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本报记者 赵昂

　　《工人日报》(2023年11月04日 03版)

　　根据民政部等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各级民政部门要逐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今年9月，江西省峡江县社会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发现当地巴邱镇一名二级肢体残疾人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2万元，第一时间将这条信息反馈给乡镇开展摸底排查，核实后按程序将其一家四口纳入低保，并实施临时救助。这名肢体残疾人得到救助，正是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成果的一个缩影。

　　根据民政部等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各级民政部门要逐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通过多种方式完善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开展跨部门信息比对，实时监测发现低收入人口的困难风险，分类处置预警信息”。目前，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经归集6600多万低收入人口的基本信息。

　　“大数据+铁脚板”主动摸排

　　峡江县巴邱镇这名受到救助的二级肢体残疾人，夫妻双方每月退休金加零工收入约6000元，两个女儿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生活原本其乐融融。但由于这名残疾人被确诊为帕金森并脓毒血症，一家人本来美好的生活就此打破。

　　有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救助帮扶机制，一家人得到的救助不局限于纳入低保和得到临时救助金，县民政局将其信息推送至医保、残联、教育等部门，协调实施医疗救助金，并落实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困难学生学费减免政策。

　　在江西省，类似这样被主动发现，及时救助的案例还有很多。通过“大数据+铁脚板”的工作模式，实现了“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今年，该省已经将356万低收入人口纳入动态监测范围，线下则建立了以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作人员为主要力量的主动发现队伍，把摸底排查融入基层日常工作，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走访摸排和救助对象探视巡访，今年以来全省主动发现摸排46.45万人次，通过摸排纳入低保3.16万人。

　　大数据摸排的成功，得益于打破壁垒，实现各个部门数据的共享。在山东省滨州市，“e家大数据”综合信息平台整合了16个部门(单位)40余项社会救助事项，共享33个部门数据。

　　在基层“拉网式”排查过程中，从县到基层社区，“铁脚板”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无棣县碣石山镇的一名智力三级残疾人，母亲常年在家照顾他和弟弟，家庭经济来源全靠父亲一人，生活步履维艰。村级民政协理员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上报，镇民政所核实，按照程序为这名残疾人办理了“单人户”低保。

　　不能等群众自己来找政策

　　“他是新政策的受益者，按照过去的低保政策，他家虽然困难，但是不符合整户纳入的条件。现行政策规定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按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请，惠及了更多苦难群众。”无棣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超说。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瞿靖镇一名居民，今年4月查出淋巴癌、糖尿病和脑萎缩，看病住院已经自付费用4万多元，后续治疗还要花费不少。“让困难群众享受到救助政策，不能等群众自己来找政策。”乡镇工作人员收到医保局数据推送后，第一时间通过家庭经济核对和入户核查，结合这名居民的患病情况和生活情况，将其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围，并给予临时救助金。

　　“‘低保一件事一次办’太好了，只要填一张表，就帮我们申请了孩子的教育资助、水电费减免，都不用我们自己去跑。”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北门街道一名低保对象说。“这要是以前，我得拿着低保证、户口本等资料跑多个部门，很不方便。”这名低保对象一家三口，丈夫先天性脑萎缩、肢体四级残疾，女儿还在读小学，通过“低保一件事一次办”，这个家庭得到了水电费减免、教育救助、残疾人生活补贴等专项救助。据悉，江西省的“低保一件事一次办”将群众原本要跑7个部门递交21份材料才能办理的7项救助事项，简化为只需要在一个窗口勾选一张表单。

　　在宁夏，社会救助模块被嵌入“我的宁夏”APP，实现了低保、特困人群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事项“指尖办”“掌上办”。

　　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以前，相对于低保和特困人群，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的救助帮扶政策少，很多时候是认定了身份，相应的政策跟不上。”江西省东乡区民政局工作人员饶增辉说，“去年，省里明确这两类群体可以享受的政策，我们也可以根据对象需求，协调相关部门给予他们更多帮扶。”截至目前，东乡区共纳入支出型困难家庭131户285人。

　　东乡区一名居民，平时帮别人开车有一定收入，配偶没有固定收 入，两个孩子读书每年都要花费2万多元。当地在核减一家人刚性支出后，将其一家人认定为城镇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不仅得到了生活补贴，也通过一些项目解决其家庭开学费用筹措难问题。

