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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原标题：国泰回应CX253航班旅客被辱骂事件：保持零容忍态度，拒绝二位滋扰他人的顾客未来搭乘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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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24年9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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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王红珍（化名）收到了山东滨州中院的举证通知书。因不服女儿李璐（化名）被判敲诈勒索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判决结果，她此前向滨州中院提起申诉。王红珍申诉已获受理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李璐将其录制的滨州阳信县信访局原局长刘某某的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李璐刑事责任。涉案视频截图此外，法院还认定，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犯侵犯个人信息罪。两罪并罚，决定对李璐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二审期间，李璐始终不认罪，律师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王红珍申诉称，李璐认为受到刘某某言语侮辱，提出赔偿请求具有正当性，其没有以威胁或要挟方式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目前其申诉已获滨州中院受理。被控敲诈等罪获刑生于1987年的李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2018年底，李璐回到老家滨州阳信县。2019年年初，李璐开始向相关部门举报其初中班主任史某某，并在网络平台发帖，称她在初中时遭史某某侵害，在大学就读期间，史某某还通过聊天工具向其发送淫秽图片和视频。针对李璐的举报，阳信县相关部门2022年7月回复称，因李璐所称被侵害一事仅有本人指控，无其他证据证实，不符合立案条件。阳信县纪委监委在受理举报后，根据李璐所提供2006年—2009年间的证据材料及其他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给予史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二年），以及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决定。李璐（化名）控告史某某强奸一案未被立案史某某被处分后，李璐多次找到史某某，二人发生多次冲突，其间李璐遭推搡或殴打，公安机关对史某某先后作出三次行政处罚决定。李璐对其中惠民县公安局何坊派出所和阳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的处罚决定书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6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两份终审判决，以处罚“明显畸轻”等理由将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并责令惠民县公安局和阳信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李璐的报警依法作出处理。李璐的母亲王红珍称，此后李璐就阳信县公安局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开始上访。李璐敲诈勒索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7月29日，李璐前往阳信县信访局上访，与时任信访局长刘某某发生争执，李璐将事发过程进行了录像，称遭刘某某辱骂并将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当年7月31日，刘某某被阳信县政府免职。同日，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李璐将视频隐藏。8月26日，李璐提交行政赔偿申请要求刘某某和县政府、县信访局共同赔偿她30万元。8月27日，李璐再次将视频发布，公安人员再次找其删视频，并让她和刘某某见面解决赔偿事宜。8月28日，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李璐与刘某某见面协商。法院调取的手机录音、监控录音证实，李璐要求刘某某与县政府、信访局共同承担30万元，建议刘某某个人承担10万元，并表示对总金额不会让步，如果刘某某少承担，剩余的必须由县里承担。刘某某当面道歉，并同意赔偿10万元，并当场转账2万元。之后，刘某某于2022年9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9月23日，李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侵犯个人公民信息罪被捕。2023年8月25日，阳信县法院一审判决李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审（上）、二审（下）判决结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家属申诉已获受理李璐不服并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先后延长审理期限四次。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滨州市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经山东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经最高法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滨州中院二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与一审一致。滨州中院评判认为，本案中李璐将其录制的刘某某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隐藏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被害人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滨州中院认为，李璐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了利用网络民事维权的范围，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应受刑罚处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本案中李璐所安装的定位仪器，能够在立体空间上显示涉案车辆所在的任何位置，从而识别出车辆驾乘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与外界联系等活动的行踪信息，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查获在案证据显示其非法获取的轨迹信息即达71条，已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该71条轨迹信息无论系史某某个人驾驶、还是其家人驾驶车辆，均属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对李璐罪名及刑期的判罚。在一审二审期间，李璐未认罪，其律师也为其进行了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李璐的母亲王红珍提起申诉，认为李璐提出索赔的请求具有正当性，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另鉴于李璐与史某某的特殊关系，其安装定位器的目的及获取史某某相应的个人信息后的举动，李璐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用于非法目的的犯罪故意。目前，滨州中院已对王红珍的申诉予以受理，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当天，王红珍收到了滨州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原标题：国泰回应CX253航班旅客被辱骂事件：保持零容忍态度，拒绝二位滋扰他人的顾客未来搭乘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

（原标题："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分发寻呼机，他们都检测过"）

近日，张蔷（化名）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反映，她在多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多个招“卵妹”的广告，“太明目张胆了”。张蔷在深圳做主播工作，之前加入了一些“主播通告群”，看到群里经常有人发这类“招聘广告”后，她决定曝光。在张蔷与“招聘中介”的对话中，对方称在正规医院取卵，价格和身高、体重、颜值、学历等因素挂钩，如果应聘者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的价格。还有的“中介”称，年满18岁即可报名。目前，我国有精子库，但没有卵子库，任何形式的商业化捐卵和供卵行为被明令禁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行为。记者和一名“招聘中介”的对话，该“招聘中介”会以这些信息综合给出价格。有律师称，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多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此外，生殖科专家表示，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后续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而促排卵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等，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长得漂亮”可出价5万9月8日，张蔷（化名）告诉澎湃新闻，她所在的多个“模特通告”“主播通告”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多条招聘“卵妹”的广告。