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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0日晚，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之间的首次辩论以握手开始，但随着两位就经济、移民、堕胎、国家安全等问题互相指责，没能以握手结束。原定的90分钟的辩论，最终达到了超过100分钟。据CNN统计，特朗普发言约42分52秒，哈里斯发言约37分36秒。哈里斯提前找了“陪练”民主党人对哈里斯的表现很满意，这和现任总统拜登6月时的“灾难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华尔街日报》提供了一个细节，政治人物们一般会在宣传室向记者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拜登的辩论结束后，民主党人迟迟没有进入宣传室。而这次，哈里斯的团队成员在宣传室向记者们大赞哈里斯的表现。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说，“她表现得非常出色，她还会更上一层楼”。想必全美各地的民主党人都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才像个样子。特朗普也觉得自己“赢麻了”。他在社交平台上连发多条消息庆祝胜利，称这是他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辩论，自己以一敌三（哈里斯和两名主持人），更显“英雄本色”。9月10日，特朗普与哈里斯举行首场电视辩论前握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告诉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这种辩论除非一方有明显失误，一般结果必然是双方阵营都认为自己获胜，尤其是双方的支持群体泾渭分明，不会具体关注和认真倾听对方的立场，只会坚信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观点。项昊宇分析，从个人表现上而言，作为两人的首次当面对决，双方似乎都略显拘谨，基本上都是按照之前准备的内容进行了正常发挥。但相比之下，哈里斯略胜一筹，她发挥作为女性的身份，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表现显得更有说服力。在移民问题上，哈里斯抓住特朗普的谎言漏洞，并且针对特朗普支持煽动国会山暴乱发起凌厉攻势，令对方显得有些被动。而特朗普似乎没找到哈里斯的明显弱点，对民主党的攻击方式还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较外界预期表现得相对冷静克制，尽管仍不乏夸张甚至谎言，但总体上还是显得富有经验，并没有明显的失分项。据美媒报道，辩论开始前几天，哈里斯一直在匹兹堡的一家酒店里“备战”。她找了希拉里的一名前助理作为“陪练”，让对方扮演特朗普，还通过灯光、布景等营造和辩论现场相似的环境，帮助自己进入状态。与此同时，特朗普则在各地频繁举行竞选集会，以聚拢人气。特朗普在辩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嵇先白认为，特朗普与哈里斯在辩论场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朗普以其直接而激烈的语言著称，惯于采用夸张手法和强硬立场来煽动情绪，不时穿插个人攻击，使辩论氛围趋于紧张。他倾向于打断对方发言，强调个人成就与自我肯定，将辩论焦点引向个人层面。相比之下，哈里斯则采取更为结构化的回应方式，努力通过逻辑分析和事实依据来阐述自己的政策立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她的反驳未能直接针对问题核心，显得有所偏离。值得注意的是，整场辩论中，双方似乎更侧重于揭露对方的弱点，而非深入探讨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影响。此外，由于双方均事先准备了针对潜在问题的应答，辩论过程中出现了“程式化”的回答模式，频繁出现话题转移和答非所问的情况，影响了辩论的深度与广度。有个细节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辩论中，特朗普攻击现任政府的移民政策说，哈里斯等民主党人为获得选票放行大量移民入境，相当于允许“数以百万计的罪犯”“恐怖分子”“毒贩”涌入美国，推高了犯罪率。而哈里斯则回应说，“这番话来自一个受起诉人之口”。言下之意，特朗普本就是一个被判有罪之人。美国政治，日益极化美联社称，这场辩论是一场决定性的对决，或会影响整个竞选活动的进程。外媒分析认为，这场辩论将极有可能重塑最后冲刺阶段的竞选活动和选情，甚至可能成为两人选举成败的关键。但受访专家认为，现在说这场辩论会对竞选产生多大影响还为时过早。嵇先白分析，历史经验表明，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确实能够影响大选结果，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生态的极化加深及社交媒体的蓬勃兴起，中立选民群体出现缩减，选民立场日益固化，削弱了辩论作为引导未决选民做出选择的传统作用。项昊宇也认为，此次辩论从结果上而言，双方都是正常发挥，并无明显的输赢，因而对于选情的影响并不大。从双方阵营和支持者的初步反应来看，也对各自候选人的表现比较满意，因而此次辩论不会影响到各自基本盘。至于对于中间选民的影响，还需要等待七个摇摆州的最新民调结果来观察，目前来看影响有限，还需要跟踪后续两人的表现。哈里斯在辩论中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在这场辩论中，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两位候选人在通货膨胀、医疗保健和移民等主要话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攻击。项昊宇指出，这种现象如实反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民意撕裂的现实。两人都在竭力讨好自己的基本盘，并且要通过否定对方的立场主张来争取中间摇摆选民。这就造成双方的政策立场差异越来越大。某种程度上，这是选举策略的需要，但最终无论谁上台执政，仍需要考虑如何争取两党共识，才能更好地落实各种政策主张。嵇先白指出，此番辩论的僵局，根源在于两党及两位候选人对于社会议题、经济政策及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如同鸿沟，非但难寻共识，更促使他们采取更为激进的言辞，强化了对立立场。同时，随着选战深入，特朗普与哈里斯在选民心中的形象日益固化，双方支持群体间的对立情绪也愈发强烈，这种氛围进一步阻碍了辩论中的理性沟通与妥协可能。在此背景下，辩论不再是寻求理解与共识的平台，而演变成了各自阵营展示立场、攻击对手的舞台。这种趋势不仅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对未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构成了严峻挑战。泰勒·斯威夫特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辩论结束后，在美国拥有超高人气的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公开站出来，宣布支持哈里斯-沃尔兹组合，号召为他们投票。她在声明中自称“无子女的猫女士”，并附上了自己抱着一只猫的照片，此举意在回应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曾讽刺哈里斯是“无子女的猫女士”。据CNN报道，当被问及“对斯威夫特支持哈里斯有何反应”时，特朗普回应说，“我不知道”。