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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正在新闻》接到乘客刘朝东的爆料称，他两年前搭乘T3出行经营的网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刘朝东与司机均重伤二级。由于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刘朝东向《正在新闻》提供的起诉书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刘朝东乘坐的小型轿车沿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速突然飙升至148.6km/h，并撞上绿化树，导致本次事故。刘朝东回忆，轿车经过某颠簸路段时速度突然加快，慌乱中他要求司机刹车制动，却被告知车辆刹车失灵，无法停下。图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事发后，司机在笔录中称已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定车速失控的原因。T3出行平台方面则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网约车失控的惊魂40秒2022年4月8日下午，刘朝东通过T3出行手机app叫了一辆车，准备从荔山大厦附近前往木屋烧烤南新路店。这是一辆白色东风风神E70新能源车，车牌号为粤BD83057。事故发生后，刘朝东从交警处获得了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及道路监控视频，结合自己的记忆，试图还原出车速失控的这40秒。车子沿北环大道行驶期间一切正常。进入深南立交匝道，经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段时，刘朝东感觉车子的速度突然加快。“因为路面颠簸，速度又快，我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来了，还好有安全带拦着。”刘朝东坐在车子的后排右侧，刚好能够看到车辆的仪表盘，仪表盘显示此时的车速为60km/h。车子急剧加速，刘朝东本能地握住车顶的抓手，又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里，刘朝东大喊：“师傅，刹车！”却被师傅告知：“刹不了啊！”“我感觉在整个上弯道的过程中车子一直在加速，基本上是贴着道路左侧的石墩护栏在行驶。”刘朝东说，车子驶出匝道进入直行路段时，速度更快了，到下坡路段，仪表盘显示的车速已经接近150km/h。他向《正在新闻》回忆，当时这辆车的速度比路上其他车子快得多，轰鸣声也很大，他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命了，“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尽管如此，刘朝东还是朝司机大喊着“淡定”，“我没法留意他是怎么操作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了”。深南大道上车流量比匝道大得多，眼见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车子由中间车道冲上左侧车道，紧接着又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冲去。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刘朝东喊着“别撞！”仍然只听到司机“停不了车啊”的回应。刘朝东还来不及反应，车子就已经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刘朝东记得，冲上绿化带后车子有一瞬间腾空了，而后撞飞了几根支撑绿化树的铁杆，两棵树也跟着倒下，失控的网约车这才停了下来。车子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道路监控视频里，冲上绿化带的车子激起烟尘，被支撑绿化树的铁杆改变了方向，硬生生横过来的车子像醉汉一样失去控制，最终被绿化树拦了下来。“撞上的瞬间我两眼一黑，感觉就像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面全是灰，什么都看不清，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头上好像有血，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也碎了。”刘朝东向《正在新闻》回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事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粤BD83057号小型轿车沿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头与道路左侧的绿化树发生碰撞。此外，碰撞产生的碎片还殃及对向车道，撞击了另外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李明是对向车道被撞击车辆的车主之一。当时，李明正沿深南大道往宝安方向左侧第三条车道行驶，突然听到了很大的撞击声，自己的车子也被飞过来的碎片砸到了。下车查看后李明发现，自己车子的车头、车顶、车身左侧都有受损，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面目全非，横亘在对向离绿化带最近的车道上冒烟。图为事发现场的画面一直到被送上救护车，刘朝东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觉得“不太对劲，使不上力气”。网约车停下后，他想到电动车容易着火，下意识想离开车子，尝试拉了两次车门才勉强打开。从下车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蹲在车后十来米的位置，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事发原因成谜2022年4月至今，多个鉴定机构均未能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也仅获得T3出行平台垫付的部分医药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失控情况及失控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也认为，基于送检检材，无法判断事发前车辆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加速踏板等系统和部件是否存在故障，无法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人操作所致。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朝东说，他当时坐在后排，看不见司机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但根据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提供的行车数据及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刘朝东认为，不能排除司机疲劳驾驶、紧急状态下无法辨清刹车和油门的可能。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显示，碰撞发生前，事发车辆的油门踏板持续较长时间被踩至100%，在此期间不存在制动动作。而在2022年4月8日当天，截至事故发生前，事发车辆共计行车8.16小时。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汽车当天第一段行车记录发生在凌晨——4月8日凌晨零点五分至凌晨两点，司机陈伟是在网约车上度过的。在事故发生前的4.5个小时里，除短暂停车外，事发车辆也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司机没能按照法律规定，行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如果司机在下午五点的时候按规定休息，事故就不会发生。”刘朝东说，这可能是由于司机承担着高昂的车辆租金和高比例的平台抽佣，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乘客却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出行风险。司机陈伟则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失去了记忆，对于刹车是否失灵、自己有没有踩刹车等关键信息，更是无法说清。“我昏迷了13天，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听老婆说起才知道出了事故，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陈伟说。至此，事故发生原因成谜，T3平台也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员操作所致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在垫付5.4万余元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朝东的二次手术费用，“至于赔偿（的诉求）更是直接拒绝”。“我找网约车平台、车辆所有方、车辆制造厂、司机、保险公司，他们都觉得自己没责任。这是我作为乘客维权的尴尬点。”刘朝东对《正在新闻》说。司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刘朝东结肠、小肠破裂，多部位受损，先后四次住院，经历了多次手术。2023年3月，刘朝东做完最后一次手术，身体初步恢复，但仍面临着远高于常人的肠梗阻、肠内疝等疾病发生风险。