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截图显示，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布“大量招全国志愿者（长期有效）仙女们来”的广告。招聘要求为：“要求女生成年就可，身高150CM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不限专业，根据身高学历综合给价，时间：8-10天2-10w/结束立结，仙女18-28岁无不良嗜好，不用交任何费用绝对靠谱，中介和男士勿扰！”该招聘广告附有微信号。“我很好奇很气愤，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张蔷称，她加过招聘广告上的微信号，以想做“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手术在广州一家医院进行，安全可靠，很多人都在做，会根据“卵妹”的外貌、身高及学历综合评估给出价格。张蔷提供的和对方的聊天内容显示，对方称她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左右的价格。澎湃新闻记者以咨询“卖卵兼职”为由，添加了上述招聘广告留下的微信号。其中一个微信账号的昵称是“爱心”，头像是一名卡通护士。对方表示，要提供身高、体重、学历、年龄及5张自拍照，1张全身照，甚至还要统计供卵者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通过张蔷提供的另外一则招聘“卵妹”的广告，澎湃新闻记者加上了一名“中介”的微信。记者以应聘“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除了需要提供身高体重颜值，学历还要告知是“几本/统考/艺考/函授”。对方称满18岁即可报名，同时要告知目前的职业状态，是学生还是工作或待业。这名“中介”的朋友圈也多次发布带女孩在门诊抽血检查的画面。在今年7月13日的一则朋友圈推送中，该“中介”发布的“沉浸式取卵”视频中，有3名疑似医务人员在操作手术台。“取卵”完成后，有“助手”把“卵泡液”放在一台机器前，并称“要把卵泡液里的卵子尽快找出来”。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显示，其带“卵妹”去门诊。 截屏图“中介”称在别墅里取卵因为自知游走在“灰色地带”，对于在哪里取卵，“中介”们讳莫如深：“我们跟医院一样，高端诊所”“正规医院，我们不存在小诊所”“都是正规医院，正规有资质的私立医院”。其中一名“中介”给澎湃新闻记者发来了私立医院的环境视频。“我们做的（得）很大，不是在租的公寓里，我们是在别墅里，但是我们里面的设施跟三甲医院没有区别......”尽管话术模棱两可，但为打消“卵妹”的顾虑，“中介”们信誓旦旦。据张蔷介绍，其中一名“招聘中介”所指的医院是“香港静雅医疗”，位于广州市。张蔷曾把和“招聘中介”的对话发到社交平台上。但有自称是该医院工作人员的社交账号私信她，否认该医院有“取卵”行为，称系被冒充。前述“中介”微信号的朋友圈今年5月28日发布了一则“招聘专业护士”的内容，要求“全国出差，人要老实，年龄35岁以内.......”在今年5月21日，其发布朋友圈称：“小姐姐来我们成都的分公司安排启动，快来顺利赚米。”“最近外面各种风声雨声~好乱？都与我们无关！安全靠谱，选择我们就对了......谢谢所有第一次报名和第二次第三次报名的姐妹~必须暴富。”这则朋友圈附有多张从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机票信息。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 截屏图在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担心后，“招聘中介”安慰称，这些卵子会捐给不孕不育的家庭。9月12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称，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邢鑫介绍，《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邢鑫认为，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相关技术的医疗价值、立法及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存在如何具体实施刑事治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进行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就微信群里有人发布此类招聘广告一事，9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联系腾讯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未获有效回复。专家称可能影响健康生育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中医主任医师刘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正规医院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执行，坚决禁止买卖卵子、代孕这类违法活动。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到自己以后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还有促排卵的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刘颖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工作了将近20年，遇到很多卵巢功能下降和试管取不到卵的患者，也接触到很多因不孕不育症而痛苦的家庭。有些家庭实在没有生育能力，又不符合福利院收养孩子的条件。“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因此，她认为，国家一方面严抓非法代孕卖卵，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允许更人性化的举措，例如合法的卵子捐赠。为合法的卵子捐赠，相关部门也在努力。2019年9月份，国家卫健委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88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为《答复》）中，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及时建立公益性捐卵制度暨人类卵子库的建议》予以答复。《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委托相关单位围绕卵子捐赠的必要性、科学性、安全性和可行性，组织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专家从技术、管理、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研究论证。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秉承有利于赠卵者和受卵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严防商业化等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卵子冷冻技术发展，做好非商业化赠卵可行性分析，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审慎推进临床应用，以适应技术发展和群众需要。推动非法采供卵入刑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非法取卵行为，相关部门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多部门联合严厉整治。2003年颁布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明确规定：“供精、供卵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禁止买卖”，并对赠卵的适应证和基本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有委员提出《关于禁止地下“商业买卖卵子”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教育部、公安部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除医学问题外，还涉及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答复称，在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卖卵和代孕等不法行为方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1〕323号），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有委员提出《关于建议完善立法治理非法违规取卵乱象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有限，目前刑法中没有“组织出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罪”相关行为入刑表述。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积极推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对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努力推动从刑事法律层面将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入刑。答复还称，2013年以来，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多部门联合执法，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政法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开展严厉打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强化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全链条管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卫健委表示，下一步，该委将与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切实保障群众生殖健康合法权益。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邵竞来源：作者：澎湃新闻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