中方：别拿中国说事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在此次辩论中，中国是一个关键话题。特朗普重申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高关税的立场，并提议征收60%的关税作为反制措施，而哈里斯并未表示会取消关税。“特朗普更侧重于通过经济压力来制衡中国，而哈里斯则主张通过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和国际合作来应对中美竞争。”嵇先白指出。“民主党更加强调动员和利用盟友的力量，特朗普则强调要动用关税等保护主义手段。”项昊宇表示，“唯一的共识在于双方都重视要强化美国自身的实力，但特朗普更加倾向于‘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民主党更突出意识形态竞争的阵营对抗手法。”对于二人的涉华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大选是美国的内政，对于大选言论我不作评论。但是我们也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特朗普与哈里斯多年来，美国总统竞选人辩论后，互怼和人身攻击的视频和段子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对于不持立场的中国公众而言，项昊宇表示，观察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公开辩论中的表现，不仅是判断选情走向的一个直观依据，也是了解其政策主张的最有效方式。从辩论中不仅能发现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个人特质，也能在两相对比中思考各自立场主张的孰是孰非，从而有助于加深对美国政治和社情民意的了解，进而对于未来四年美国内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也能形成一定的预判。

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延伸阅读中纪委打三虎：前反恐专员私存涉密文件，“油老虎”境外收钱9月11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时通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这三名副部级高官分别来自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央企，均是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3月15-18日陆续落马。时隔近半年，中纪委同时公布了对三人的党籍政务处分结果，任上被查的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退休4年的刘跃进和去年底才卸任的李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中，三人被查出问题非常严重：曾主办过“湄公河10·5案”缉毒大案，长期在公安部负责禁毒工作，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助理、首任反恐专员的刘跃进被查出执法犯法，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曾担任过双鸭山市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的李显刚，被查出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大搞钱色交易，还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先后在中海油、中石化这“两桶油”担任过要职的李勇被查出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刘跃进和李显刚均被查出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除了严重违反党纪，三人均被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李显刚还涉嫌贪污犯罪，三人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将被依法审查起诉。节日期间往往是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宴请收送礼品礼金、借操办婚丧喜庆之机敛财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期。中秋节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对三名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结果，释放出高压反腐不松懈的强烈信号，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图为李显刚资料图，他被指曾违规打探巡视信息李显刚：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大搞钱色交易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3月17日任上被查。被查前两周，3月3日至4日，李显刚带队到牡丹江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显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规矩意识缺失，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道德败坏；贪婪腐化，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侵吞公共财物。李显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显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李显刚，1963年2月生，湖北汉川人，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他1983年从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入职原农牧渔业部（后改为原农业部），任职长达16年，曾任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管理处处长，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99年后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2000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任职5年。2005年，李显刚“空降”黑龙江，出任省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双鸭山市市长，2009年任双鸭山市委书记。2013年，李显刚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任职6年被查。李显刚落马前的9个多月时间里，黑龙江已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且均是在任上被查，分别是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曲敏，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新。