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嘻大但人文艺术|「恋人も家族も大学も何にもかも捨てて」

戈瓦尼被警方逮捕当地时间9月13日，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29岁女子申尼萨·戈瓦尼（Shenissa Govanni）在威斯敏斯特裁判法院被判处18个月的社区服务，包括30天的康复活动要求和100小时的无偿工作。戈瓦尼穿着黑色大衣戈瓦尼最初被捕是因为她在今年2月17日参加了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当时她穿了一件印有哈马斯头像的黑白T恤，并在标牌上写着，“85%的哈马斯士兵是孤儿”。但值得注意的是，戈瓦尼衣服上的哈马斯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他们的发言人阿布·奥拜达（Abu Obaida）。也因此，戈瓦尼当场就被伦敦警方逮捕了。地区法官丹尼尔·斯滕伯格（Daniel Sternberg）在法庭上批评了戈瓦尼的行为，他认为“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情况下让人有理由怀疑”戈瓦尼支持哈马斯。戈瓦尼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斯滕伯格法官告知戈瓦尼，“很明显，你很清楚你的T恤上展示的是什么形象，但你依然选择穿上它。”而据《每日邮报》报道，在戈瓦尼参加抗议的前几天，也就是2月13日，她曾与友人谈到有关这件T恤的事情，并开玩笑说，她很可能会因此被驱逐出境。但戈瓦尼的辩护律师努尔·海达尔（Nour Haidar）并不认为她说这些话会伤害到其他人，并表示这只是她与朋友之间的私人谈话，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将这些内容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街上抗议的人群海达尔解释称，戈瓦尼穿上哈马斯T恤只是为了抗议中东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以及对该地区战火不断的“批评”。这位律师还指出，戈瓦尼一直在“努力理解战争的意义”，她对战争给中东地区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感到“极度痛苦”。据悉自从去年10月起，戈瓦尼就对巴以冲突非常关注，她在与朋友聊天时就曾提到，“整个国家都被摧毁了，但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我不谴责哈马斯，也永远不会谴责他们。”被轰炸的加沙城而去年12月15日，当看到有很多巴勒斯坦小孩被炸死后，戈瓦尼更是控制不住情绪，抱着她的侄子一直哭。但在法庭上，戈瓦尼坚称她“不支持哈马斯，也不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并表示“我希望看到所有人都享有和平，不再有不必要的死亡。“海达尔律师也为戈瓦尼辩护称，这件事对她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她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因此“深感懊悔”。哈马斯武装分子之后，斯滕伯格法官对戈瓦尼进行了综合评估，包括“对她性格的正面评价，她在被捕后的精神健康状况，以及她在被捕后受到的网络争议”，并给出了判决。斯滕伯格表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戈瓦尼穿着哈马斯T恤对其他人造成伤害，但她依然要接受社区惩罚，同时还要支付85英镑（约合790元人民币）的诉讼费和114英镑（约合1060元人民币）的受害者附加费。图源：Dailymail,Bing

9月14日，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谭主独家拿到了几张现场照片，发现菲方从仙宾礁撤离船只被打上补丁。菲海警船撤离中国仙宾礁现场延伸阅读：媒体：在菲律宾贫民窟中 小马科斯"反华"效果明显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原标题：网友称美诚月饼原价59元三盒，被“三只羊”把价格打上去了）

“寻找2000年丢失的龙凤胎儿女”，这是一则曾引发关注的寻人启事。孩子父亲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一宿舍区宿舍楼下带着龙凤胎玩耍，之后两个孩子失踪了。图为被拐的龙凤胎9月7日，一份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公开。裁定书显示，龙凤胎失踪11年后，父亲去世，母亲继续寻找孩子，并在2015年报警。龙凤胎分别被多次拐卖至河北两个不同家庭。直到2021年，女儿选择了与母亲相见；此后 ，儿子则表示“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裁定书显示，一位参与拐卖的人贩子李某在24年后，因拐卖儿童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裁定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子小浩、女儿小玲（2周岁，化名）被他人从嘉峪关市带至李某与妻子王某在张掖市甘州区经营的汽配店，李某伙同妻子将小浩贩卖给王某乙，并通过王某乙的介绍，又将小玲贩卖给河北省邢台市的张某夫妇，从中非法获利16000元。后小浩又被王某乙贩卖给邢台市的常某某抚养；小婷则被张某夫妇贩卖给同乡的赵某抚养。图为法院的裁定书截图将龙凤胎带到李某店里的人是谁？在李女士的讲述中，提到了这样的细节：“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丢失，一个张掖老太太说，孩子是被两个老乡和一个四川口音的人领走了，那个四川口音的人经常到宿舍区打麻将，和我老公认识，姓杨，缺一个胳膊。孩子丢了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个人。”李女士称，她曾多次询问丈夫，孩子去哪里了，被丈夫告知送回了老家。再三追问下，他们前往张掖市找孩子未果。“一直到2011年，孩子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如实告诉我孩子的去向。”