　　在分类救助过程中，社会力量也在发挥着作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一名居民被查出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今年5月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花费99.54万元，经过报销后还需要自行承担38.58万元，后续排异还需要大量治疗费，家庭因此负债累累。该市“安心纾困”慈善基金为其提供了23.15万元的救助金。

　　有基层工作人员表示，社会救助不再仅仅是“缺钱给钱、缺粮给粮”的物质救助，更是要通过不断提升救助水平和服务质量，通过“物质+服务”“慈善+救助”等模式，广泛吸纳各类社会资源，将社会力量聚集起来。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一名居民，于去年11月患急性脑梗，下肢和手臂瘫痪，言语不清，独居公租房，生活不能自理。当地将其纳入低保对象，并招募志愿者照料其生活起居，动员热心居民和邻居实时看护，还发动爱心企业捐款捐物。

　　多方合力的救助也让受助群众有了为美好生活奋斗的信心。利通区上桥镇一名劳务移民，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夫妻两人打工，后因孩子年龄小，妻子无法外出打工。当地帮助其妻子申请乡村公益岗，并申请当地民俗文化村地摊经济免费摊位，增加家庭收入。一家人奋斗生活的信心回来了。

程博仪（记者 谢伊婷）09月23日,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程博仪（记者 杨轩豪）09月23日,“老柴卧床已经有二十年了，每天都干干净净，一个褥疮也没长过。他爱人朱堂妹把他照顾得真好。”在上海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每一个来到朱堂妹和老柴家里的人都这么说。“老柴是好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会一直照顾他，等他醒来。”77岁的朱堂妹阿婆如是说。长期照顾卧床病人是一项艰辛的重任。但自从丈夫出事成为植物人后，朱堂妹已经坚持了二十年。随着她的故事在石湖荡镇和整个松江传开，她被授予2023年度“感动松江”道德模范孝老爱亲奖。在朱堂妹的子女看来，二十年来，母亲勇敢地撑起了这个家，也给晚辈树立了榜样。每天与丈夫说说话，相信他会醒来到过朱堂妹家里的人都知道，朱堂妹的床上总是放着好几条干净的床单。这些床单，都是备着给她爱人老柴替换用的，以便每时每刻保持老柴床褥的干净。房间里的空气是流通的，老柴是衣着整齐的。朱堂妹护理老柴有一套固定的护理流程，每隔3小时开始一遍：翻身、按摩、吸痰。朱堂妹给老伴注射流食每天早晨，老柴都能“吃”上朱堂妹准备好的早餐流食。流食不耐饥，朱堂妹每隔三小时喂他一次，一天共喂5次。老柴的衣物及床品每日必换一次，以便保持清洁干燥。家里的陈设一直很简单，但老柴的床榻总是布置得洁净温馨。每天，在重复照顾流程时，朱堂妹都会与老柴说说话，唠唠日常。“昨天我去给你买牛奶，这礼拜的牛奶都买好了。”“今天去了趟菜场，菜很新鲜，周末孩子们回来，家里要烧点好吃的。”朱堂妹相信，日积月累，老柴能感觉得到这种交流。她也看到了老柴的“反馈”——发出轻哼，可能是代表“知道了”或者呼唤。“流眼泪”也许是因为感伤和激动。双休日儿女在家，老柴的情绪似乎更好一些，任由儿女为他剃胡子、理发、擦身体，收拾得清清爽爽。平时，朱堂妹有事顾不过来，只要一个电话，子女也会马上赶回。“他们还是挺孝顺的，会一起照顾他们的爸爸。”朱堂妹说。当年飞来横祸，全家承诺“决不放弃”在新姚村，左邻右舍都说，从朱堂妹和老柴的故事里，他们读到了深厚的亲情和真正的爱。现在的年轻人结婚时，总会许下誓言：“无论疾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未来的日子里都会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朱堂妹是个普通农村妇女，老柴出事前在一家单位做门卫，夫妻俩不曾有过华丽的誓言，但爱让他们兑现了婚姻的承诺。