李显刚落马当天，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均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李显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图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资料图，他被指曾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刘跃进：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大搞权钱交易已退休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3月18日被查。他于2020年6月卸任公安部反恐专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跃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收受礼金；私自留存涉密文件；毫无纪法意识，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跃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跃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刘跃进，1959年1月出生，湖南宁远人，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他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 大学毕业后就入职天津市公安局，从基层侦查员做起，历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等职。此后，刘跃进调任公安部，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等职。在任内，主办过包括“湄公河10·5案”在内的多起缉毒大案要案。2014年10月起，刘跃进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同年11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月起，刘跃进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5月起，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刘跃进成为公安部第一任反恐专员（副部长级），至2020年6月离任。卸任近4年后被查，刘跃进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公安部落马的唯一副部级高官。图为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资料图，他被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李勇：靠石油吃石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3月15日被查，此时距离他卸任才过去80多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供应商安排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提拔调整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搞钱色交易；毫无纪法底线，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代理、产品销售、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李勇，1963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他长期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大学毕业就入职中海油，曾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党委书记等职。2016年6月，李勇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海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他转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4月任中石化党组成员。2020年9月，李勇回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3年12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在港交所公告，李勇因到龄退休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7日至6月21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李勇正是在中央巡视之后被查的。李勇落马之后，他的多名下属相继被查，5月6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济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齐美胜被查，7月9日中海油四名高管同时被查，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原副总经理邓建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钻完井）喻贵民，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原专职外部董事、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曹树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外事工作部原副总经理訾士龙。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今年以来，中纪委对国资央企领域反腐力度明显加大，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先后被查。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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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某珍和鲜大爷居住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王家镇乡下，两女一子都已成家，在外居住生活。儿女们曾经接了二老到城里方便照顾，但他们待不了几天就坚持要回去——他们在村里种了四亩田地，养了鸡鸭，生活自给自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踏实。这片稻田，就是夫妻俩一起播种的，今年收成不错，预计能收一千多斤。