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证明方式上，在固定参赌人员的前提下，对赌局采取整体与具体、概括与精准相结合的证明方式。首先，必须选择由固定的参赌人员参与的赌局，将这些赌局作为赌博受贿的认定事实，确保赌资始终处于内部封闭循环的状态，即其他参赌者输钱的数额必定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赢钱的数额。比如，国家工作人员一般固定与甲乙丙三名请托人打牌，大约打牌40场，此外，由于偶尔丙有事，老板丁代替丙，与国家工作人员和甲、乙四人打牌约3场，此时，应将赌博受贿的认定范围框定于仅由国家工作人员与甲乙丙三人参与的牌局，确保甲乙丙3人在上述40场牌局中输的钱恰好等于国家工作人员赢的钱。对于丁参与的3场牌局，由于有丁的存在，甲乙输的钱不完全等于国家工作人员赢的钱，因此不将该牌局纳入计算受贿数额的范围。其次，由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参赌者、证人，围绕参赌人员、赌博方式，赌博的大致时间、地点、频次、总体输赢，以及单次赌局的大致持续时间、输赢情况等内容进行整体交代，这些言词证据往往相对笼统、概括，不够精准，缺乏具体细节。在上述证据基础上，围绕参赌者均能回忆起来的几场单次赌局(如打牌时间为特殊节点、赌博中有突发情况等)，由参赌者详细讲述具体牌局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赌资大小和单次输赢金额，并尽量调取其他相关证人和外围客观证据进行补强。最终在证据上，形成整体与个别、笼统与精准、概括与具体，以及参赌者交代与证人证言、言词证据与客观证据相互结合、互相支撑的证据体系。再按“取最小值”原则，认定赌博受贿的事实和具体数额，此种方法既满足了刑事犯罪证明的最低标准，又最符合“无通谋型赌博贿赂”客观实际情况。(艾萍)

　　记者梳理2月6日各地发出的境外游首发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与此前动辄30~40人的出境游大团相比，几个首发团都控制了收客规模，团队人数维持在10~25人。而从游客组成来看，涵盖老中青各年龄层，这也意味着游客对出游产品的需求各有不同。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在注册制试点下，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全面注册制下，将会有更多类型的企业获得市场融资支持，进而有望带动我国高科技等产业摆脱发展掣肘，换挡升级。”

　　天津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强化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公平竞争环境建设。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

　　下班路上听音乐，周末追剧消磨时光，是很多人的日常写照。但想听的歌、想看的剧都要开通会员，让人苦恼不已。

彭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