而在此前李女士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中，她提到，孩子失踪后，家人当时怀疑有一个四川口音的人拐走了孩子，可当家人找到对方家时，对方已经去世，线索也断了。2011年1月11日，被拐卖龙凤胎的父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抢救无效死亡。4年后，2015年6月24日，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同年6月26日立案侦查。李女士的女儿小婷的陈述内容显示，她从记事起就生活在邢台市广宗县某乡。“9岁时，养父母说我是他们捡来的，具体情况没有告诉我，养父母一直对我很好。2021年，我与亲生母亲相见。”李女士的儿子小浩称，“10岁时，常某某说我是她抱养的。养父母对我非常好，我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2023年3月23日，李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于被公安机关从酒泉监狱解回再审。此前，2015年11月2日，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还有漏罪没有判决，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六万元。李某非法获利16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李某上诉后，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证人证言，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女系被“老杨”带至李某和王某经营的店中。“老杨”让王某、李某帮忙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遂让王某打听要孩子的人，并让王某向对方要钱，李某与王某达成了贩卖涉案儿童的合意。之后，王某联系王某乙，以16000元的价格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对王某将两个孩子交给他人并收取一万余元均明知，其并未有效阻止王某实施贩卖儿童的犯罪行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源：潇湘晨报）延伸阅读人贩子拐卖14名儿童获死刑 表妹充满恨意：他该死近日，四川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浩文等人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主犯王浩文前罪和漏罪共计拐卖儿童14人，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在寻亲“圈子”，王浩文是“该死的人贩子”。在乡邻们眼中，王浩文是个“聪明人”，甚至还有些“书生气”。王浩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深入他的老家进行了调查。王浩文被判处死刑 央视报道视频截图乡邻印象：王浩文是个“聪明人”但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穿得比较体面，经常挎一个包，看起来有些“书生气”；很少回家，每次回来只住几天就走了。在四川渠县涌兴镇，这是乡邻们对王浩文的印象。邻居们都记得，王浩文是2000年在场镇上买的房子，住在一栋叫“向阳楼”的居民房中。房子装修好以后，王浩文于2001年搬进新房。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找到了王浩文的房子，但房门紧锁，多次敲门也无人应答。邻居称，多年前，王浩文的家属就把房子租出去了。但是，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见到有人住这个房子。王浩文在四川渠县涌兴镇居住的“向阳楼” 曾业 摄除了日常见面打招呼，邻居们基本和王浩文没有往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人贩子”。“他是个聪明人。”一名销售建材的邻居告诉记者，王浩文在涌兴高中读过书，20世纪70年代毕业，“那个时候，能考上高中，是非常聪明的。”这位邻居称，王浩文在2013年曾在甘肃包过工程，做商品房的粉刷，在涌兴镇找人过去干活，没人愿意去。因为，王浩文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听老一辈的人讲，王浩文80年代拐卖过妇女，但是，拐卖细娃（儿童）的事，直到他前些年在外省被抓了以后，我们才晓得。”邻居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王浩文经常往省外跑，回家后爱打麻将，一元、两元都打。“当年，有钱的人才打得起那样的麻将。”王浩文在省外具体做什么，没人知道，乡邻们问起，他只说“在做生意”——在此之前，王浩文曾有过两次偷盗经历，这是他选择外出“挣钱”的重要原因。“高中毕业之前，王浩文偷过学校的猪。”涌兴镇上“向阳楼”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当年，王浩文偷了一些小猪仔到周边乡镇售卖，被人揭发过。学校本来可以直接将王浩文开除，但由于他成绩好，最终只给了个处分让他毕业了。“向阳楼”三个字下方便是王浩文的家 曾业 摄高中毕业后，王浩文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几年后，王浩文又被传出“偷过牛”。“事情发生在当时的金竹公社大溪大队，王浩文的老家在隔壁的沙湾大队，现在都变成了村，归报恩乡管。因为偷牛，王浩文被判过刑。”邻居的说法，有案件材料佐证。据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报道，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亲戚讲述：王浩文喜欢逗小孩曾断言“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提及王浩文，表妹阿珍（化名）就充满恨意。虽然是亲戚，但阿珍从来没去王浩文家走动过，即便是外出在涌兴镇上落脚，也只住旅馆。