，有分局的、有市局的、宣传口的，随便问几个人都知道了……到现在，他们也没调查我反映的出警时间问题，当时出警的有辅警，有监控录像，查一下就清楚了。”潇湘晨报记者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纵览新闻首席评论员 任凯14岁就参加工作？难道又是一个“少年老成”传说般的存在？近日，河南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带队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一事引发轩然大波，细心的网友发现，该常务副县长在叶县政府官网的工作履历曾有变化，其参加工作时间疑似由14岁改成了17岁。据极目新闻报道，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回应，正在核查此事。网页快照截图2021年11月9日，有网友保存的胡炜哲的工作履历，相关链接提醒这是叶县政府官网的网页快照。据显示，胡炜哲1971年5月出生，1985年3月参加工作。1985年3月至1999年12月在新华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继续打开这个网页快照，进入同一网站，页面依然显示的是胡炜哲的工作履历，区别在于，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88年3月，其他工作履历与网页快照内容完全一致。在没有官方正式回复之前，不能确定胡炜哲工作履历造假。但是其参加工作时间疑似由14岁改成17岁，确实有不合理之处，难免让公众生疑。如果是有关部门疏忽所致，应该迅速澄清并追责。干部履历是国家干部管理的基本资料，如果连这些资料都失真可以随意改动，那么，还有什么不能作假呢？政府官网代表着一地的脸面，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背书，连干部履历这样最基础的资料、数据都存在错误，还怎么取信于民。如果确属本人履历造假，更应严肃处理。众所周知，干部选拔任用，年龄是重要标准之一，有的官场投机者把自己年龄改小，不外乎“占位子图帽子”。党员干部隐瞒真实年龄，是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既违背党纪党规，还扰乱了选人用人机制的正常运转，坏了政治规矩。履历被修改绝不是改几个数字的问题，从直接后果看，不仅破坏了干部履历的严肃性、权威性，就潜在影响说，这种行为伤害了社会公平正义，污染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这位常务副县长在官网上的履历被修改，是录入人员疏忽造成的，还是说个人档案本身就存在猫腻？这事需要尽快调查清楚，并给社会一个交代。如果是一场乌龙，就该澄清事实真相，以详实、权威的调查廓清网络疑云，还这位常务副县长以清白；如若事实确凿，确实存在年龄造假，就要严肃处理，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弄虚作假行为。面对履历存疑的官员，希望当地不要以“录入失误”轻松地搪塞公众。作为政府信息公开部门以及负责干部任免的相关机构理应严格审查，一旦发现履历造假，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若仅是工作人员的疏忽，也应遵照作风懒散、工作不细致追究其责任。延伸阅读男子创业果园被县领导强拆:损失超300万 政府只赔18万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河南叶县，当地政府为修建高速公路征地，在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的条件下对一家果园进行了强拆。19日，果园负责人贾先生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贾先生的梨园大学毕业种果树十年被强拆贾先生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贾先生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2年底，当地媒体整版报道了贾先生的果园。曾经的新闻报道2021年，贾先生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位于平顶山境内，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开始，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不过，双方未能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该赔300万元还是18万元？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下称“平政〔2017〕33号”）。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先生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文件截图）除平顶山市外，河南省林业局在2020年11月9日出台了《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该《通知》明确废止此前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并对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的补偿有新规定。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先生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0多倍。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补偿方式（图源：河南省林业局官网）果园围墙大开已无法封闭2024年4月2日，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之时，当地政府组织多人对果园部分进行了强拆。9月19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叶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电话未能接通。叶县一官方人士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当地政府会就此事与当事人积极沟通协调。此前，任店镇相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按照上级指挥部的要求配合施工进行拆除工作，并表示法律上的问题其没办法解释。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9月，贾先生正组织人力对果园里剩余的果实进行采摘，高速公路施工也在进行中。贾先生说，强拆之后果园围墙大开，目前已经无法对果园进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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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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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前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名中国籍雇员在播报新闻时，脱稿用中文播报“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一事，日本总务省9月11日对NHK进行了“行政指导”处分，NHK内部也公布了针对高层的处理结果。负责NHK国际广播的理事傍田贤治已于当日辞职。同时，包括NHK会长稻叶延雄和副会长井上树彦在内的四名管理层人员，将自主返还一个月薪酬的50%。近日，这名在NHK工作长达22年的中国籍雇员@树语treetalk（笔名胡越）接受了长安街知事专访，首次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经过，并深度剖析了日本媒体中历史修正主义横行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揭示了日本媒体，尤其是NHK，如何在日本政府的影响下成为粉饰历史、掩盖真相的工具。