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前，刘朝东在能源行业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任务需要在室外一线完成。刘朝东告诉《正在新闻》，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无法正常生活，始终处于住院、病休状态。偶尔出现在工作场合，他也只能在办公室待着。刘朝东说，这次事故对他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的困难就是资金——医药费花去17万多元，工资也陆续被扣掉十来万元，T3出行平台和车辆所有方深圳欧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共计十万余元医疗费完全无法覆盖。刘朝东原本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上下，病休期间，他的月收入有时只有一两千元。2009年，刘朝东和妻子来到深圳工作，事故发生时他37岁，女儿才九个月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来到深圳生活。出事后，妻子也不得不常常请假，家里还还着房贷，不得不动用存款维持生活。司机陈伟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他是湖北随州人，事发时49岁，听说在深圳开车能挣钱，2016年陈伟经人介绍到深圳开出租车。在此之前，他在湖北老家开了二十多年农用车，拉木头，家里也种着香菇。陈伟告诉《正在新闻》，那时收入不稳定，光景好的时候，他一年到头能收入十来万元，少的时候就只有五六万元收入。2021年底，听说网约车平台有奖励，他从T3出行平台租下这辆东风风神新能源车，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极少的月份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出事后，陈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后来看东西重影，听力、记忆力都有损伤，还会不时头痛，没法继续开车，他就回了湖北老家。现在，陈伟在老家种着十多亩水稻，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从深圳回家后就贷了十七八万元的款。陈伟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害者。和刘朝东的遭遇一样，T3出行平台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也不再谈及赔偿相关的事情。“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他的费用要我自己想办法。”陈伟说。看到刘朝东在社交平台讲述事故发生的始末，陈伟也希望事情能有个了断。“第一要生存，第二孩子要读书，我希望多少能赔一点钱给我。”陈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网络主播带货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为了牟取畸形利益而践踏法律。文 | 王嫱近日炒得沸沸扬扬的“香港美诚月饼”涉嫌虚假宣传一事，官方终于出手了。今天（9月17日）中午，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引发关注。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三只羊公司被立案调查事件的起因是近日，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等主播在直播间声称“香港大牌美诚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但产品信息显示，该产品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小杨哥直播间截图01所谓的“香港大牌月饼”2019年才创立，只在广东生产，香港没门店中秋前夕，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各大主播直播间均在售的一款名为“香港美诚月饼”引发大量争议。小杨哥在直播间带货时称，这款“香港美诚月饼”卖了100多万单，里面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随后，不少网友留言称从未听说过“香港美诚”。有网友在香港hktvmall等主流网购平台查询发现，美诚月饼未在香港主流网站出售，搜索页面只出现美心等知名香港月饼品牌。网友晒出的美诚月饼产品信息显示，该产品印有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美诚食品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张绍主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产品信息显示，该产品生产方有两个，一个是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9月14日，美诚月饼客服回复称，“美诚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证书的，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客服介绍，美诚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需求，在广州与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与生产基地。美诚承诺，每款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目前店铺除平台外，暂不与第三方合作。有媒体探访了广州美诚内部，发现其文化墙上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其中提到，2019年，美诚集团正式在香港成立，开创旗下三大品牌；2020年，内地建立占地10000平方米第一生产基地，专注高端食品研发、生产；2023年，佛山市南海区、广州市从化区两大全新工厂建成投产，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美诚智能制造及高端食品研发中心项目正式启动。图为香港美诚食品公司 图源：澎湃新闻广州美诚相关人士承认，拥有“香港品牌”身份的美诚月饼，确实是在内地生产。他表示：“（网上质疑）我们为什么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我相信，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在香港注册品牌，不能够到内地生产的，对不对？如果说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话，也可以拿出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但不少网友认为，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的上述带货话术，会让很多消费者认为该月饼是香港传统品牌，甚至产自香港。02三只羊被立案，其他卖“香港美诚月饼”的怎么处理？相关律师表示，商标的保护具有地域性，境外注册的商标在境内并不具备自动的法律效力。如“疯狂小杨哥”直播间售卖的美诚月饼，通过包装和宣传让消费者误以为是香港生产的产品，而实际产地在广州或佛山，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的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相应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如今，小杨哥所在的三只羊公司被立案调查，但售卖“香港美诚月饼”并不是它一家。香港影星曾志伟现身小杨哥直播间带货美诚月饼，其儿媳王敏奕也在直播间中露脸，并祝贺大杨哥和小杨哥开业大吉。香港影星曾志伟现身小杨哥直播间8月21日，三只羊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曾志伟、谭咏麟、钟镇涛、陈浩民等香港明星出席开业晚宴。但现如今，曾志伟对于“香港美诚月饼”讳莫如深。9月15日，曾志伟现身港姐决赛，现场有人刚说到“月饼”二字，他便放下话筒离开。曾志伟未回应月饼风波“交个朋友”垂类直播间也曾中招。日前，罗永浩回应了美诚月饼风波。罗永浩在直播时表示：“最近爆出来的那个香港美诚月饼，我们查了一下我们公司没卖过，但我们（旗下）小的垂类直播间好像也中招了，卖了一些，现在他们正在紧张排查资料。我们有几十个直播间，如果你们在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那个美诚的月饼，查完了，这一两天也是退一赔三的。”罗永浩回应美诚月饼风波对于“香港美诚月饼”事件，人民网刊发评论称，各路“网红”月饼纷纷亮相，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这是好事。但是，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信息真实有效，并强化对平台内主播及其经营活动的审核监测等。网络主播带货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为了牟取畸形利益而践踏法律。参考资料：红星新闻、九派新闻、澎湃新闻、每日经济新闻、大象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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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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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