为何如此恨王浩文？阿珍道出了缘由。1990年12月31日上午，阿珍年仅2岁2个月大的小儿子，跟在哥哥身后一起去幼儿园的途中，被人拐走。从兄弟俩出门到事发，时间不到10分钟。孩子丢失的街道，在渠县三汇镇，名为大井街。而王浩文在渠县涌兴镇买的房子，所处的街道也叫大井街。30多年来，阿珍始终认为，小儿子的失踪跟王浩文脱不了干系。为此，阿珍无数次与王浩文对质。“从他40多岁问到50多岁，他始终不承认有那回事。”“后来，王浩文的堂弟就告诉我，王浩文被抓了，说是在拐卖现场被警察带走的。这让我更加相信，我小儿子失踪跟王浩文有关系。”回顾34年的艰难寻亲之旅，阿珍印在脑海中的细节，始终挥之不去。“我小儿子丢失前，我表妹正好在一个口腔诊疗门市上班，她连续好几天看到过王浩文。都是亲戚，肯定不会认错。”阿珍分析称，王浩文当时出现的地方，就在她大儿子就读的幼儿园旁边的拐角处。由于没有往来，王浩文不认识阿珍的孩子，作案嫌疑增大。阿珍曾经在涌兴镇打听王浩文的情况。不少邻居都说，王浩文特别喜欢逗5岁以下的小孩，身上随时都揣着糖果和玩具。“大概10年前，我最后一次找王浩文对质，请求他帮忙寻找失踪的小儿子，他说‘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找过他了。”阿珍告诉记者，为了获得小儿子失踪的相关信息，34年来，他和家人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如今，他们仍在艰难寻找，一直没有音讯。王浩文也许本来可以帮忙，但他没有——得知王浩文被判死刑的消息后，阿珍说：“他该死，但不该到死都不说那些娃娃到底去哪儿了。”记者调查：王浩文未给母亲送终判决书中的“从犯”是其妻子最近几天，王浩文的老家渠县，都在关注这个“人贩子”的最终结局。尤其是在涌兴镇和报恩乡，曾见过王浩文的乡邻，都对其唏嘘不已。封面新闻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得知，王浩文搬家到涌兴镇场镇居住前，一直在报恩乡沙湾村的老家居住。如今，老房子早已垮塌，过往，被埋在蓬蒿之下。“原先，他们家有9口人，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曾与王浩文同村居住的村民介绍，王浩文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加上父母和奶奶，原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多年之后，兄弟姊妹大多都已离开渠县老家，有的远在湖北武汉，各有各的事业，各过各的生活。居民楼电表上留着王浩文的名字 曾业 摄“王浩文的父亲走得早，50多岁就不在了。大约是2000年，王浩文的奶奶去世，活了96岁。”村民告诉记者，今年3月，王浩文的母亲因食道癌不治离世，享年88岁。那时，王浩文被锁在铁窗内，未能回家给母亲送终，丧事由王浩文的三弟办理。据村民讲述，母亲过世，王浩文的妻子胡某雄该回老家的，但大家没有看到她。“王浩文拐卖儿童，胡某雄也参与了，可能不好意思回来。另一个原因是，她当时在湖北武汉，据说是患了宫颈癌和糖尿病，回来不了。”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13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中，王浩文和胡某雄的户籍地和住址地一致；被告人胡某雄曾用名胡治，被认定为“从犯”。2015年12月10日，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2019年9月25日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2023年4月23日被逮捕。经法院审理，被告人胡某雄被判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曾三次入狱：从3人到14人检察院两次追加遗漏罪行封面新闻记者梳理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王浩文11宗拐卖儿童事实发现，王浩文在湘鄂川多地作案，检察院两次追加他的遗漏罪行。案件材料显示，王浩文多以糖果等食物引诱儿童，还和情人王某琼、妻子胡某雄一起作案，拐卖一个儿童一般可获利数万元。法院判决书显示，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犯拐卖儿童罪，于2021年6月10日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1月1日，南充市人民检察院又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3年4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浩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3年10月，四川高院以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24年4月，检察院再次追加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4年5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王浩文死刑。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三次入狱经历。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11月17日，因犯拐骗儿童罪被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5年12月10日，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其中王浩文因拐卖儿童3人被判十五年。结合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在案证据显示，王浩文从2001年10月开始从事拐骗、贩卖儿童犯罪活动。2006年获刑，2008年7月刑满释放后，王浩文又在2009年2月至2010年5月期间连续拐卖儿童6名。至2014年6月，在多地流窜作案十四起，共计拐卖儿童14人。造成部分被害人父母轻生、离婚和巨额经济损失，在多地造成社会恐慌，引发社会不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时，面对死刑宣判，王浩文当庭表示要上诉。王浩文的结局，还要等法律最后裁定。但案件中的14名儿童和背后的家庭，命运已被改写。

