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的共识持续增强，主动权益基金再次回到视野中来。但从截至9月19日的情况来看，不同基金对此有着不同反应。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主动权益基金主动进行额度限购，此前在下跌行情中规模萎缩的含权基金，则取消了大额限购。

市场分析表示，虽然动作不一致，但这些基金背后的逻辑，可能存在共同之处：权益市场经历过此前长时间调整，估值已具备较大性价比。在市场底部获得资金买入，有助于降低持仓成本，可为接下来的行情到来做准备。从三季度以来的股票ETF净流入情况来看，成长风格ETF获逆势加仓，与基金经理对当前权益市场的策略预判不谋而合。

“谢客”与“迎客”并存

深圳一家公募9月19日公告称，9月20日起，单日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旗下一只主动权益基金A份额和C份额的累计金额（不含该账户存量份额市值）均应不超过100万元，若超过有权予以拒绝。该基金是一只主动权益型股票基金，在过往数年权益市场整体不佳背景下创造出了明显的超额收益，规模持续上涨。

截至9月19日该基金A份额过往1年和3年收益率分别为7.47%和15.07%。根据该基金2024年中报，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A份额过去1年、3年和2015年2月成立以来的超额收益分别为20.92%、51.46%、310.11%。A份额规模在2020年三季度末不到15亿元，到2023年一季度末突破50亿元，截至今年二季度末规模突破70亿元，包括C份额在内该基金总规模突破110亿元。而在这段时间里，全市场主动权益基金大多在业绩亏损下规模出现明显下降。

从券商中国记者跟踪来看，当前阶段主动权益基金限购并不多见。相比之下，不少含权类基金近期纷纷取消了申购。其中不乏一些暂停大额申购业务长达4年的基金。

根据华南地区一家公募近期公告，旗下一只主动权益基金C份额从8月16日起取消10万元的申购上限，恢复正常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此外，从8月19日起深圳一家大型公募旗下一只主动权益基金恢复大额申购业务，该基金在2020年7月设定的大额申购上限为5万元，大额限购的期限长达4年。

此外在8月底，北京一家公募旗下一只一年持有期基金宣布恢复基金C类份额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该基金此前宣布，为自2024年5月22日起暂停C类份额申购金额上限为1万元。同样是在8月底，沪上一家中小公募旗下一只主动权益基金恢复了A类份额的大额申购限制。该基金曾于5月14日起将A类或C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金额控制在10万元以内。

先行资金青睐这些权益基金

针对上述情况，华南地区一位公募市场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上述权益基金无论是限购还是申购，都是基于对近期市场变化做出的调整。虽然动作不一致，但背后的逻辑可能存在共同之处。很重要一点，在于权益市场经历过此前长时间调整，估值已具备较大性价比，并且资本市场近期迎来多方利好政策支持。在这些因素积累下，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的共识会越来越强，相关资金会通过买入权益基金来进行新一轮布局。

“对基金产品而言，在市场底部获得资金买入，有助于降低持仓成本，接下来的行情到来做准备。但不同的基金反应会有所不同，规模较大的、市场知名度较高的基金，往往会对短时间内的资金涌入较为谨慎。而此前在市场下跌过程中规模持续下降甚至面临清盘的基金，取消大额限购还有望起到保规模作用。”该公募市场人士说。

此外，北方一家公募的投研人士对券商中国表示，在近期市场底部预期酝酿之下，股票ETF的资金净流入情况有所增加，尤其是一些机构配置类资金。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作为对主动权益基金应对资金态度变化的一个侧面验证。

富国基金表示，从具体风格看，成长风格ETF获逆势加仓，无论是宽基类还是行业类ETF，都可以看出资金对成长风格态度的转变，这是三季度ETF资金最大的亮点之一。

成长风格被看好

和富国基金类似，其他公募机构的最新策略分析，也纷纷看好成长风格板块。

“近期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自于季节性因素和政策预期的变化。随着中报业绩披露完毕，部分成长板块已经开始反弹，集中于高端制造和TMT（科技、媒体和通信）。”摩根士丹利基金在近期预判中表示，这两个方向是成长股集中领域，尽管当前投资者基于经济的预期难以对成长股中长期业绩乐观估值，但从上半年业绩看，部分优秀的公司可能正处于业绩拐点，是存在阿尔法优势的，其估值水平将会得到修复。

宏利基金研究部副总经理、基金经理孟杰表示，科技板块仍会有贯穿全年的机会。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投入的浪潮仍在继续，海外巨头产品迭代速度的加快，相关供应链公司将持续受益。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终端产品也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创新周期，智能手机、电脑、可穿戴产品将全面升级，在交互上带来新的体验，从而带动销量，拉动整个电子产业链的成长。另外，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化仍在加速，产业链公司反馈订单充沛，国内晶圆厂仍然会加大资本支出的投入。

孟杰还说到，医药行业将有望持续复苏。一方面，因突发事件导致的设备招标需求延后将逐渐恢复，产品竞争力强的公司会充分受益。另一方面在集采规则下，无论是设备还是耗材，国内头部公司都将加速对于外资公司的替代。

责编：汪云鹏

校对：廖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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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