老柴成为植物人，是在2004年春节。而在除夕前，朱堂妹先出了事。家里人回忆，那天，时年57岁的朱堂妹在女儿家吃好晚饭，来到门卫室陪伴正在值班的老柴。半夜，朱堂妹先感到不适，被送往医院，60岁的老柴还留在门卫室值班。朱堂妹照顾躺在床上的老伴20年之后，子女忙着在医院照顾朱堂妹，“当时医生还无法明确，出事的原因是沼气中毒”，便也没有多想。等到大年初三，家人发现联系不上老柴，赶去门卫室寻找，才发现他口吐白沫，已经晕倒许久。被送到医院，医生确诊老柴也是沼气中毒，原来门卫室隔壁浴室地下有沼气泄漏。遗憾的是，多日来吸入的毒气影响至深，医生宣布老柴已成植物人。家里人哭成一团，但也一致决定：决不放弃治疗和照料！他住院，她每天奔波；他回家，她全程陪护在松江区中心医院，老柴接受了3个月治疗，之后转往长海医院，进一步治疗了6个月，等情况稳定后又转回松江区中心医院住了两个月。植物人的治疗需时漫长，之后，老柴又在松江一家部队医院前前后后住了五六年。从新姚村到医院，路途遥远。为了方便照顾老柴，朱堂妹搬到了相对近一点的儿子家住。每天早上，她5点出门，和护工一起照顾老柴，直到晚上10点才离开医院。病友们看在眼里，都说，她比上班族更辛苦。朱堂妹照顾老伴的日常生活朱堂妹自己毕竟也是一位老人，每日奔波对她来说十分辛苦。有一天，她在回家的路上滑倒受伤了。为了母亲的安全，2011年的一天，子女决定安排父亲出院，让父亲在家休养。决定把老柴接回家后，时年63岁的朱堂妹开始学习如何照顾老柴的日常生活。在医院里，朱堂妹抓紧向护士及护工学习如何换衣服、换床单、拍背、吸痰、喂食。卧床病人的照护有很多注意事项，而只有小学文化的朱堂妹回到家里就一点点摸索，不懂了就打电话请教医生和护工，也让子女帮忙在网上搜索照顾植物人的要诀。每一件事都不容易，比如进食。她将蔬菜捣碎，与婴儿米粉混合，搅匀后用凉水冷却到30摄氏度左右，将精心配置的食物吸入注射器，再用鼻饲管注入老柴的胃里。她一边操作，一边和身旁的人解说：“千万不能太烫，胃会受不了的。”爱是二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日复一日地实践中，大家发现，朱堂妹已能完全胜任老柴的日常照护。比较吃力的活是给老柴翻身，每到这时，如果子女不在身边帮忙，上了年纪的她需要使出十二分的力气。更艰难的是，每三个月，老柴需要更换一次食管，要由专业医护人员操作。一开始是由社区医院的医生上门更换，后来朱堂妹的孙女成了护士，就给爷爷换食管。看到朱堂妹二十年如一日守护丈夫老柴，亲朋好友感动之余，也深深钦佩她的刚强。大家都知道，老柴出事前是家里的主心骨。出事后，高额的治疗费、繁重的照护压力，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农村家庭骤然陷入困境。刚出事的时候，治疗费用一天就要一万元，虽然单位负担了大部分，家里还是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危急时刻，是朱堂妹毅然决然扛起了陪丈夫四处求医和日复一日照料的重任。她总说：“没办法呀，他是我的爱人，是我的亲人，哪怕花光所有积蓄也要救他的！”从青丝到白头，朱堂妹的决心没有动摇过。她曾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案例：一名植物人被家人照顾得很好，90多岁时终于醒过来了。这也给了她信心。2021年的一天，老柴终于奇迹般睁开眼睛，当时他已经77岁了。夫妻对视的那一刻，朱堂妹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随着老柴身体的逐渐好转，她和他说话时，他也能张张嘴回应。如今，面对80岁的老柴，她仍旧相信他会好起来的。她对前来看望的亲朋好友说：“老柴是个好人，对我很好。他这辈子没怎么享福，我一定要照顾好他，让他安度晚年。”（原标题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相守诠释人间真情！77岁阿婆照顾植物人丈夫20年丨百姓故事》）