戈瓦尼被警方逮捕当地时间9月13日，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29岁女子申尼萨·戈瓦尼（Shenissa Govanni）在威斯敏斯特裁判法院被判处18个月的社区服务，包括30天的康复活动要求和100小时的无偿工作。戈瓦尼穿着黑色大衣戈瓦尼最初被捕是因为她在今年2月17日参加了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当时她穿了一件印有哈马斯头像的黑白T恤，并在标牌上写着，“85%的哈马斯士兵是孤儿”。但值得注意的是，戈瓦尼衣服上的哈马斯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他们的发言人阿布·奥拜达（Abu Obaida）。也因此，戈瓦尼当场就被伦敦警方逮捕了。地区法官丹尼尔·斯滕伯格（Daniel Sternberg）在法庭上批评了戈瓦尼的行为，他认为“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情况下让人有理由怀疑”戈瓦尼支持哈马斯。戈瓦尼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斯滕伯格法官告知戈瓦尼，“很明显，你很清楚你的T恤上展示的是什么形象，但你依然选择穿上它。”而据《每日邮报》报道，在戈瓦尼参加抗议的前几天，也就是2月13日，她曾与友人谈到有关这件T恤的事情，并开玩笑说，她很可能会因此被驱逐出境。但戈瓦尼的辩护律师努尔·海达尔（Nour Haidar）并不认为她说这些话会伤害到其他人，并表示这只是她与朋友之间的私人谈话，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将这些内容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街上抗议的人群海达尔解释称，戈瓦尼穿上哈马斯T恤只是为了抗议中东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以及对该地区战火不断的“批评”。这位律师还指出，戈瓦尼一直在“努力理解战争的意义”，她对战争给中东地区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感到“极度痛苦”。据悉自从去年10月起，戈瓦尼就对巴以冲突非常关注，她在与朋友聊天时就曾提到，“整个国家都被摧毁了，但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我不谴责哈马斯，也永远不会谴责他们。”被轰炸的加沙城而去年12月15日，当看到有很多巴勒斯坦小孩被炸死后，戈瓦尼更是控制不住情绪，抱着她的侄子一直哭。但在法庭上，戈瓦尼坚称她“不支持哈马斯，也不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并表示“我希望看到所有人都享有和平，不再有不必要的死亡。“海达尔律师也为戈瓦尼辩护称，这件事对她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她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因此“深感懊悔”。哈马斯武装分子之后，斯滕伯格法官对戈瓦尼进行了综合评估，包括“对她性格的正面评价，她在被捕后的精神健康状况，以及她在被捕后受到的网络争议”，并给出了判决。斯滕伯格表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戈瓦尼穿着哈马斯T恤对其他人造成伤害，但她依然要接受社区惩罚，同时还要支付85英镑（约合790元人民币）的诉讼费和114英镑（约合1060元人民币）的受害者附加费。图源：Dailymail,Bing

撰文丨余晖据青海理工学院官网消息，近日，青海理工学院举行2024级开学典礼。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宁栋，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化工作处副处长曹毅，校党委书记王晓英，校长贾叙东，校领导赵之重、樊协珍、张亚权，校长助理王东出席。上述公开信息显示，此前担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的王晓英现已出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王晓英现身开学典礼王晓英，女，汉族，1982年7月出生，吉林双辽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1999年，王晓英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于2003年获学士学位，2003年9月以免试资格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7月获博士学位，并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2008年8月，王晓英到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工作，2008年12月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12月完成博士后工作出站。2013年，王晓英任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常务副主任。2015年6月，王晓英获任青海大学校长助理，并于2018年5月任青海大学副校长，后担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职务。2023年5月，她获公示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后出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如今，她担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据官网介绍，青海理工学院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是青海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学校，2019年开始筹建，2024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王晓英的丈夫靳力同为清华大学博士，也在毕业后扎根青海。