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

　　中国元首昨天在通话中再次强调，这实际上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他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反复重申的一贯立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世界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元首本人早就躬身入局，运筹帷幄，就危机相继提出了“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鉴于昨天中国元首最新强调的“三个不会”，在全球舆论场上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与回响，我个人认为，它和前面提到的“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也应一体并置，还包括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中方发布的十二点立场文件，共同构成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方案，是一整套大国立场与决策逻辑。俄乌危机延宕一年多，之所以至今没有平息迹象，不但直接冲突方死伤惨重，代价高昂，外溢影响与冲击也在持续扩散，尤其在能源与粮食市场，整个世界都在为此埋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助推，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国家有之，拱火浇油加剧冲突的国家有之，趁机牟利大发战争财的国家更有之，美国不是有人公开鼓吹“不惜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吗？ 

　　今年3月，《失孤》人物原型郭刚堂的儿子郭振结婚，孙海洋、杜小华、李芳等许多寻亲家长赶去祝贺，申军良特意擦洗了自己的网约车，还和妻子准备了礼物。4月，孙卓被拐案在深圳开庭审理，申军良和一些家长又赶了过去，“申聪案审理时，海洋一直陪着我。我们也是为了给他支持，也给更多的家长打打气。”

　　除了被动接收消息，申军良自己也花了很多心思。他在网约车上贴了寻人启事，提醒乘客关注；他和晓莉不定期开直播、发视频，分享自己的寻亲经验；有人找到了孩子，不知道怎么认亲、怎么处理和养父母的关系，请他陪同走一趟，于是也买了车票跟了过去。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认为，基础研究中有一类，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应用场景，比如寻找质量的来源或正反物质不对称起源，这些问题是关乎宇宙发展和演化的终极问题，不能用简单需求去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过于强调“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的二分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是漫无目的的，实际上，其目的是构建新的科学知识体系。

李俊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