但这一次，罗某珍再也无法享受丰收的喜悦……1割稻葬礼已过去好几天，鲜大爷仍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这位86岁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头发花白，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握手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关节处的硬茧，这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妻子罗某珍比他小3岁，勤劳本分，比他心细，家里大小事都是妻子拿主意。但在几天前，这个家拿主意的人走了。“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她都是为了我啊……”9月9日，坐在凳子上的鲜大爷突然低下头，用手捂住双眼，屋里随后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9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凌晨5时，鲜大爷和妻子罗某珍起床煮了稀饭，这是当地常见的早餐。吃饭时，妻子说自己有些头疼，他不放心，让妻子等会儿去看医生，不要跟其下田割稻。但妻子觉得只是小毛病，吃过饭就拿上镰刀背着背篓跟他一起下田。这块稻田，鲜大爷和妻子已连续收割了两天，再劳作一上午，就可以收完了。他后来想，妻子那天肯定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割稻太累太慢，才坚持要一起下田的。▲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今年鲜大爷家的稻子收成不错，预计有一千多斤。鲜大爷说，春耕时没下雨，稻田距河远抽水不便，错过了插秧时节，好在后来落了一场雨，他跟妻子拿上钉耙花了两天平整稻田，赶着撒下3斤多稻种。这样直接将谷种随意撒进稻田，对于种庄稼几十年的鲜大爷夫妇来说，也是第一次。好在，这些种子努力地发芽、生长，终于变成黄澄澄的稻穗。鲜大爷和妻子只需割下稻穗，背回家用机器脱粒就好了。9月2日上午，年过八旬的夫妻俩一直在稻田忙碌。上午9时，南部县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提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今年以来，当地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从来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热。”鲜大爷说，割稻这几天，他和妻子每日凌晨5时起床，吃完早饭就下田，一般劳作到上午11时才回家。那天上午割稻时，罗某珍又嘀咕说自己头有些疼，鲜大爷催她去看医生，但她并没停下手里的镰刀。11时许，鲜大爷让妻子先回家，剩下的稻子自己一个人割就行了。罗某珍看了看自家田里所剩不多的稻子，同意先回家。随后，她走上田埂，背上背篓，离开了稻田……2死亡妻子走后半小时，鲜大爷也回家了，只剩最后一点稻谷没收割。然而，回到家，他却没看到妻子。妻子左眼早年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平时不用手机。他呼喊妻子的名字没回应，又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人。鲜大爷慌了，给远在成都的儿子鲜伟（化名）打电话，儿子闻讯往家里赶。鲜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家的监控能确定母亲当天没回家，邻居家的监控显示母亲离开稻田后，走向了跟回家相反的方向。在回家路上，鲜伟报了警。当天下午，村干部通过广播号召村民帮忙寻人，但一直找到晚上毫无进展。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村民们心中闪现出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溺水了？村外就是西河……9月3日，接到求助的南部县红十字会救援大队带着装备进村，除了在岸上寻找，还重点沿河搜救，但一无所获。▲救援人员在河里搜救 救援队供图直到9月4日早晨，家属和搜救人员在村里一处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罗某珍，她倒在荒草丛中已经去世，现场还遗留着她的背篓。这里，距她的家有三四百米远。鲜伟说，这里本来有条小路，但很多年没人走了，现在杂草齐腰，不走近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搜救人员和村民分析，罗某珍失踪那天应该是中暑了，而且情况严重，加上她视力不好，迷迷糊糊中走错了方向，最后晕倒在山林里不幸去世。鲜大爷至今后悔不已，那天如果自己不继续割稻，而是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妻子就不会出事。3留守鲜大爷的家，位于村庄的一个山弯里，周围还有几户人家。平时只有三对夫妇留在这里生活，最年轻的是鲜大爷的侄媳，但她今年也已70岁，三户人家都种着庄稼。土地，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有了土地才能种出更多粮食，养活一家人。鲜大爷和妻子从未外出务工，就靠着土地养育了两女一子，供他们读书、长大，然后各自成家。鲜伟说，母亲虽患眼疾，但热爱劳动，心思细密，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此前，他们曾尝试将父母接到成都生活方便照顾，但父母待了几天就坚持要回老家。作为子女，他们只能顺从老人心愿。他们带父母去做过体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连常见的“三高”也没有，这让他们对父母回老家生活也多了一份安心。“我想我妈心细，两个人在老家互相照应，种点蔬菜就当锻炼身体。”鲜伟说，没想到父母回到老家还是坚持种了很多庄稼。提到母亲的意外离世，鲜伟感到很内疚，“他们（父母）总想着给儿女减轻负担，作为子女，我们是不孝的。”但鲜大爷说，儿子、儿媳和女儿，对他和妻子都很孝顺，几个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和妻子平时身体情况都还可以，打理着家里的四亩田地，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也种稻谷、油菜。此外，家里还养了鸡鸭。“每天都有活儿等着干。”鲜大爷说，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也要时不时去地里看看庄稼，锄草施肥，忙完回家还要给鸡鸭添食喂水。晚上，罗某珍因视力不好，夫妻俩很少出门散步，也不看电视，早早就上床休息，等待新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重复，但鲜大爷和妻子都觉得踏实。4这一代人罗某珍的离世，在村里没有引起太大讨论。村里人不多，留下来的也基本是老人，死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一名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村民会根据自身情况种些粮食庄稼，对于那些无人耕种的撂荒地，村委会便统一耕种管理。走在村里，房屋“关门闭户”很常见，一些屋前院落甚至长满荒草。但撂荒地很少，成片稻田在收割后留下或高或低的谷桩。61岁的老杜花了5天终于收割完父母种的一亩多稻谷。老杜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在新疆做生意30多年。因年近9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83岁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兄弟几人商量后决定轮流回家照顾父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送父母就医。