王晓英和丈夫的合影靳力出生于1980年10月，籍贯河北保定，1999年被保送进入清华计算机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据清华新闻网此前报道，毕业那年，靳力和王晓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要敢于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更多的人生活更好，这是我们的人生观，也是在将来的坎坷道路上让我们能够坚持理想的动力。”公开资料显示，靳力曾任青海省海北州发改委主任，海东市平安区区委书记，青海省工信厅副厅长兼省招商局副局长等职，2024年1月履新青海省数据局局长（副厅级），后兼任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延伸阅读苑振超拟任新职，他清华毕业，父亲早逝，上学时靠母亲收废品维持生计据《辽宁日报》8月25日消息，辽宁省委组织部8月25日发布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其中：苑振超，男，汉族，1987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台安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图为苑振超资料图，他毕业于清华大学苑振超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2005年，苑振超以64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2005年至2009年，他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直博机会，只留下一句“我离不开鞍山，因为我的梦放飞在那里”，便在同学们诧异的眼神中离开北京，坐上了驶往家乡的火车。作为辽宁省委选调生身份，公开简历显示，2009年，苑振超开始任职鞍山市铁西区繁荣街道办事处，后任职鞍山市发改委，2014年任鞍山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2015年12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朝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后任镇长。2017年9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副县长，后挂职南京建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2019年12月明确为三级调研员。当时，他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图为苑振超简历照片2020年，他任鞍山市商务局党组成员、鞍山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2021年任台安县县长。2022年4月报道显示他已任台安县委书记，时年35岁。苑振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辽宁给了我实现梦想的舞台，在辽宁振兴发展的征程中，我愿意披甲执锐。”“是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我希望能为它作一点贡献。”面对千头万绪的县域工作，苑振超认为，不同岗位的工作经历使他能够在处理各项难题时更加从容、更有底气。“每个岗位、每段经历都是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的历练。”曾因寒门学子身份受关注苑振超考上清华大学时，其寒门背景曾受到舆论关注。新华社一篇报道称，苑振超的父亲早逝，哥哥患有脑瘫，母亲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父亲去世时，苑振超刚刚两岁。十几年来，苑振超的母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推着手推车，走大街串小巷收废品，为儿子撑起了学习生活的蓝天。苑振超的母亲告诉他，每份工作都是谋生的手段，只要人活得堂堂正正，就算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也一定要挺起胸膛做人。新华社报道称，苑振超在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高中生奥林匹克物理选拔竞赛，获得辽宁省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二等奖。“因为没有获得一等奖，孩子的情绪非常低落，随后在学校的月考中，他的成绩也下滑了许多。这时候，我并没有责怪孩子，而是告诉他，只要有信心，就能学好。我认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帮助孩子用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困难，这是每一位家长的责任，也是家庭教育的艺术。”在母亲的鼓励下，2004年苑振超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在辽宁省重点高中五校联考的月考中取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暑期里，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想资助苑振超读书，都被母子俩婉言谢绝。母亲告诉苑振超：“你要靠贷款上大学，毕业后首先还贷款。”清华大学新闻网2005年8月发表的文章称，辽宁鞍山的苑振超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已下岗多年，脑瘫的哥哥给家里造成负担。在社会和老师朋友的帮助下苑振超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并考取了清华大学。“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毕业挣钱、回报母亲，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的心里很矛盾，觉得这种想法很狭隘。我们也要为回报社会而努力学习，争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做到‘忠孝两全’”。