他进一步解释，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媒体宣传正在为当代日本右翼势力服务，并推动日本社会走向极端化，令人担忧日本将借助靖国神社宣扬的战前意识形态，重走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老路。NHK不敢提的4个字知事：根据日本媒体之前的报道，您当时是在报道靖国神社发现涂鸦的新闻时，提及靖国神社入口处的石柱上写有“军国主义去死吧”等字样，NHK承认这些字写在石柱上，但并未写在脚本里。您的完整发言还包括“抗议NHK的历史修正主义宣传和不专业作为”“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慰安妇，不要忘记731部队”等内容。请问当时发生了什么，能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吗？胡越：当天有一条新闻，有人在靖国神社的石柱上写了“军国主义去死”“厕所”等字样，其中，“军国主义去死”几个字写在中央位置。然而，NHK在国内新闻通稿中却选择掩盖这一事实，将石柱涂鸦内容描述为“神社石柱上写着厕所等类似于字母的符号”。NHK国际部（NHK World）中文广播准备照日本国内新闻通稿翻译播出。对此，我当场表示了反对。我认为，NHK之所以保留“厕所”而隐瞒“军国主义”字样，是试图将事件定性为“不雅行为”，而这显然并非涂鸦者的主要诉求。NHK国际部的做法不仅是对民众的欺瞒，违背了新闻媒体客观报道的原则，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操作。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坚决反对播出这样的内容。因此，我在节目开始前明确向责任编辑提出修改要求，在节目稿件中增加石柱上明明写着的“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为了应付我的反对，责任编辑宁愿将“厕所”字样一并删除，也不愿意补上“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靖国神社石柱上的刻字。NHK不提“军国主义去死”，却强调“厕所”字样，并谎称石柱上有字母“SB”。图源：NHK在直播过程中，我先脱稿补上了“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而在其后，为了防止被掐断信号，我首先播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部分内容是对日本政府及NHK历史修正主义行为的抗议，以及对媒体不专业行为的批评。第三部分是用英语播送的宣示性内容，呼吁全世界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问题以及731部队的罪行。这是唯一的反抗机会知事：那一刻，是什么鼓励您坚持说出历史真相？胡越：脱稿播出的直接导火索是事态已经变得不可调和，迫使我临时做出决定。但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否认侵略历史、借助参拜和供奉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这种掩埋历史真相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在NHK，外籍和日籍员工反抗历史修正主义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我的“22秒事件”只是此类抗争的延续。早在2014年，英国《泰晤士报》曾报道，一位“吹哨人”向《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份NHK的秘密内部文件，显示NHK英语频道的员工被禁止提及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且“随军慰安妇”不能翻译成“sex slaves”，必须用“comfort women”，以弱化其强制性。同样地，强征劳工也不能用“强征”这个词。这赤裸裸地反映了NHK如何在英文频道新闻用词上搞历史修正主义。《泰晤士报》报道截图。此外，还有外籍员工因在NHK英语频道中故意使用不符合其“标准”的词汇被辞退，导致NHK只能使用英语能力欠佳的日籍或日裔主播。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在文中披露了一份名为“橙皮书”的 NHK 内部文件。图源：《泰晤士报》对于NHK如此无视历史真相的荒唐做法，我一直心存反抗之意，直到这一天，NHK严重违背新闻操守和实行赤裸裸历史修正主义宣传的事情真正发生在我身上。NHK后续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当时我言辞激烈，现场编导甚至致电我签约的公司商量临时更换主播。虽然现场编导并未当我的面打电话，但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反抗机会。如果当天不做，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在那一刻，一种要为侵华战争中无数受害和受辱者发声的强烈冲动，一股要为民族正义挺身而出的内心力量，仿佛在推着我，让我必须做出这个决定——脱稿发声。我必须借此机会，抗议NHK历史修正主义宣传和不专业的新闻操作，我必须让日本民众和世界各国的民众了解更多真相，并知晓普通中国人的想法，基于历史共识开展友好交流。NHK已经比日本政府走得更远知事：日本媒体和政府是什么关系？胡越：虽然NHK是公众媒体机构，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往往缺乏基本的事实调查，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喉舌，亦步亦趋地跟着日本政府走上历史修正主义的窄路。从NHK传出的消息和其他日本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来看，全是单方面陈述，罔顾事实真相。在涉及对中方有利的消息时，他们会选择隐瞒，赤裸裸地抛弃新闻道德，坚持掩盖历史。NHK在事发后的多次声明和调查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我现场抗议新闻稿掩盖“军国主义”字样这一核心事实。曾经，NHK是对华友好的媒体，愿意促进中日两国交流，但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上任以来，NHK的重要人事安排以各种形式被政府操控。安倍中意的NHK会长籾井胜人曾声称“每个国家都存在随军慰安妇”，不应单独批评日本，引发众怒。与安倍关系密切的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也曾在街头演讲中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NHK对华叙事的态度近年更是急剧转变。比如这次的靖国神社涂鸦报道，在具体操作上，有时甚至比日本政府立场走得更远，几乎失控。NHK也有许多尊重历史事实的媒体人，他们不愿意制作这样的内容。NHK内部心知肚明其行为有违历史事实和新闻原则，因此他们将这些棘手的事情抛给我们这些外包员工。我们作为外包公司的外籍员工，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更何况这些报道内容完全违背我们个人的立场。在这次围绕是否播送“军国主义去死”字样的事件中，我坚持要报道被掩盖的“军国主义去死”字样。这不仅是新闻事实，连日本政府也没有否认靖国神社宣扬军国主义，NHK却刻意回避“军国主义”几个字。更加荒谬的是，NHK连事后出具的调查报告也不敢提及围绕“军国主义”的这段争执。可见，NHK已惯于“忖度”日本政府立场，有时甚至已经比日本政府走得更远。知事：您如何看待日本社会的历史修正主义现象？胡越：在我与外包机构签订的契约中，虽然写有宣扬日本立场的简略指导方针，但并未明确具体的操作方式。例如，随军慰安妇的报道中禁止使用“随军”一词，而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媒体的官方口径是“南京事件”。这种不透明的口径并未写入契约，而是在新闻编译过程中，通过口头形式传达。“22秒事件”发生后，NHK公布，国际广播由直播改为录播和AI播音，同样暴露NHK搞历史修正主义宣传而没有底气，不敢正视播出的内容，也不信任一线员工。而从事后处理看，NHK完全没有汲取教训，似乎要一路走到黑。NHK还利用日本组织内部惯有的群体性服从心理，抹杀反对声音。这种组织性的压制在日本社会中有时甚至超越法律，被称为“同调压力”。它通过群体的压力侵害个人的权利，使个人不敢发声。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日本正经历“战前回归”，社会已经逐步滑向二战前的状态。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