老杜说，去年有一次父亲突发疾病，自己远在新疆，只能打电话托老家一个朋友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他的母亲在一旁抱怨，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她每年都要种些水稻、花生和玉米，现在每到庄稼收割就发愁，不知该怎么收回家。好在今年老杜在家，帮忙将粮食收回了家。他算了笔账，今年收割一千多斤谷子，按每斤1.4元计算，除开成本就1000多元，这也就是自己两三天的收入。他的母亲觉得账不能这么算，自己在家种点粮食喂些鸡鸭，总能给孩子减轻些负担。她和老伴曾被儿子接到新疆生活，但待了两个月就坚持要回家，“不习惯，我就想回老家喝点红薯稀饭。”同在一个村生活，老杜的母亲也为勤劳本分的罗某珍意外离世感到惋惜，“她怎么就没走回家呢？”母亲就这样走了，鲜伟有些伤感地说，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这代人总想着为儿女减轻负担，平时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小病小痛总想着忍一忍就好了。比起来，他们对地里庄稼的长势这些农事更关心，也更心中有数。儿女们担心父亲鲜大爷接受不了这突来的打击，商量后决定接他进城生活。鲜大爷这次同意了儿女的建议，进城前，他卖掉了家里的鸡鸭，还跟儿子一起，去把地里已成熟的花生收了回来。▲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坐在屋里，他抬头就能看到百米开外的那块稻田，走路就三四分钟，他想不通妻子那天怎么就没走回来。他多想重回那一天，他会搁下手里的镰刀，跟妻子一道回家。他又重复着说：“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

▲拉米（左）、布林肯（中）与泽连斯基会晤英美高官同时访问基辅并提出援助布林肯对“远程打击”问题松口据新华社报道，9月11日，布林肯和拉米同时抵达基辅进行访问，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布林肯在当天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7亿多美元的新一揽子援助，其中3.25亿美元用于恢复乌能源设施和电网，2.9亿美元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另外1.02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排雷。布林肯表示，他在访问期间与乌方讨论了“远程打击”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回国后将向美国总统拜登汇报乌方诉求。据报道，布林肯承认如果同意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美国必须重新评估风险。但他话锋一转表示，“目前看来远程攻击的风险主要是俄罗斯方面引发的”。拉米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6亿英镑的援助，用于乌方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能源系统恢复、维持社会稳定以及在世界银行为乌方提供贷款担保。拉米同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还表示，首相斯塔默将在13日访问白宫时与拜登交流援乌事项。布林肯则明确表示，拜登正在考虑解禁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的问题。在库尔斯克反攻俄称已收复多个居民点据报道，一名俄军高级军事指挥官称，俄罗斯军队已在库尔斯克发动大规模反攻，夺回了乌克兰军队上个月占领的部分领土。俄国防部公布的照片和视频资料显示，俄军不仅击毁了乌军的一些装备，而且俄军坦克已经可以突破一些曾被乌军封锁的河流和道路。▲俄国防部公布库尔斯克战斗画面在库尔斯克作战的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迪诺夫说：“形势对我们有利。”阿劳迪诺夫的说法得到了几名俄罗斯军事博主的赞同。颇具影响力的博客作者尤里·波多利亚卡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夺回了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领土西部的几个村庄，乌克兰军队退到了斯纳戈斯特以南的马来亚洛克尼亚河东部。俄方的声明尚未得到乌克兰方面的证实或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此次袭击库尔斯克是为了将冲突带到俄罗斯，开辟一个缓冲区，防止俄罗斯袭击邻近的苏梅地区。泽连斯基称，截至上周，乌克兰军队已控制该地区超过100个居民点，面积超过1300平方公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10日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俄罗斯军队自今年8月以来加大了对顿巴斯的攻势，已占领了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定义乌克兰“胜利”？基辅与西方盟友之间裂痕加深在布林肯和拉米访问基辅的幕后，欧美等盟友与乌克兰当局的裂痕也在加深。一名匿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称，布林肯和拉米的访问行程主要是“讨论如何最好地定义乌克兰的胜利，以及乌克兰需要哪些援助才能实现这一胜利”。这名欧洲官员称，由于西方国家厌倦了将无尽的纳税人资金投入到俄乌战场，基辅只能被迫降低其对胜利的预期。这名官员称：“基辅被告知，要想全面战胜俄罗斯，西方需要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支持，而华盛顿和欧洲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库尔斯克地区战况激烈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自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另有1100亿美元计划中的援助尚待交付。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希望在今年秋季结束战事，并希望将俄罗斯纳入和平谈判的进程中。不过俄乌双方对于谈判设置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可调和，乌方主张回到1991年的边界，意味着俄军必须撤出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俄罗斯方面则要求乌方“接受现实”，即乌东四州已经通过公投成为俄罗斯联邦领土，而且克里米亚问题“不容讨论”。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11日写道，与布林肯和拉米的会谈“非常激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则表示，布林肯访问基辅并不是为了迫使泽连斯基接受与俄罗斯的妥协。他说：“当然（俄乌）谈判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但何时、在什么条件和情况下进行谈判，将由泽连斯基总统决定。”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综合新华社（记者 李东旭）编辑 郭庄 责编 冯玲玲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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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