9月15日，香港大屿山羗山道发生一起车祸致一人死亡。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死者为31岁的潘姓内地女子，骑自行车沿羗山道往大澳方向下斜时，据报在一弯位失去平衡并跌倒在地，之后被一辆由59岁男子驾驶并沿相反方向行驶的旅游巴士碾过。事发现场。南都记者从香港警方获悉，该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拘捕，正在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 现场画面显示，一辆紫色自行车倒在旅游巴士一个后轮处，地上有血迹，救护车和警车到达现场支援。港媒披露的消息称，死者或为内地网红“海莉子Hayley”，其抖音账号有近1.3万名粉丝，经常分享在不同地方的“骑游”视频。南都记者注意到，“海莉子Hayley”曾分享自己的本名为潘海丽，系广东茂名人。目前，“海莉子Hayley”抖音页面IP显示在香港，她最新一条短视频发布于15日10时30分，视频显示，她与大约10名自行车友人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附近集合“骑游”。在“海莉子Hayley”分享的视频中，她曾多次骑着与遗留在案发现场的同品牌同型号自行车。采写：南都记者 梁令菲 实习生 彭子倩

【文/观察者网 陈思佳】据俄罗斯塔斯社9月14日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表示，俄罗斯了解核武器的危险性和核战争的不可逆转性，因此俄方展现出了耐心，没有使用核武器来应对敌人的攻击。但他警告说，这种耐心可能会耗尽。 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被战争冲昏头脑的西方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机构，会如何看待俄罗斯对‘可能深入俄罗斯领土’的导弹袭击的反应？他们可能这样想：俄罗斯人说了很多关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回应，但什么也没做。这些只是‘口头威胁’，俄罗斯人不会越界，他们只是在恐吓。” 他承认，没有人真的希望看到核战争，“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将导致非常严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作出使用核武器（包括非战略武器甚至是战略武器）的决定。” 梅德韦杰夫警告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但俄罗斯展现出了耐心，“毕竟很明显，核反击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其后果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任何耐心都有可能耗尽。” 他补充说，一些温和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很可能不会使用核武器，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还指出，俄方可能会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澎湃影像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3月曾对俄媒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方在决定使用核武器时有自己的原则。他强调：“如果我们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我们随时准备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这一切都写在我们的战略中，我们没有改变它。” 自5月起，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非战略核武器演习，以回应某些西方官员对俄罗斯的挑衅言论和威胁。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6月11日表示，非战略核武器演习是俄罗斯对北约积极参与俄乌冲突、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目标发动导弹袭击以及北约增强在俄罗斯边境军事部署的正常反应，“通过举行演习，俄罗斯对北约在我国边境附近的军事集结作出了回应。” 近期，乌克兰官员频频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喊话，要求西方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要求已得到部分北约官员的支持。 当地时间9月14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在一次会议上称，“每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有权自卫，而这种权利并不局限于你自己国家的边界。”他表示，在军事层面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可以削弱敌人，削弱其通向前线的补给线、燃料和弹药。” 但他也强调，北约各国拥有限制乌克兰如何使用援乌武器的权利。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已于13日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熟悉相关情况的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斯塔默可能是在寻求拜登的批准，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风暴阴影”导弹扩大对俄罗斯的打击。