据证券时报9月21日报道，有传闻前华人首富、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即将出狱。记者从美国联邦监狱局处确认了该消息。记者在美国联邦监狱局（Bureau of Prisons）官网得知，赵长鹏当前的位置更新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长滩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Residential Reentry Management，RRM）。这意味着他正接受重返社会前的准备和评估。如果一切正常，他将在9月29日重返社会。所谓“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也被称作“中途之家”，主要是充当联邦监狱局与联邦法院、美国法警署、州和地方惩教机构的当地联络人，与联邦监狱签订合同，为即将获释的囚犯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生活。这可能包括提供安全、有组织、受监督的环境，提供就业培训、心理咨询、住房安排、财务管理等服务。美国联邦监狱局官网截图在赵长鹏坐牢期间，比特币上下波动超过2万美元。今年4月，赵长鹏入狱的时候，比特币曾达到71000美元，随后进入大幅波动，并一度跌破50000美元。最新价格则为63192美元。此前被判4个月监禁，本人：我很抱歉据界面新闻，今年4月30日，赵长鹏在美国被判处4个月监禁。此前，美国检方当地时间4月23日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称，赵长鹏在承认违反反洗钱法之后，应在监狱服刑36个月。赵长鹏已于去年11月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一职，当时他承认了违法行为，公司同意接受43.2亿美元的罚款。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1日，美国西雅图，赵长鹏离开西雅图法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美国地区法官理查德·琼斯在西雅图联邦法院对赵长鹏说：“你本来有能力、财力和人力确保遵守每一项规定，但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媒体报道截图这位前币安负责人的判决远低于联邦检察官所寻求的三年刑期。辩方曾要求判五个月缓刑。而根据量刑指南，他的刑期应为12至18个月。据外媒报道，赵长鹏在宣判前对法官说：“我很抱歉。”据报道，赵长鹏周二早些时候在法庭上说：“我认为承担责任的第一步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这里，我未能实施一个充分的反洗钱程序……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身家仍超2300亿元，是全球第50大富豪赵长鹏1977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12岁那年，他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成为一名加拿大华裔。大学时期，他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1997年，大学毕业的赵长鹏进入金融科技行业，先是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软件开发师，之后又前往纽约为彭博社工作，参与开发期货交易软件，27岁时，被称为编程奇才的赵长鹏，成了该公司新泽西、伦敦和东京的团队领导。2005年，赵长鹏在上海先后创立富讯信息（专为券商开发速度最快的高频交易系统）、比捷科技等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2013年，他从一个牌友那里了解到了比特币，并开始踏足该领域。2017年，赵长鹏携团队创立币安，发行了数字货币“币安币”(BNB)。币安英文“Binance”的名字基于单字binary和finance的组合，提供150多种加密货币的交易，包括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以及其BNB代币。2017年9月到12月，比特币价格迎来了飙涨，从3000美元涨到了20000美元，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顺势发展迅猛，三个月注册用户突破百万。成立短短半年后，币安凭借每秒140万次的交易能力，吸引到了600万用户，单日交易量超过100亿美元，一举飙升至行业第一，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同时也创造了加密货币行业的新神话。2018年一季度，币安盈利2亿美元。到2021年，币安在全球已拥有3000名员工，日交易额高达760亿美元，比其四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多。当时，币安估值已到3000亿美元。币安并未上市，也没有直接披露公司利润。不过，当时有媒体测算，仅在2021年第三季度，该公司的利润就达到了32亿美元，折合203亿元人民币。据悉，赵长鹏控制着币安的大部分股权。根据《福布斯》数据，创始人赵长鹏拥有30%的币安股份。2021年年底，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大涨的背景下，赵长鹏凭借941亿美元（约合6348亿元人民币）身家荣登华人首富，同时也跻身世界十大富豪。不过，半年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出现暴跌，赵长鹏的财富也一度缩水超80%至174亿美元。在2023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回升，赵长鹏的财富暴增，远远超过币安同意向美国当局支付的罚款。据今年4月3日发布的《2024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赵长鹏以3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90亿元）的身家位列第50。赵长鹏以330亿美元身家位列福布斯第50位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证券时报、界面新闻、公开信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