报道称，两国领导人尚未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 对于乌克兰寻求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腹地，普京此前警告说，取消这一限制将大大改变俄乌冲突的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冲突，俄方将作出“适当回应”。 “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延伸阅读打不过俄罗斯 1.4万乌军突然掉转枪口欲拿俄盟友开刀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乌克兰心生一计，调集1.4万大军陈兵边境上，打算先拿俄罗斯的盟友国开刀。近日，白俄罗斯政府高层公开表示，约1.4万名乌克兰士兵集结在白乌边境，在这个敏感时刻显然是“没安好心”。此前白俄就曾拉响警报，约三分之一的白俄军队被派往白乌边境，应对乌克兰的“敌对政策”，而乌方则要求白俄赶快撤兵，停止这种“不友好”的举动。乌克兰士兵集结结合公开信息来看，乌克兰的表现就像是打不过俄军，于是选择“先挑软柿子捏”，找上白俄这个俄罗斯的忠实盟友来较量一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一是乌克兰究竟有多少士兵，竟然在和俄罗斯双线作战的前提下，还能陈兵边境对白俄“秀肌肉”？有不少人猜测，这些士兵很可能大都是二线部队，或是没怎么受过训练就被拉上战场的平民，还有人表示北约在其中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很可能派遣了大量“雇佣兵”给乌克兰壮大声势。第二个问题则是在乌东战场战事不利，库尔斯克战场僵持不下的背景下，乌克兰还敢主动挑衅，万一真的激怒了白俄，乌军做好了三线作战的准备了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结合几个方面的信息一块来谈：首先，白俄从始至终都不想被卷入这场冲突当中的态度十分明显，因此哪怕乌军主动挑衅，白俄的应对策略也更多倾向于自我防卫，而非主动还击，从这一点来看，乌方要承担的风险不算太高。白俄边境战争风险猛增其次，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从来就不单纯，其背后往往有北约国家或直接或间接的授意，因此从表面上看是乌克兰单枪匹马同时挑战俄罗斯和白俄，实际上说不定很多北约国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准备下场了。这并非空穴来风，几乎就在乌军压到边境的同时，白俄罗斯陆续观测到波兰以及一众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蠢蠢欲动。其中波兰作为“反俄”急先锋的行为最为激烈，多达8000人的部队被部署到了白俄边境，各类火炮系统、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排除乌克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将白俄罗斯卷入这场冲突为由，获取北约更广泛的支持，引入波兰、芬兰等国的军队挽救乌克兰濒临崩溃的防线。如果这种猜想成为现实，将意味着俄乌冲突不可避免地开始外溢，白俄被卷入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继续加码，这场冲突的规模将难以想象。俄白或进一步加深联系在这一连串的变动中，最无可奈何的当属白俄政府，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白俄也在早做准备，向俄罗斯求援。据白俄高级官员透露，将于2025年通过新版俄白联盟国家安全构想及安全保证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俄罗斯和白俄两国共同对抗美国、北约和欧盟不友好国家政策，显然是在提前做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极目新闻记者 舒隆焕9月15日，有网友发视频称，14日在甘肃天水羲皇大道西路，一女孩掉进路边窨井，路人用梯子救人，孩子父亲担心责任划分不清阻拦施救，称应该先报警。15日，知情人对极目新闻记者称，孩子父亲估计是为保留证据或担心造成二次伤害，最终路人先录下视频后，将孩子救起送医。孩子掉进路边井（视频截图）15日，一名知情人士对极目新闻记者称，14日上午一名女孩路过天水羲皇大道西路，掉入路边窨井里，附近商户拿来梯子欲救孩子，遭到孩子父亲的阻拦。一位参与施救的人员称，孩子父亲起初阻拦施救，执意要先报警等警察到场，估计是担心后续难以进行责任划分，也可能是怕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在路人的劝说下，众人先录制视频保留证据，后将孩子救了起来，孩子被其父送往医院救治，“我不了解后续处置情况及孩子的伤情。”图为事发现场（视频截图）记者尝试联系孩子父亲了解情况未果。上述施救者称，路人是出于好心救人，孩子的父亲本意也是想救孩子。希望网友理性看待此事。事发地一名商户表示，多年来羲皇大道上的基础设施并未完善，路边窨井维修不久井盖丢了，没有围挡和警示牌，存在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上述施救者表示，事发后窨井维修工作已开展，并设置了围挡。辖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称，将向该局市政部门了解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天水市住建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羲皇大道上的基础设施虽有不完善之处，但不提倡孩子父亲“阻拦施救先报警”的做法，他们理解孩子父亲的心情。孩子遇险，第一时间应该先救孩子，同步报警求助，再联系相关部门找到责任方。该工作人员建议，孩子家长后续可联系市、区住建局，对接市政部门，进行处置。（来源：极目新闻）延伸阅读地面坍塌女子坠入11米深坑 亲属：手机被人捡走近日，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一处堆放建筑材料的地面突然坍塌，一名女子坠入11米深坑。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9月13日，受伤女子的亲属称，伤者已做完开颅手术，目前还未苏醒。事故发生时，伤者遗失了手机，因手机有重要资料，亲属希望拾得者能归还。消防人员营救被困女子据华商报大风新闻，网上一段3分20秒视频显示，一个堆放着木材的地方地面有一个圆弧形的洞，下面是一个竖井，井底躺着一名女子。一辆大型吊车将一名背着氧气瓶戴着氧气罩的消防救援人员和救援设备缓缓放进井里，在井上多名消防救援人员配合下，井底那名女子被救了上来，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被救女子的丈夫王先生称，事发现场是他们租来做建材生意的地方，主要经营建筑模板。妻子是达州当地人，平时在场区帮他打理生意，当天她在清理堆码模板时发生意外。他说，他们根本不知道那里有洞，事发当时妻子在接电话，脚下突然坍塌出现一个大洞。“她是9月10日上午8：44左右掉下去的，我是当天上午9：31发现的，于是马上拨打119求救。”接到报警后，救援队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营救。救援队观察现场发现，那个洞深约11米，周围呈凹陷状，呈反C形，随时有继续坍塌的可能。于是救援人员对被困女子进行通风增氧，及时给她补充水分，还请来随车吊和大型挖掘机救援。一名救援人员表示，他下到井底时看到那名女子右手明显骨折，脸上有一个十字型伤口。救援队通过多功能担架利用随车吊往上升将她救起，“当天天气炎热，救援人员花了1个半小时才成功救上来。”图为救援现场据了解，坠井女子36岁，获救后，她被120救护车送往达州市通川区人民医院救治。做完开颅手术后，该女子被送到ICU进一步救治。一名亲属称，事发时该女子正在接电话，坠入那个深井的瞬间手机摔了出去，后来通过监控发现被一名男子捡走。手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电话号码等资料，亲属们多次联系该男子希望归还，开始打电话对方不接，后来接通后被挂断，至今一直没有归还，“我们的意思是手机可以送给他，但里面的珍贵资料希望能让我们拷出来。”通川区复兴镇政府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高度重视，该女子已脱离生命危险，地面为何突然塌陷深洞事发原因目前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戈瓦尼被警方逮捕当地时间9月13日，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29岁女子申尼萨·戈瓦尼（Shenissa Govanni）在威斯敏斯特裁判法院被判处18个月的社区服务，包括30天的康复活动要求和100小时的无偿工作。戈瓦尼穿着黑色大衣戈瓦尼最初被捕是因为她在今年2月17日参加了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当时她穿了一件印有哈马斯头像的黑白T恤，并在标牌上写着，“85%的哈马斯士兵是孤儿”。但值得注意的是，戈瓦尼衣服上的哈马斯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他们的发言人阿布·奥拜达（Abu Obaida）。也因此，戈瓦尼当场就被伦敦警方逮捕了。地区法官丹尼尔·斯滕伯格（Daniel Sternberg）在法庭上批评了戈瓦尼的行为，他认为“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情况下让人有理由怀疑”戈瓦尼支持哈马斯。戈瓦尼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斯滕伯格法官告知戈瓦尼，“很明显，你很清楚你的T恤上展示的是什么形象，但你依然选择穿上它。”而据《每日邮报》报道，在戈瓦尼参加抗议的前几天，也就是2月13日，她曾与友人谈到有关这件T恤的事情，并开玩笑说，她很可能会因此被驱逐出境。但戈瓦尼的辩护律师努尔·海达尔（Nour Haidar）并不认为她说这些话会伤害到其他人，并表示这只是她与朋友之间的私人谈话，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将这些内容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街上抗议的人群海达尔解释称，戈瓦尼穿上哈马斯T恤只是为了抗议中东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以及对该地区战火不断的“批评”。这位律师还指出，戈瓦尼一直在“努力理解战争的意义”，她对战争给中东地区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感到“极度痛苦”。据悉自从去年10月起，戈瓦尼就对巴以冲突非常关注，她在与朋友聊天时就曾提到，“整个国家都被摧毁了，但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我不谴责哈马斯，也永远不会谴责他们。”被轰炸的加沙城而去年12月15日，当看到有很多巴勒斯坦小孩被炸死后，戈瓦尼更是控制不住情绪，抱着她的侄子一直哭。但在法庭上，戈瓦尼坚称她“不支持哈马斯，也不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并表示“我希望看到所有人都享有和平，不再有不必要的死亡。“海达尔律师也为戈瓦尼辩护称，这件事对她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她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因此“深感懊悔”。哈马斯武装分子之后，斯滕伯格法官对戈瓦尼进行了综合评估，包括“对她性格的正面评价，她在被捕后的精神健康状况，以及她在被捕后受到的网络争议”，并给出了判决。斯滕伯格表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戈瓦尼穿着哈马斯T恤对其他人造成伤害，但她依然要接受社区惩罚，同时还要支付85英镑（约合790元人民币）的诉讼费和114英镑（约合1060元人民币）的受害者附加费。图源：Dailymail,Bing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